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面的叙述,可知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国都,都推行着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这种布局是周公建设东都成周的时候开创的。周公之所以要创设这种布局,主要是为了安置“国人”、迁移殷民、驻屯军队,造成一个实力雄厚的东都,用来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四方的统治。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只有充实“国”(国都)的实力,才能增强对外的防御力量和对内的统治力量。到春秋时代,中原诸侯中的一些大国,在相互争霸的过程中,为了增强国都力量,有采用这种布局的。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各大国的先后称王,就更进一步地推行这种布局了。
这种小“城”连结大“郭”布局的推广,首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随着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宫殿附近需要建设一系列中央高级官署,必须在都城中建立一个集中办公的区域,以便于国君及其辅佐大臣主持管理。与此同时,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也逐步推行了;与此相应,举行盛大礼仪的宫殿也必须兴建了。这样,有一定规模的宫城就需要建设了。我们以战国时代赵国为例,它建有信宫以便举行“大朝”之用,既可以用来接受别国君臣的朝见,如武灵王元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又是春正月举行“大朝”的地方,如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又有东宫也是举行“大朝”的地方,如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说明当时国君传位给太子,也有一套“大朝”的礼仪。“大朝”的场面很大,上朝的人要包括群臣和宗室在内。如惠文王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以上都见《史记·赵世家》)。
当时所以要扩建城郭,还由于军事上的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十分频繁,建筑城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加强军事上的防守设施。利用城郭作防御工事,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战术。春秋时代各国纷纷修筑城郭,都是为了防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八《春秋筑城表》,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点。自从战争讲究兵法以后,兵法家更注意讲究守城战术。《墨子》有《备城门》以下诸篇,就是专门讲究守城战术的。《墨子·七患篇》说:“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又说:
“城者,所以自守也。”(《孙膑兵法》有《雄牝城篇》,是讲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在地形上不同的特点的)当时讲究守城的兵法家已经注意到,城的大小和居民多少对战争胜败的关系,粮食积储的情况及城与市之间的远近对胜败的关系。《墨子·杂守篇》说:
凡不守者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蓄积在外,富人在虚(墟),五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
由此可见,战国时代万家之邑,采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布局,是总结战争经验而制定的。《尉缭子·武议篇》还说:
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https://www.xing528.com)
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
春秋战国时代都城中“市”的扩大,固然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革,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符合于战守的需要。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郭”的用途发生很大变化。当周公建设东都成周的时候,设置“郭”区是为了安置“国人”、迁居殷民和驻屯军队。春秋战国时乡遂制度已经瓦解,“国人”已经分化,“郭”区已经不是“国人”居住区域,成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了,而且手工业作坊和商店集中的市区已有相当规模了。虽然宫城以内也设有“市”,也设有手工业作坊和商店,一般说来,规模是不大的,而且主要是为官府和贵族服务的。而“郭”里的市区以及手工业作坊,就大不相同,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市区里商店林立,已有一定的规模,筑有围墙,设有市门,并设有市官管理。市门每天早晚按时开关。热闹的市区,清早就有许多买客等候市门开放。等到市门开放,就“侧肩争门而入”,为的是争取“所期物”(《史记·孟尝君列传》冯%语)。事实上当时有些诸侯国的都城,一方面保持国都的性质,另一方面就具有都市性质,成为一个地区手工业、商业集中的地方。
到战国时代,随着文化学术的发展,同时由于有些国君招徕人才,提倡讲学,都城附近就有特设的文化区。例如齐国临淄的西“城”西面的稷下(稷门外),就设有学宫,招待学者,“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文化区的设置,也是战国时代都城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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