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都城制度：洛阳西面的郭区

汉魏洛阳城的内城性质，是和西汉长安城一样的。但是它的布局与长安城不同，从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因此它的“郭”区，也从分布在东、北两面改为分布到东、西、南三面。因为东汉、魏晋有关这方面的史料缺乏，我们只能先从北魏的情况谈起。

北魏在建都平城的时候，就曾模仿邺和洛阳，建设外郭城。道武帝天赐三年（公元４０６年）“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魏书·太祖纪》）。这仅是规划性质，准备建立外郭，分设作为商业区的“市”和作为居住区的“里”。外郭的实际建成，是在十六年后。明元帝（公元４０９—４２３年）泰常七年（公元４２２年）“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魏书·太宗纪》）。郭城的结构模仿中原都城，“其郭城绕宫城南，悉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南齐书·魏虏传》）。这样郭城环绕于宫城以南，把郭城完全划分为坊里的办法，显然是沿用洛阳和邺的制度。所设坊里大小，也沿用中原都城的办法。后来北魏洛阳外郭的建设，还是沿用这种布局，只是坊里规划得更为整齐划一。

关于北魏洛阳整个布局的情况，《洛阳伽蓝记》卷五末尾说：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合有二百二十里”，当为“合有三百二十里”之误。三百二十个“里”，是景明二年（公元５０１年）兴建的。《魏书·世宗纪》载：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罢”。“坊”就是“里”，当时可以通称，这个筑坊的计划，是广阳王嘉担任州牧时提出的建议。《魏书·广阳王嘉传》说：“迁司州牧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畿内免除课役的丁男）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所说“各周一千二百步”，和《洛阳伽蓝记》所说“方三百步为一里”正相符合。

既然“方三百步为一里”，三百二十个“里”的面积就该有３２０平方里。汉魏洛阳城，东西宽六里多，南北长九里多，整个面积约有５４平方里，而且城内有庙、社、宫室、府曹的建筑，占很大面积。因此，北魏在洛阳所建筑的３２０个“里”，大部分应该分布在“郭”区。洛阳城北靠邙山，“郭”区主要分布在东、西、南三面。宿白制作了一张《北魏洛阳郭城设计复原图》，把洛阳城（内城）的面积划成东西６个“里”、南北９个“里”，把整个洛阳（包括“城”区和四周“郭”区）划成东西２０个“里”、南北１５个“里”，并在南边中央画成长方形的凸出部分，计东西４个“里”，南北５个“里”，这样正好划成３２０个“里”（参看图４１），这样复原设计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洛阳伽蓝记》对城东（卷二）、城南（卷三）、城西（卷四）、城北（卷五）有关寺院的记述，基本上就是以这样的“郭”区为范围的，所记城西的“郭”区尤其明显。

《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城西“郭”区边界的张方沟和张方桥说：

自退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

出阊阖门城外七里长分桥。中朝时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曰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为张方桥也。未知孰是。今民间讹语，号为张夫人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www.xing528.com)

北魏（征西将军）崔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饯行），车骑成列。

这条“南临洛水、北达芒山”的张方沟及其堤岸，实际上就是城西“郭”区的边界，也就是西“郭”的防御设施，相当于郭城的作用。张方桥或长分桥就是张方沟上唯一的桥梁，它直对洛阳城西墙北门（阊阖门）大街，这是洛阳西“郭”主要出入通道，具有西郭门的性质，所以人们送迎或饯行，多在此处，如同西汉长安的东郭门（即东都门）一样。

因为此处形势险要，无论从洛阳出师或者进军洛阳，必须在此处驻屯，在张方沟以东的寿丘里，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也是利用这条沟作为屏障的。这条南北向的大沟，南通洛水，北接邙山，正好十五里，说明当时洛阳城西“郭”区，确是南北有１５个“里”。由此可见按照南北１５个“里”来设计复原是可行的。

既然《洛阳伽蓝记》说张方桥即是汉夕阳亭，那么，这个洛阳西“郭”的关口，早在汉代就建立了。《后汉书·杨震传》载：汉安帝时（公元１０６—１２５年），太尉杨震因进谏而受到宦官迫害，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阳亭①，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因饮荓而卒”。《东观汉记》有相同的记载，惟作“震到洛阳都亭”。都亭原是指“郭下之亭”②。东汉所说“洛阳都亭”，就是指具有郭门性质的夕阳亭。相传汉明帝时，仙人王乔做叶县的县令，每当上朝，门鼓不击自鸣。死后百姓立为祠，“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音声，太史候望在上西门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气祥”（《风俗通义》卷二“叶令祠”条）。从这个故事，说明东汉洛阳都亭，不是指一般的“郭下之亭”，而是专指上西门外的夕阳亭，这里是洛阳西“郭”的重要门户，是出入必经的要道。汉安元年（公元１４２年）顺帝选派八个使者出去巡查，张纲是其中之一，他“独埋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后汉书·张纲传》）东汉洛阳都亭也和北魏张方桥一样，常常被用作出兵时驻屯之所。汉灵帝（公元１６８—１８９年）时，大将军窦武计谋除去宦官，因计谋泄漏，宦官们就劫持太后，派人捉他，他便“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后因军队归向宦官，被围而自杀，“枭首洛阳都亭”（《后汉书·窦武传》）。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黄巾起义，“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后汉书·何进传》）。所说“都亭”，都是指具有郭门性质的夕阳亭。

东汉洛阳如同西汉长安一样，每座城门外都有一个外郭亭，蔡质《汉仪》（《续汉书·百官志》刘注引）说：“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①但是，夕阳亭地位重要，不同于一般的外郭亭，具有郭门的作用。

西“郭”是北魏洛阳的主要市区。西阳门（西城墙中门）以外四里，即白马寺以西一里，大道以南有洛阳大市。《洛阳伽蓝记》卷四说：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 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睳为业，赁?车为事。……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接，迭相临望。

从这段记载，可知北魏市区的建设，井井有条。洛阳大市“周围有八里”，就是２平方里，四面周围，每面又设两个“里”，分别以屠贩、音乐、酿酒、丧事为业。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已被作为市区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这里的“妙伎”，人数众多，也占有两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