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研究成果

我在１９８４年发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一文（《文博》１９８４年创刊号），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讨论，目的就在于征求不同意见，促进这方面的进一步探讨。１９８７年刘庆柱同志发表《汉长安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一文（《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提出了商榷的意见。我在１９８９年发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一文（《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反驳了他的商榷意见，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现在又看到刘庆柱同志发表了《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一文，对我的反驳意见作了答辩。与此同时，刘运勇同志发表《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形成原因》一文，参与讨论，是在他所著《西汉长安》一书（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上两文均见《考古》１９９２年第７期）。我早就说过，欢迎大家来参与商讨，因为这样将使历史的真相越辩越明。这些九年间反复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调查结合文献而画出的西汉长安城，是扩大的宫城兼内城性质，还是外郭城性质？城外是否存在广大郭区？东西两大市在城内还在外郭？这种布局结构的设计思想的渊源及其建设规划如何？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由于争辩而得以比较深入，现在我就按刘庆柱同志的答辩与刘运勇同志参与讨论的意见，再进一步申说我对这些问题的主张，供大家讨论。

一　长安城是扩大的宫城而具有内城性质

西汉长安城是扩大的宫城，古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未见有任何异议。《三辅黄图》早就说明高祖“方修长安宫城”本是秦的离宫，“初置长安城，本狭小，至惠帝更筑之”。《雍录》卷二引《皇览》也说：“秦有小城，至惠帝乃始大之。”惠帝所筑的长安城原来就是扩大的宫城，十分清楚。《雍录》卷三“长安宫及城”条也说：“地（指长安乡）有秦兴乐宫，高帝改修而居之，即长乐宫也，此本秦之离宫，故不立城郭，至惠帝始大起民丁城之，盖数年后而讫功也。”是同样的意思。现在刘庆柱同志解释说：“高祖筑宫城不立城郭，是因为新王朝刚建立，当时国家人力、物力、财力之困难。汉惠帝上台后，国家财力、物力较前大有改变，于是决定改变过去不立城郭的状况，大起民丁，立城郭。惠帝修长安城不是作为扩大宫城而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这个解释不符合《雍录》作者的原意。《雍录》所说“此本秦之离宫，故不立城郭”，是说此地原有的秦兴乐宫本是离宫性质，因而没有建立城郭；所说“至惠帝始大起民丁城之”，正是说惠帝起建了这个扩大的宫城。《水经注·渭水》说：“长安有秦离宫，原无城垣，故惠帝城之。”是同样的意思。《雍录》所说的“不立城郭”，就是《水经注》所说“原无城垣”，并没有涉及整个长安的城郭的建设问题。

原来惠帝所建的扩大的宫城，在长乐、未央、北宫以北还留有余地，到武帝又进一步向北扩建明光宫和桂宫等，又“以城中为小”，跨越西城墙而兴建更大的建章宫。我说：“长安城内这样布满着皇宫，成为城内主要且占地最大的建筑，长安城作为扩大的宫城，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刘庆柱同志反驳说：惠帝时“三宫面积总和１２平方公里左右，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因此就很难说惠帝时修筑的长安城属于扩大的宫城了”。其实，正是因为惠帝时修筑的长安城原是扩大的宫城性质，武帝才会向北扩建明光宫和桂宫等，又“以城中为小”，把建章宫造得跨越西城墙而用架空的复道与城内诸宫相通。我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中已经指出：由于西汉继承了秦代建造许多宫殿建筑群的风气，宫殿造得多而大，既然要包容有许多宫殿的建筑群，宫城就不能不造得很大，所以它的面积不但远远超过战国时代中原大国以及秦代的宫城，而且超过了西周东都成周的王城。并且还指出：尽管长安宫殿和城墙是陆续建成的，但仍是以秦都咸阳作为模式的。正如张衡《西京赋》所说的“乃览秦制，跨周法”。薛综注：“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览，比周胜，故曰跨之也。”

在高祖和惠帝两代，主持兴建长乐、未央两宫和长安城墙工程的，是担任“少府”官职的阳成延（一作阳城延或阳咸延）。我认为，阳成延以主管“天子私藏”和“天子供养”的少府官职，长期主持两宫及长安城墙的兴建工程，可见长安城具有“卫君”的宫城性质。现在刘庆柱同志认为我所说阳成延担任“少府”官职，出于误解。他依据王先谦《汉书补注》的说法，认为阳成延的“少府”即是“将作少府”，将作少府掌治宫室或土木之役。其实，王先谦的这个解释并不正确。《汉书·公卿百官表》就明确地说：“高五年，军正阳咸延为少府，二十一年卒。”这个阳咸延不是别人，即是阳成延，“咸”该是“成”字之误。根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阳成延本来出身军匠，“入汉后为少府”，高后六年卒于官。从高祖五年到高后六年，正是为“少府二十一年卒”。马先醒先生《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其形制》一文（收入《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１９７６年版）早已指出：“只据《功臣表》观之，阳城延之官职似为将作少府，即将作大匠，但据《百官公卿表》，则知阳城延确为少府。”又说：“阳城延以掌山海池泽之税之少府，而负筑宫城之全责，则不但说明筑宫城旨在养天子，且显示汉初筑宫城之财源，是出于少府，即来自商税。”（见该书２３４页）

“少府”原是皇帝私有的小府库，以别于朝廷所有的“大内”。少府官职总管征收赋税与皇室的产业及事务，包括所需物资的供应与所需器械服饰的制造，宫殿、宗庙和陵园的建筑。秦代少府除了征收工商税与山泽开发之税（包括盐铁之税）以外，还征收人头税。人头税是军赋的性质，用于军费开支。同时大量使用徒隶与征调服役的“更卒”作为劳动力，因而少府成为秦代搜括财富、奴役人民和推行暴政的主要机构。汉代初期对于少府职掌逐步有了减削，把人头税划归大司农征收，军费改由大司农开支。中外有些学者认为将作少府原是属于少府的官署，具体主管宫殿、宗庙与陵园的建筑工程，费用原由少府开支。到汉代，将作少府改成独立官署，费用改由大司农开支。这个推断是合理的。看来当汉代开国之初，阳成延以少府之职，主管宫殿与长安城的建筑时，将作少府尚属于少府，阳成延是以少府这个高官来指挥将作少府等属官具体进行的。阳成延于惠帝三年与五年，两次调发长安周围六百里以内的男女十四万多人建筑长安城，于春正月调发，三十日即罢。同时于三年六月调发诸侯王、列侯所有徒隶二万人长期建筑长安城，即《长安志》卷五所说“长役不止”。这样要从六百里周围两次调发十四万多人服役，又要从诸侯王、列侯那里调发两万徒隶来长期使用，不是少府的权力、物力和财力是不能胜任的。将作少府“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续汉书·百官志》），这样大规模筑城不在其职司之内①。

《汉书·地理志》的长安户口统计为八万八百户，人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平均每户只有三人，根据一般估计，当是成年人缴纳算赋的数目，如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算，人口当有四十万以上。长安居民四十万人分居一百六十个里，每里平均要住五百户，人口二千五百。长安城内面积共三十六平方公里，南部中部均为宫殿、宗庙、官署、高官府第，仅存北部五分之一约七平方公里的面积，我认为不可能容纳一百六十里、八万户和四十万人口。现在刘庆柱同志认为我的人口估计偏多、偏大。长安户均三人，是由于三辅地区户均明显低于全国户均的人口数，长安每里居民也不会有五百户之多。据他的推算，“《汉书》记载长安城中每里约四十户，东汉时代每里居民五十户，也有文献记载，先秦和秦汉时代每里八十户或一百户的，若按每里中人口最多的百户计算，长安城中一百六十个里也不过一万六千户，……长安城五分之一面积的东北角只有七平方公里，那么长安城中的一百六十个里不是容纳不下的问题了，而是绰绰有余”。又说：“长安八万户不只在城中一百六十个里内，还应包括在长安城附近郊区乡村之中。”

据我看来，刘庆柱同志这一估算的根据不确。《汉书·平帝纪》记元始二年“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如果宅一区住一户，每里只有四十户。但是汉代住宅称为“区”的都是指较大的宅舍，所有皇帝赏赐给大臣的住宅都以“区”为单位，常见“赐宅一区”的记载。钱剑夫先生《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曾讨论这个“区”的问题，认为元始二年“宅二百区，以居贫民”，这个“区”可能是个“大杂院”（见该书第３６２页），每一区当住许多户贫民。至于《风俗通义》佚文所说“里有司，司五十家”，来源于《周礼》“五家为邻，四邻为里”，与《国语》“五家为轨，十轨为里”，讲的是古制，并非东汉时代的里制。先秦和汉代文献中确实讲到一般的里有五十户到一百户，但是长安城郭中的“里”是不能以一般的“里”来估计的。《三辅黄图》说：“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张衡《西京赋》也说：“街衢相经，廛里端直。”说明长安城郭中的“里”排列得很是整齐，住宅十分密集。当时每个“里”设有“闾”可以检查和监督来往出入的行人。《汉书·张敞传》讲到在里中捕捉小偷的情况：“偷长以赭污其（小偷）衣服，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这样在里闾检查出去的行人，一日内捉得小偷数百人，足见当时长安的治安很不好，同时也可以看到当时“里”中所住人口的众多。历代都城中坊里的户口特别多，不能以一般的里闾来估计，这不仅西汉长安如此，此后历代都城都是如此①。如果按照刘同志的估计，西汉长安一百六十里只有一万六千户，作为西汉都城内的总户口数，未免太少，太不近情理了。如果说长安八万多户大部分住在附近郊区乡村，更不合情理了。

西汉长安的设计受到《考工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长安城的布局结构，正与《考工记》所说“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面朝后市”相合。我曾指出，《考工记》讲的是“王城”的体制，并不包括外郭，据此也可以证明长安城并非外郭城。现在刘庆柱同志又认为“国中”即为“郭中”，《考工记》所讲的就是都城的城郭形制。其实《考工记·匠人》所说“营国”的制度，从来经学家都认为是“王城”而不包括外郭。郑玄注：“国中，城内也。”贾公彦疏把“旁三门”解释为“王城面各三门”，从来没有人异议，直到今天也还如此。贺业钜先生《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②指出《考工记》的营国制度没有提到郭，是正确的。

西汉长安城是扩大的宫城而具有内城性质，从其内容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除了主体建筑五个宫和宗庙以外，也还有大量官署、仓库和高官府第以及市和作坊等。关于这点，我在《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中已经列举。既然长安城是内城性质，城外有广大的郭区是可以肯定的。

二　长安城外的北郭、东郭、西郭结构

要判断每个都城的制度的性质，不仅要看其内容，还要看其作用，更应该从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去分析。从城郭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很清楚的。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阳建设东都成周，开创了西边王城连结东边大郭的布局结构，大郭利用原有山川加工连结而造成“不可逾越”的屏障，即《逸周书·作雒篇》所说：“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春秋战国时代，中原诸侯中的大国都沿用这种布局，或者造成郭城，如齐都临淄；或者利用原有河流加工连结，把防御水灾的堤防加工改造成大郭的屏障，如春秋时代郑国的新郑等。两汉沿用这种“城”和“郭”连结的制度，利用原有河流和新开漕渠加以连结而作为大郭屏障。漕渠的开凿往往兼有作为大郭屏障的作用。东汉北魏的洛阳，这种制度由于《洛阳伽蓝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汉长安的这种制度，因为《三辅黄图》和《水经注》等书记述简略，不容易看清。但我们只要加以比较，还是很清楚的。

汉魏洛阳城，与西汉长安同样是个扩大的宫城而具有内城的性质。秦及西汉时，洛阳城内已建有南宫与北宫。光武帝定都洛阳，沿袭旧制，起建南宫前殿，明帝又重建北宫。南北两宫南北纵列，与西汉长安的未央、长乐两宫东西横排不同。南北两宫不仅面积大，而且居中占有主要地位，靠近南北城墙。同时仓库、官署以及贵族官吏住宅布满全城，其为扩大的宫城而具有内城性质十分明显。所不同的是，西汉长安无论宫门、城门和郭门，都以东门与北门为正门，而汉魏洛阳则以南门为正门。西汉礼制，到未央宫参加朝会要从东阙进入，上书与要求谒见要到北阙，主管接受上书与谒见的公车司马也设在北阙。东汉礼制，参加朝会要从南门进入，上书与谒见也要到南阙，公车司马也设在南阙①。正因为礼制的变化，就使得都城布局发生重大变化，西汉长安是东向与北向的，而汉魏洛阳是南向的。同时郭区的分布也就不同，西汉长安主要有北郭、东郭和西郭，汉魏洛阳主要有南郭、东郭和西郭。可是所有郭区的结构基本相同，同样以天然河流与新开漕渠作郭区的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

根据《洛阳伽蓝记》，洛阳东郭是水路交通枢纽所在，交通发达，以新开漕渠（阳渠）作为屏障。阳渠从城外东南角引洛水北上，成为一条南北向的大渠，到上东门（即北魏建春门）以东七里折而一直向西进入上东门，把东面郭区大部分包容在内。同时在上东门以东七里的漕渠上建有桥梁，称为七里桥，并在桥东一里建有“门开三道”的东郭门。这里是来往旅客行人离别相送之处，这与西汉长安宣平门外的东郭门情景相同。洛阳西郭以“南临洛水，北达芒山”的张方沟作为屏障，在上西门（即北魏阊阖门）以西七里的张方沟上建有张方桥，东汉称为夕阳亭，是上西门的外郭亭所在②。夕阳亭亦称“洛阳都亭”，具有郭门性质，并常为驻军与枭首示众的地方，这与西汉长安以外郭亭为郭区的关口也相同。洛阳的南郭在南城墙与平行的洛水之间，从南城墙到洛水只有四里地。南郭就是南城墙与洛水之间东西宽六里、南北长四里的地区。这和西汉长安的北郭在北城墙与渭水之间东西宽十多里、南北长三里的地区，结构基本相同。洛阳以偏东的平城门作为主要交通的正门，洛水上建有浮桥，这和长安以偏西的横门作为主要交通的正门，渭水上建有横桥，性质相同。汉魏洛阳之所以会有与西汉长安如此相同的结构，该是东汉都城的建设沿用了西汉的制度。

西汉长安的北郭，位于北城墙与平行的渭水之间，东西宽十多里而南北长三里。靠西的横门是正门，通过横门向北有“横桥大道”直通渭水上的横桥，在横桥南侧有郭门和外郭亭，王莽曾改称为朔都门与左幽亭，是用《尚书·尧典》“宅朔方，曰幽都”的典故。朔都门即是北都门，可知这和宣平门外的东都门同样重要，是都城的正门。由未央宫的北阙一直向北有大街，通过横门，经横桥大道而到横桥出郭门。大街不但是来往北方，特别是通往北方五个陵邑的交通枢纽，而且是整个长安城郭的中轴线。这和东汉洛阳的由南宫的南阙一直向南，通过平城门，经平城门外的浮桥的大道，性质基本相同。北城墙靠东的洛城门，又称杜门，通过洛城门向北有杜门大道，直通到渭水边。临渭水也有外郭亭，王莽改称洛城门及其外郭亭为进和门与临水亭。临水亭当因临渭水而定名。《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三苑”条，在“西包汉长安城”中的禁苑中，有渭水亭，“按临渭水，当在苑之北”，该即王莽所改称的临水亭。北城墙中间的厨城门也有外郭门，王莽改称为建子门与广世亭，这个广世亭也该在渭水边。《汉书·成帝纪》载：“建始三年秋，关内大水。七月?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上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应劭注：“?上，地名，在渭水边。”说明渭水边有人民聚居之处，?上当是此中一地，那里该有居民的“里”存在。

西汉长安的东郭，在东城墙与漕渠之间。东城墙北门宣平门是来往东方的交通要道，向东经过漕渠上的桥梁，桥东有东郭门，称为东都门，在东都门外有外郭亭叫轵道亭。从宣平门到轵道亭有十三里的距离，足见东郭是比较广大的。《三辅黄图》讲到“饮马桥在宣平门外”，并且把饮马桥与横桥、渭桥、霸桥、便门桥相提并论，足见是大桥。在宣平门外的大河只有漕渠，饮马桥当是漕渠上的大桥。《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三苑”条，在“西包汉长安城”的禁苑中有“饮马门”；“按汉宣平门外有饮马桥，此门盖以桥为名也”。《唐两京城坊考》所附《西京三苑图》上有“饮马门”，在宣平门东北较远的地方，与距宣平门十三里的轵道亭，地点相当。晋代元康二年潘岳（字安仁）为长安令，上任时，也是经饮马桥而进入宣平门的。《文选》卷一载潘岳《西征赋》：“戾饮马之阳桥，践宣平之清阈，……展名京之初仪，即新馆而莅职。”李善注引《长安图》曰：“汉时七里渠有饮马桥。”汉代的东都门和外郭亭，当即在饮马桥以东。

现在刘庆柱同志认为：“轵道亭称为外郭亭当与汉武帝元光六年修漕渠有关。西汉中期漕渠修筑后，它成了长安城东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可能当时人们也就习惯上把长安城与漕渠之间视为东郭。”长安东郭的形成与发展，自当在元光六年漕渠修筑以后，东郭门的建设与轵道亭的称为外郭亭亦当在漕渠建成以后，但是这个东郭确凿存在，决不能像刘同志那样认为东郭门是象征性的。我们只要把西汉长安与汉魏洛阳两个东郭加以比较，就可见长安东郭也如洛阳东郭同样确凿存在，同样介于东城墙与漕渠之间，同样介于东城墙北头城门与东郭门之间。洛阳东郭门是“门开三道”的大郭门，长安东郭门不知其详，但是具体存在是可以无疑的。(www.xing528.com)

上次我曾引用昭帝去世后，龚遂陪同昌邑王刘贺进京奔丧路程上的对话，来证明东郭门即东都门的确凿存在，决非象征性的。当他们到广明的东都门时，龚遂说：“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刘贺说：“我嗌痛不能哭。”正因为进东都门即是都城，因而要刘贺按礼一“哭”，如果郭门是象征性的，龚遂就不该要刘贺按礼一“哭”了。怎么可能有这样为象征性的郭门而哭的“礼”呢？当他们到城门即宣平门时，龚遂再次要刘贺照礼一“哭”，刘贺对答说：“城门与郭门等耳”，说明郭门与城门在“礼”上具有同样的地位，郭门决不是象征性的。现在刘庆柱同志辩解说：“在刘贺看来，宣平门（城门）与东郭门（郭门）在‘礼’上具有相同的地位，这正说明其性质相同，而相对未央宫东阙（即东宫门）而言，在‘礼’上它就与宣平门和东郭门不同了，因此刘贺才有哭如仪的不同反映。”这个辩解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宣平门与东郭门在“礼”上具有相同的地位，为什么宣平门是确凿存在而东郭门是象征性的呢？如果说“城门与郭门等耳”是对未央宫东阙而言，因城门与郭门在“礼”上的地位不同于未央宫东阙而不哭，必须要到东阙才“哭如仪”，他可以据“礼”力争，何必说“我嗌痛不能哭”这种推托的话呢？

西汉长安的西郭，在西城墙与竬水之间，面积比较狭小。《水经注·渭水》和《三辅黄图》都说雍门“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门”。马先醒先生《汉代长安里第考》（收入他的《汉简与汉代城市》），考定函里在雍门外的西北方，是正确的。我曾引用而加了一条注，没有引用原文。现在刘运勇同志不同意这点。马先生说：“唯考《长安水道图》，知雍门之内无水，《水经注》所谓北入函里之水，系指竬水而言，竬水则系过雍门之外而北入渭，是知函里当处长安城外西北方，而非长安城中诸里之一。”我认为此说有根据。现在刘运勇同志认为竬水枝津“在雍门附近分水一枝由北而流入门内的函里”，看来缺乏根据。现在所有汉长安城的实测图，包括刘同志所举出黄盛璋先生《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一文的附图①，竬水枝津没有流入雍门以内的。《唐两京城坊考》的《西京三苑图》中所画汉长安城，其形制于传统汉长安图中是最接近新的实测图的，竬水也是过雍门外而未流入雍门。雍门也有外郭亭，王莽改称为章义门与著义亭，著义亭未详所在。

我们比较一下西汉长安的北郭、东郭、西郭与汉魏洛阳的南郭、东郭、西郭，其结构基本相同，同样利用河流与新开漕渠作为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只是由于朝廷重要礼制的变化，西汉长安无论宫门、城门、郭门都以东向和北向的作为正门，而汉魏洛阳则以南向的为正门，因而外郭的分布也发生变化，长安有北郭而无南郭，洛阳有南郭而无北郭。两京的东郭的具体建成，都当在漕渠建成以后。西汉长安的东郭建成当在武帝元光六年开凿漕渠以后，东汉洛阳的东郭建成当在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修建阳渠之后。

从城郭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布局结构，首先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到战国时代，一般县城都已是“三里之城”结合“七里之郭”，各国都城当然都有“城”和“郭”连结的布局。同时，郭的发展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繁荣。随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确立与发展，都城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扩大的宫城而具有内城的性质。随着社会经济的成长，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需要大郭成为居民集中的聚居区以及市与作坊的发达之区。随着君权的加强，朝会和元旦大朝会有一定的礼制，都城的布局结构就必须由朝东、朝北改为坐北朝南，因而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的布局就发生重大变化。从班固《东都赋》与张衡《东京赋》中可以看到大段描写元旦大朝会的盛况，这在他们的《西都赋》与《西京赋》中是看不到的。关于这方面，我已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中加以阐明，这里不多谈了。

三　东西两大市建设在北郭大道旁

东西两大市是西汉长安诸市中的大市，具有代表性，是很明显的。西市是惠帝六年建成长安城墙之后，与敖仓同时兴建的，可见十分重要。东市建成的年代不详，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推测是高祖六年“立大市”时所建，可是此时高祖尚未徙入长安，因而这一推测尚难肯定。东市在文帝、景帝、武帝时期常被作为行刑示众的地方，也该是大市所在。王莽曾于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因而把长安东西市令及五都的市长称为“五均司市师”（见《汉书·食货志》卷下），同时把东市称“京”，西市称“畿”，王孙卿曾被任命为“京司市师”（《汉书·货殖传》），可见东西两市确是长安具有代表性的大市，不是别的市可以相比的。

我主张东西两市建设在北郭的大道旁，主要有下列四点根据：第一，东西两市即是长安九市，就是“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所谓“道”，是指城门通向郭区的大道。西汉长安城内的道路叫“街”，只有城外郭内的道路叫“道”。

记述长安大市情况的古文献，无论《三辅黄图》所引的《庙记》，班固《西都赋》李善注所引的《汉宫阙疏》和《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的《宫阙记》，一致都说长安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班固《西都赋》说：“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张衡《西京赋》说：“尔乃廓开九市，通带。”这个长安有九市的记载，与东西两大市的记述，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因为西市有六市，东市有三市，合成九市。现刘庆柱同志认为这个“九”是虚数，是汪中《释三九》的“九”，并认为“长安九市之说不确”，这是缺乏根据的。所谓“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这个“道”该是城外郭内的大道。西汉长安城内的道路一律称“街”，《三辅黄图》引《三辅旧事》所说“长安城中八街九陌”，确实无误，八街的名称都还可考。长安十二个城门中，只有八个城门有通向城内的大街，其余四个城门因靠近宫殿，只成为出入宫殿的通道，没有交通的大街。长安十二城门中，所有出城门通向郭区的大路，则一概称为“大道”。例如出北面横门向北通到渭水上横桥的称为“横桥大道”，出西面章城门向西北通过渭水上的“便门桥”而到茂陵的称为“便门桥大道”，出东面宣平门向东通过漕渠上的“饮马桥”的也称“大道”。《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索隐引《三辅故事》说：“滕文公（即夏侯婴）墓在饮马桥东，大道南，俗谓之马冢。”

第二，在郭内大道旁建设大市，是从春秋战国以来，直到唐代的传统设施，西汉长安也该不例外。

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国都，建设外郭的目的之一，就是设立“市”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适合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而常在郭内大道旁侧建设大市。例如春秋时代郑国的新郑，大市称为“逵市”，就设在外郭的“纯门”以内称为“大逵”的“九轨之道”旁侧。杜预指出“逵市”是“郭内道上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杜注）。战国时代齐国临淄的大市称为“岳”，就设在郭中贯通南北的、称为“庄”的“六轨之道”旁侧，因而“庄岳之间”成为齐国人口密度最高而最繁华之区。西汉长安的东西两大市设在外郭的大道两侧，就是沿袭这个传统布局。接着汉魏洛阳继续沿袭这个传统布局，城内有“市”设在宫墙西边，称为“金市”，大市分设在东西两郭的大道旁。在东城墙北头城门上东门（北魏称建春门）外一里多，漕渠上的东石桥南侧有“马市”，这个马市东汉已存在，并用作行刑示众的地方。在西城墙中间城门西阳门以西的大道南侧，北魏有“洛阳大市”，市的周围有八里，并且与四周十个“里”相结合而组成。在东城墙南面城门青阳门外三里的孝义里，还有“洛阳小市”，同时在南郭有四通市。唐代长安的东西两大市也分设在郭城的东西两部的中心地点。

第三，《三辅黄图》引《庙记》叙述长安九市，说到“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又曰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可知西市是在横桥大道的两侧，东市在洛城门外的杜门大道南段，因为洛城门亦称杜门。合称长安九市的东西两大市设有令署，属三辅都尉管辖，与左冯翊所属四市设长丞不同。

现在刘运勇同志认为横桥是长安与诸陵邑的交通枢纽，因而横门内西北一隅及横门外“夹横桥大道”一带成为工商贸易活动的中心，为大市集中之地。这一论断很正确。同时他也认为“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可能指东市的市楼，只是主张东市在洛城门南而不在洛城门外。其实，东市既在杜门大道南，杜门大道该是由洛城门通向北郭的大道，当时称为“大道”的道路都在城外，不可能在洛城门以南。同时他又认为“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据我看来，东市既在杜门大道南，与东市相对的西市正好在“夹横桥大道”的两侧。东西两市正东西并列于北郭。

长安城内外的“市”的分布是个复杂问题，既有所谓“长安九市”，又有所谓“长安四市”。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京兆尹的属官有长安市令、丞，左冯翊的属官有“长安四市四长丞”。《三辅黄图》所引《庙记》，在叙述“夹横桥大道”和“在杜门大道南”有旗亭楼或市楼之后，接着说：“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据此可知，西汉长安的许多“市”分别为三个官署所掌管。张衡《西京赋》在叙述“廓开九市”，“旗亭五重”之后，说：“周制大胥，今也惟尉。”这个“尉”当即三辅都尉①。可知三辅都尉管辖的合称“长安九市”的东西两大市“有令署”，这与左冯翊所属“长安四市”设长丞是不同的。都尉是“典兵禁，备盗贼”的武官（《汉官仪》），该是由于东西两市规模大，参与交易的人数众多，治安问题比较复杂，因而特别由三辅都尉来掌管。左冯翊所属的“四市”，在宋敏求《长安志》卷五所列举的长安的“市”中，作为一个市名，与东市、西市等并列，看来是有道理的。陈直《汉书新证》，认为汉城遗址中出土有东西南北四市封泥，是左冯翊所属长安四市长所用者。我认为，可能“四市”内因分设东西南北四市而得名①。

刘运勇同志认为《长安志》以“四市”与东市、西市并列不确，东市、西市应包括在“四市”中，“四市”即指东、南、西、北四市。从《汉书·刘屈? 传》所记戾太子引兵“驱四市人凡数众，至长乐西阙下”，与丞相军混战的情况分析，“四市”应在城中，不可能在城外，这可以和遗址中出土东西南北四市封泥相印证，因而断定东西两市应在城中。这一判断看来证据还不足。《资治通鉴》卷二二胡三省注：“二都及二京赋皆谓长安中有九市，《庙记》曰：长安市有九，……凡四里为一市。此言四市，盖以东、西、南、北分为市也。一说四市者，东市、西市、直市、柳市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又认为“此时仓卒乌集，何能定为某市之人，四市人犹言诸市人耳，四者广博之词，胡说失之泥矣。”我认为，戾太子所驱使的“四市人”确是应在城中，可是戾太子调发守卫京师的“北军”没有成功，立即引兵驱使“四市人”为他作战，他使用来驱使“四市人”作战的兵力有限，仓卒之间不可能把分设于东西南北的四个“市”上的群众赶来集中到长乐宫西阙下。所说“四市”只能是一个市，或者如王先谦所说是抽象的“广博之词”①。第四，长安有不少商人以及富商大贾住在郭区，诸陵邑更有许多从关中徙来的商人与富商大贾，“夹横桥大道”的大市正适应这个需要，因而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扩大。

西汉一代曾七次从关东徙移大批贵族、官吏及富人充实关中，并借此建设作为长安卫星城的陵县。高祖九年徙移齐、楚贵族及豪杰十多万人到关中，主要安置于长陵，也还有些豪富安置在长安附近，后来长安富商中有田氏可以证明。接着六次徙移关东人到陵县，除了官吏与豪杰以外，就是富人。官吏人数不可能很多，主要是豪杰和富人。元朔二年徙茂陵的富人规定要“訾三百万以上”，本始元年徙平陵的富人规定要“訾百万以上”，因此长安与陵县中不乏富商大贾，如长安有富人王孙氏、鱼氏、左氏、挚氏、丹氏、田氏、樊氏、叶氏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也，……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富人“以末致财”必须通过市上交易。诸陵县中虽也有“市”，只不过是小市，如茂陵的市上可买肉（见《汉书·游侠传》），因而“夹横桥大道”的大市就适应了这个需要，得到了不断的扩展。我认为，“夹横桥大道”的西市，创设是在惠帝时，其扩展应在大量移民和创建陵县以后。

我主张目前长安城西北隅已发现的“市”的遗址，即文献上所说“孝里市在雍门之东”，而不是由九市组成的东西两大市。现在刘庆柱同志认为，这个雍门并非长安城的雍门，另有雍门和孝里市在今咸阳市东郊。《汉书·外戚传》载：钩弋夫人之父“死长安，葬雍门”，颜师古注：“雍门在长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长安三十里。”刘同志认为这样的标点不确，应是“雍门在长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长安三十里”，同时“西南”应为“东南”之讹。在他看来，颜师古注《汉书》凡言“长安”者为汉长安故城，唐长安城则称之为“京城”，因而此注“长安”为汉长安城，雍门为另一地，二者相距三十里，孝里东邻秦的杜邮亭，杜邮亭又名孝里，孝里市即因孝里而得名。我认为这一考证，看来出于误会。原来的标点正确，“长安”当指唐代长安城，雍门在唐代长安城的西北，孝里的西南，相去唐代长安三十里。《水经注·渭水》说杜邮亭“今名孝里亭”。《文选》卷一潘岳《西征赋》说：“索杜邮其焉在，云孝里之前号。惘辍驾而容与，哀武安（武安君白起）以兴悼。”李善注：“杜邮，亭名，在咸阳西，今谓之孝里。”杜邮是秦都咸阳西门外十里的外郭亭。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杜邮在汉代已改名孝里，孝里之名后起，怎么可以据此断定汉代的孝里在那里而且另外有个雍门呢？

刘运勇同志指出长安人口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有市籍而居于市井中，不是一百六十里的住户。的确，长安有众多的商人，市租的收入仅次于临淄。主父偃曾对景帝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史记·齐悼王世家》）可是也还有不少行商，特别是囤积居奇的富商大贾，没有市籍而居住于市井之外者。《史记·平准书》讲道：“而富商大贾，或锧见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又说：“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物自占。”看来也还有不少商人住在特设的“里”的。北魏的“洛阳大市”四周有十个“里”，分别住有各种商人，如东面有通商里与达货里住有行商与手工业者，另有准财里与金肆里住富人。同时“洛阳小市”东北有殖货里，住“以屠为业”者。唐代洛阳，北市东北有殖业坊与丰财坊，东南有毓财坊，南市以北有通利坊，西市以北有广利坊，依然沿袭这种习俗。所有这些坊里的名称，都与商人谋利有关，不是偶然的。唐代长安在东西两市的周围里中也同样居住有不少商人①。看来这种习俗，西汉长安已经开端。《居延汉简释文》第五七六二号：“庚辰之过客居长安发利里者。”《居延汉简甲编》附三七号：“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以上见马先醒《汉代长安里第考》所辑录）发利里所住的“过客”当是外来客商，住在有利里的宋买，可能因善于做买卖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