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与礼制的关系及变化原因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城之所以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结构，首先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在王城以东建设大郭，主要用来安置“国人”、迁居殷民和驻屯军队，就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周朝对于四方的统治，加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力量。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许多诸侯中的大国，先后采用这种布局，同样具有加强统治力量的目的。建设大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这种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越来越有发展，郭区成为居民集中的居住区，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之区。

有一点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就是从西周一直到西汉的都城布局，为什么都要采用坐西朝东的方式呢？《三辅黄图》和《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都说西汉长安未央宫之所以要把北门、东门作为正门，是由于萧何采用“厌胜之术”，为了祈求吉利而避免不祥。《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又说：“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说文》云：阙，门观也，高三十丈。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正义》又说：“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我们认为后一解释不确，当时秦代在渭北咸阳的旧宫都已被焚毁，汉新建皇宫不可能为了便于与渭北咸阳秦宫联系而以北门、东门为正门。

古人确实有西南吉利的迷信思想。西周以后，贵族们确实认为居住西南方有利，东北方不祥。《周易》上有关于这方面的占筮之辞二条：（１）《易·坤卦》：“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这是说，君子出门去，先是迷路，后来遇到接待的主人。利于到西南方去，可以得到朋友；到东北去，要丧失朋友。占问这样是否安定，得到了吉兆。（２）《易·蹇卦》：“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这是说，到西南方去得利，到东北方去不利，利于去见大人，占问得到吉兆。从这里，可知周人确实有这样的迷信，认为居住或者到西南方有利，相反，居住或到东北方就不利。《周易》大体上著作于西周时期，可知这种迷信思想，西周已经出现。

这种迷信的思想，后来又扩展为“西益宅不祥”的习俗。《论衡·四讳篇》说：“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从来者远矣。”为什么“西益宅不祥”呢？因为西方是尊长居住的地方，在西方扩充住宅将要妨害尊长的地位。应劭《风俗通义》对此有解释和评论：

宅不益西。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西上者，《礼记》：“南向北向，西向为上。”《尔雅》：“西南隅谓之釽，尊长之处也。”不西益者，难（一作恐）动摇之耳。审西益有害，增广三面，岂能独吉乎。（《艺文类聚》卷六四、《太平御览》卷一八、《天中记》卷一四引，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第５６２页）从此可知，这种西南方有利和“西益宅不祥”的思想，是和“西者为上”“西南隅谓之釽”的礼俗密切有关的。王充对此评论说：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长，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于义不善，故谓不祥。不祥者，不宜也，于义不宜，未有凶也。（《论衡·四讳篇》）

王充虽然认为“西益宅”，“未有凶也”，但是，还以为西方是尊长之处，尊长应该是“尊无二上”的，如果“西益宅”，就使得有“二上”，这样就“于义不善”，“于义不宜”。王充这样的评论，是以礼制为标准的，是依据礼制来反驳当时的迷信风尚。看来这种西南方有利和“西益宅不祥”的迷信，是不理解古代礼制而产生的，是把古代礼制看作神秘的规定而产生的。

我们认为，西汉以前的都城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把宫城或者宫室造在西南部而以东方、北方为正门，是依据古代礼制而设计的，并不是出于什么“厌胜之术”。

古代礼制确实以室中西南隅作为尊长居住之处。《礼记·曲礼上》说：“为人子者，居不主奥。”郑玄注：“谓与父同宫者也，不敢当其尊处。室中西南隅谓之奥。”这是说，室中西南角，是尊长居住之处，小辈是不能居住的。古代礼制，还把室中西南隅作为“神”和“尸”安坐之处。所谓“神”，是指祖先的神灵。所谓“尸”，是指祭祀时作为祖先神灵的代表，往往是选用族中孙子一辈的人充当的。《仪礼》的《少牢馈食礼》，是卿大夫祭祀其祖庙的礼仪，当主人要祭祀祖先的时候，先要派司宫（官名）陈设“筵”在庙中室内西南隅，同时派祝（官名）陈设“几”在“筵”的东南，作为“神”的安坐之处。《少牢馈食礼》：“司宫筵于奥，祝设几于筵上，右之。”郑玄注：“布陈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谓之奥。席东面，近南为右。”在西南角陈设好神坐，然后由祝把尸请进庙来，升登室中，“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户内，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因为代表神灵的“尸”安坐到西南隅的席位上，朝向东北，祝和主人就立于西面而拜。《仪礼》的《特牲馈食礼》，是士祭祀其祖庙的礼仪，先要由“祝筵几于室中东面”，郑玄注：“为神敷席也。”就是由祝陈设筵和几于室中，坐西朝东，作为“神”的席位；然后由祝把“尸”请进来，“尸即席坐，主人拜”。由此可见，无论宗庙中的室，宫殿中的室，都是以西南角的“奥”作为尊长安居之处，都是坐西朝东，以东向为尊。古代都城的设计者，就是把整个都城看作一个“室”，因而把尊长所居的宫城或宫室造在西南隅，整个都城的布局都是坐西朝东的。这是周人的传统习俗，当周的祖先公刘建都于豳的时候，就是“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诗·大雅·公刘》），“夕阳”就是指西部地区，把宫室造在西部。凌廷堪《礼经释例》概括《仪礼》的礼制，卷一《通例上》有一条说：“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为敬；堂下拜，以北面为敬”。解释说：“盖堂上以南乡（向）为尊，故拜以北面为敬。室中以东乡（向）为尊，故拜以西面为敬。房中则统于室，亦以西面为敬欤？若堂下之拜，自臣与君行礼外，皆礼之杀者。”

当时只有臣下朝见君上用“堂下拜”的礼节，平时在室内举行的礼节都是以东向为尊的。当时殿堂是南向的，但是室内的席次以东向为尊。庙堂同样是南向的，室内神主的席位也是以东向为尊。直到秦汉之际，还是盛行这种礼制。例如鸿门宴，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樊哙后来也西向立（《史记·项羽本纪》）。韩信攻破赵的陈余军，生擒广武君（李左车），“乃解其缚，东乡（向）坐，西乡（向）对，师事之”（《史记·淮阴侯列传》）。当汉文帝（原为代王）被迎入长安，群臣劝请即帝位时，他“西乡（向）让者三，南乡（向）让者再”（《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①。西向让是表示不敢居尊长之位，南向让是表示不敢居君上之位。所以要先西向让，无非表示在皇族中不敢居尊长之位，因为在宗法制度下，宗统（宗族长对成员的支配权）和君统（君主对臣下的支配权）是合一礼。

西汉以前都城布局坐西朝东，是继承过去维护宗法制度的礼制，以东向为尊。东汉以后都城布局改为坐北朝南，是推行推崇皇权的礼制，以南向为尊。当时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为了推崇皇权的需要，把皇帝祭天之礼作为每年举行的重大典礼，规定在国都南郊举行，这是使都城布局坐北朝南的一个原因。

西周有祭天于郊外之礼，叫做“郊”，周公营建东都成周，就曾“用牲于郊”（《尚书·召诰》）。古文献都说郊祀在南郊举行。《礼记·郊特牲》说：“兆于南郊，就阳地也。”但是我们从晋国都城新田的考古资料来看，早期郊祀不一定在南郊，东郊和南郊都可以举行。新田古城（即牛村古城）正东约三公里和南面约半公里的郊区，都有郊祀用的兽坑群。因为东郊和南郊同样是“阳地”，而且正东阳光更充足，太阳出于正东方。春秋时代鲁国举行郊祀，也未必都在南郊，只有求雨的“大雩”明确在南郊，南郊就建有雩坛。鲁僖公在曲阜扩建成高大的南门，就是为了“大雩”，所以又称雩门。战国时代中原各大国没有这种郊祀之礼。秦国另外有一套在特定地点祭祀黄帝、炎帝、白帝、青帝的礼制。西汉初年曾沿用这种礼制，汉文帝曾建筑渭阳五帝庙，汉武帝又建立甘泉泰一祠、汾阴后土祠，这种分散祭祀天神的礼制，已不符合“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的需要，于是到成帝时，就出现祭天地于长安南北郊的规定，但是不久又被废止。直到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又规定合祭天地于南郊。这种在国都南郊每年举行祭天的礼制，正符合当时“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高度推崇皇权的需要，所以到东汉就被光武帝所采用。光武帝于建武元年（公元２５年）即位于?（今河北柏乡北），在南郊建坛，祭告天地，就是“用元始中郊祭故事”（《续汉书·祭祀志上》）。次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仍然采用元始中故事。后来在洛阳城南面开辟平城门，既是为了便于群臣到宫中朝会，更是为了便于皇帝到南郊举行郊祀。从此历代皇帝就沿用这种礼制，成为定制。这种开国皇帝祭告天地的即位礼，显然比汉高帝在汜水之阳的即位礼隆重多了，所以为后来许多开国君主所沿用。

东汉以后都城布局从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适应举行盛大的元旦朝贺皇帝仪式的需要，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崇皇权和巩固全国的统一。(www.xing528.com)

春秋以前是没有大朝贺的礼制的。当时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的朝廷，只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上朝的仪式比较简便，每天清早臣下要去朝见君上，决定处理大事①。由于掌权者都是贵族，重视宗法制度，不但宗族内的重要礼仪要在宗庙举行，政治上的重大典礼也都必须在宗庙举行。国君的“即位礼”，诸侯朝见天子的“觐礼”，卿大夫会见邻国国君的“聘礼”，对臣下任命官职或赏赐的“策命礼”，都是在宗庙里举行的。所有国家大事，国君都要到宗庙向祖先请示报告。例如出兵前，先要到庙中接受祖先的命令，然后在庙中对臣下发布命令，又要在庙中举行“授兵礼”，把兵器授予战士。凯旋后，先要到庙中向祖先“告捷”，向祖先举行“献俘礼”②。平时每月初一，国君要到宗庙举行“告朔”和“听朔”的仪式。按礼，周天子于秋冬之交，要把次年历书颁发给诸侯，叫做“班朔”。诸侯于每月初一，必须用一只活羊祭祀宗庙，叫做“告朔”。同时要在宗庙决定治理一月的大事，叫做“视朔”或“听朔”。因为这是在宗庙举行的，又称为“朝庙”。每年元旦要特别郑重举行这种礼仪，就叫做“朝正”①。这原是宗庙中一种重要礼仪，但是到春秋晚期就流于形式，国君不亲临宗庙，只是杀羊祭祀而已。所以“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而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变革，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朝廷的重要性开始超过宗庙，许多政治上的大典逐渐移到朝廷上举行，并开始出现对国君“大朝”的礼制。例如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３０７年）“春正月，大朝于信宫”，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２９５年）“朝群臣”，群臣宗室都来朝。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建统一王朝，就扩大推行这种朝贺的礼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这是因为用颛顼历，以十月朔为岁首。三十五年营作朝宫前殿（即阿房宫），庭上可以坐万人，就是为扩大十月大朝贺作准备的。过去逢每年元旦、每月初一，是由国君到宗庙朝见祖先，举行“告朔”和“听朔”的仪式；这时每逢年初，是要群臣到朝廷朝见国君，举行大朝的仪式了。

秦蕙田说：“三代盛时无所谓朝贺也，每日则有视朝之仪，月朔则有听朔之礼。……但古者于庙行告朔之礼，所以尊祖；后世于朝举贺岁之礼，乃以尊君。名同而实异。”又说：“古者有朝觐之礼，无朝贺之文，秦改封建为郡县，始有朝十月之礼。”（《五礼通考》卷一三六）这个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

西汉初年沿用秦代十月朝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长乐宫建成，叔孙通制定十月朝仪，“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鬎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高帝时，曾确定萧何以下十八侯上朝位次，高后时（吕后二年春）又下诏，按列侯之功以定朝位。说明这样的大朝会，不仅用来表示“皇帝之贵”，还用来表示大臣的等级地位。汉武帝改用夏正，逐渐改在元旦举行大朝会。到东汉初年，这种元旦举行的“元会仪”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参加朝贺的官员更加广泛，朝贺的仪式更加铺张，欢乐的气氛更加浓厚，而且和郡国的“上计”结合了起来，上计吏被视为郡国的代表而参加朝贺。

东汉的元会仪，参加的官员，上至公侯，下至四百石以下，还包括少数民族使者、各郡国的上计吏、宗室亲属在内。先是“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接着由百官朝贺，少数民族使者朝贡，然后由郡国上计吏在陛下朝见，再加上宗室亲属的会集，人数达一万以上。最后向皇帝“上寿”，举行酒会，还有种种杂技表演，音乐伴奏。北宫的正殿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一丈”，就是专为举行元会仪而设计建筑的（《续汉书·礼仪志中》及刘昭注引蔡质《汉仪》）。班固《东都赋》和张衡《东京赋》，都有大段描写元会仪的，这和他们的《西都赋》和《西京赋》显然不同。因为这正是洛阳开始出现的具有特色的仪式。

东汉明帝把这种元会仪搬到光武帝的原陵上举行，“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公卿群臣要登寝殿进谒“神坐”。等到“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续汉书·礼仪志上》）。上计不仅是对地方官考绩的方式，而且是统计全国户口、财政收入以及民政情况的重要方法。上计吏所上的计簿，就是全国各地统计户口、赋税、开垦土地数字的重要图籍。班固《东都赋》描写元会仪说：“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所谓“受四海之图籍”，就是指接受上计而言。这时元会仪成为皇帝接受上计的主要仪式。在元会仪上，按礼，皇帝不仅接受郡国上计的统计图籍，而且还要倾听上计吏的口头报告，更可以提出许多问题让上计吏对答。从此元旦大朝会，不仅是群臣宗室对皇帝的朝贺和上寿，而且是对全国各地一年成绩的总检查、总考核，在政治上的意义十分重要。

元会仪原是统一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的一种手段。自从秦始皇作为重要礼制推行以后，不断有所扩展。东汉时期是一次大扩展，它不仅召集中央一级重要官员和亲属参加，邀请少数民族使者参加，更吸收郡国的上计吏作为郡国一级的代表参加，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代表性更加广泛。从东汉开始，刺史于每年年底不再进京奏事，只依靠上计吏上京报告。《续汉书·百官志五》说：“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元会仪既然成为皇帝接受“上计”的主要仪式，它的重要性就大为加强。这样万人以上的大会的举行，是总结全国过去一年成绩和推展未来一年政务的主要方式。为了适应举行这种万人大会的需要，都城的布局就必须坐北朝南，在北宫必须建设适合举行元会仪的德阳殿，北宫的南门必须建设铜驼街作为集合的广场，南宫的南门以外必须开辟平城门作为南北向的进城通道。

这种以郡国上计和元旦朝贺相结合的元会仪，魏晋南北朝继续推行。只是因为这时尚书省、门下省掌权，元会仪改由尚书和侍中主持。例如北齐元会仪，“侍中依仪劳郡国计吏，问刺史太守安不？及谷价、麦苗善恶、人间疾苦”（《隋书·礼仪志》）。

隋唐以后，郡国上计与元旦朝贺分开，设有户部（隋代称为民部）主管上计，各州郡每年遣使到京上报，称为朝集使，但是朝集使在元旦群臣朝贺的仪式中仍居重要的地位。元会仪到唐代又有进一步的扩展，更加隆重而铺张，成为所谓“外朝”。唐代有所谓三朝（外朝、中朝、内朝）的朝廷，宫城的太极殿和承天门及其门前横街的建设，大明宫的含元殿、翔鸾阁、栖凤阁以及龙尾道的建设，都是为了适应“外朝”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横街和龙尾道前面场地具有广场性质，用作大朝会集合排班的地方；太极殿和含元殿建筑高大，用作皇帝居高临下、南向朝见群臣的地方，以表示其崇高的威严。同时全城采用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使朱雀大街从南城墙的明德门向北直通到宫城的承天门，既便于集合群臣举行大朝会，更可以因此增加君上“坐北朝南”的威势。

以都城中北部的宫城为主体的、对称的中轴线布局，是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元旦大朝会的需要而设计的。元旦大朝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的需要。因此唐代长安这种棋盘格式的中轴线布局的出现，就是统一王朝的权力达到高度集中的一种标志。

以上论述了唐代以前都城布局的三次重大变化和变化原因以及它与礼制的关系。我们最后必须指出，都城布局还有第四次重大变化，就是唐以前封闭式的（筑有围墙的）市制和坊制的瓦解，代之以水上交通要道上新“行”“市”和繁华的“街市”以及大街小巷的结构。这一重大变化，从唐代晚期开始，经过五代，直到北宋中期才完成，因而到北宋末年的东京，就出现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述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种情景。酒楼、茶坊以及各种商店都沿街开设，并在巷中开设，甚至桥上都成为市场。卖艺的游艺场也都沿街巷设立。居民众多的小巷也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居民区与商业区往往连成一片，而不再有专设的封闭式的“市”了。“坊”也成为行政上地区的名称，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住宅区域了。造成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由于都城人口急剧增长，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增加，原有封闭式的“市”已不可能供应。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织“行”或“市”的成长，使得都城内外、水上交通要道上新的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兴起，在这个基础上又逐渐发展成新的“街市”，于是“街市”就代替了过去封闭式的“市”。随着“街市”的发展和坊巷中商业交易的开展，逐渐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于是大街小巷的结构就代替过去“街坊”的结构。

在唐、宋之际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过程中，五代的后周世宗曾作出重大的贡献。五代时，除后唐以外，四代都建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大梁的宫城原是唐代节度使的治所，宫城外围的旧城（后来称为里城）原是唐代汴州的州城，规模较小。后周世宗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经济上发展的需要，在原有州城外围加筑一圈外城，亦称“新城”或“罗城”，面积比原来州城大四倍，并作出了新规划和新设计，因而使大梁变成了新的都城。新的规划是，由官府划分好官署、军营、仓场、街巷所占地段后，“即任百姓营造”；而且准许居民沿街道造屋，并占有街道十分之一的宽度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搭盖凉棚等，这是适应城市经济新发展的新街道制度；同时为适应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和增加都城的壮观，还允许居民在汴河沿岸种榆柳，起建超过礼制规定的邸店和楼阁台榭。北宋东京（即大梁）的建设，就是在后周这个新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允许居民沿大街建筑超过礼制规定的规格高级的邸店和楼阁；并从外城东、南、西、北四面城门开辟通向里城、宫城的四条“御街”，其中南面一条“御街”就具有全城中轴线的性质，于是北宋东京出现宫城、里城和外城一共三重城圈的结构，并形成以宫城为中心的全城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后来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辽、金、元、明、清的都城，都沿用这种都城新制度而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