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郭城规模及市场分布

唐代长安的郭城呈长方形，东西宽（从春明门到金光门直径）９７２１米，南北长（从明德门到宫城玄武门偏东处）８６５１米，周围共长３６．７公里，面积约８４平方公里。因为内城（宫城与皇城）处于郭城的北部正中，郭城从东、南、西三面环抱内城，作为居民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都分布在郭城的三面。这种布局，实际上是沿用汉魏洛阳的体制，只是四面筑了方正的郭城，“坊”和“市”的布置更加整齐而有秩序。

整个郭城有十三座城门。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位置匀称。南面正门明德门最大，有五个门道，两端的门道是车道，正中门道只供皇帝通行。其他城门均为三个门道。城门的左右两门道是车道，这与当时“凡宫殿门及城门，皆左入、右出”的制度有关（《大唐六典》卷二五“左右监门卫中郎将”条）。北面有四座城门，三座在宫城以西，另有一座在宫城以东，只是通往禁苑的北门，后来成为大明宫的南面五门之一。街道有南北向的十一条，东西向的十四条。其中贯穿东、南、西三面城门的有六条主要大街，南北向的正中的朱雀大街最宽，达１５０—１５５米，两侧水沟宽３米，成为整个城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把郭区划分为东西两半，东半有五十四个“坊”和东市，属万年县管辖；西半有五十五个“坊”和西市，属长安县管辖。这种布局也是沿袭汉魏洛阳的体制，只是安排更加整齐。北魏洛阳东“郭”属洛阳县管辖，前一章已谈到。

“坊”的制度也是沿袭汉魏以来的体制。“坊”在汉代叫做“里”。晋代以后“里”或称为“坊”。《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所引《晋宫阁名》，有“诸里”及“诸坊”的名称。北魏洛阳有三百二十里，也称三百二十坊，“坊”和“里”可以通称。“坊”原为“防”字的别体。城内居住区的“里”，所以又称为“坊”，当是由于这些“里”都筑有围墙的缘故。汉代“里”的形制不详，北魏洛阳的“里”是方形的，“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洛阳伽蓝记》卷五末）。唐代基本沿用这种“里”制。唐代长安的“坊”，可分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坊的面积，在宫城和皇城两侧的比较大，南北长６００—８３８米，东西宽１０２０—１１２５米；在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５００—５９０米，东西宽５５０—７００米；在四列小坊两侧的属于中等，南北长度与小坊相同，东西宽１０２０—１１２５米。多数的“坊”，都是四面各开一门，坊内设有“十字街”，分成四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全坊划分为十六小区。只有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小坊，因为隋文帝认为“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每坊但开东西二门”（《长安志》卷七“唐京城”条原注）。不是三品以上大官或特殊资格的人，不准凿开坊墙，向大街开门。街上设有“街鼓”，天明和日落时，坊门随街鼓声开闭。(www.xing528.com)

“市”的制度也是沿袭汉魏以来的体制，略有调整。“市”和“坊”一样是方形的，四周有围墙，并有市门。西汉长安的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为一市”（《三辅黄图》卷二）。北魏洛阳西郭的洛阳大市，周围八里，即是四平方里，也相当于四个“里”的面积。唐代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分设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西市南北长１０３１米、东西宽９２７米，东市南北长１０００多米、东西宽９２４米，面积都约１平方公里。方形围墙内有沿墙平行的街道，西市街宽１４米。四面围墙各开两门，内设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街各两条，西市的街宽１６米，东市的街宽近３０米，交叉成“井”字形（参看图４８），把全市划分为九区，每区四面临街设置各种行业的店铺。中心区设有市署和平准局。同时环绕着东市和西市的“里”，也居住着各种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从事贸易活动。东市南面的宣平坊有卖油者，升平坊的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东市西面的平康坊有卖姜果（生姜？）的，宣阳坊有彩缬铺，长兴坊有毕罗（馒头的一种）店①；东市西北、靠近皇城景风门的崇仁坊有不少制造和修理乐器店铺，“其中南北二赵家最妙”②，这里又与尚书省的选院相近，应选的人每多在此停憩，“因是一街（指春明门大街）辐凑，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条原注）。西市东面的延寿坊，在皇城的西南角，有“鬻金银珠玉者”③，也被“推为繁华之最”（苏鹗《杜阳杂编》卷下）。这种环绕“市”的“里”居住工商业者而设立店铺的设施，至少是沿袭北魏的“市”的制度。北魏洛阳大市周围设有八个“里”，分别以屠贩、音乐、酿酒、丧事为业，前两章已经谈到，说明唐代长安东西两市附近的“里”出现有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并不是什么新风气，更不能认为是“市”的制度瓦解的现象，原是一种传统的市区设施。唐代长安西市西南的丰邑坊，“此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这和北魏洛阳大市以北的慈孝、奉终二里，“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