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王朝衰落的研究及乾隆的领导才能

帝国的机制长期以来就是研究王朝衰落的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似乎很有根据地声称，清朝皇帝开始时是强悍的开国君王，而在末期则是219无能的弱者。按照这一观点，18世纪的三位皇帝都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通常大家认为乾隆是这三位伟大君王的最后一位。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有些个人即使不当皇帝也能实际行使皇帝的权力，那么就可以看到，清朝开始时还是比较动荡的，而19世纪的衰落也并非那样突兀而单向。清朝末年恢复的摄政制就是采纳了满人早期的做法，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作为摄政者所表现出的活力肯定要超过前面几位皇帝（嘉庆、道光和咸丰）。此外，在王朝开始和终结之间满人统治期间有一个漫长的满汉在政府中合作的时期（一直延续到晚清）。汉人在朝廷中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因而他们忠于清朝政权；长江下游的精英在官僚层地位显赫，他们保证了这一时期的稳定和延续，可能弥补了皇帝的不足。

清代国家的财政力量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变化过程。18世纪是清朝国家收入盈余的时期：国库充实，内库丰盈，这不仅是和平、繁荣的结果，也是雍正统治时加强控制各省汇缴赋税的结果。不过，无疑在1713年税收体系受到固定丁额这一慷慨举措的削弱，使得征收到的赋税不到全国生产总额的5%，以致财政基础薄弱不能满足一个庞大的近代政府或是工业化变革所需。

清代的钱囊可能在乾隆年间最为充实：1736年有2400万两盈余，而到1786年数额增至三倍。有盈余政府就能同意免去受灾地区的税收钱粮，不去计较拖欠，并在军事行动中大量花费。由盈余转为亏欠是在18世纪最后一些年出现的。比如，出征新疆花费了2300万两，讨伐四川金川叛乱的花费三倍于此数目。到18世纪90年代白莲教叛乱时，朝廷不得不动用储备以供国内军事活动所需，自征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费用不足的情况。这场征战据说花费了一亿两白银，比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还多约30%。财政不足继续困扰着政府，到19世纪更为严重，1840年后包括对外巨额赔款在内新的负担数量不断增加，而北京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来源却没有变化。新的过境商业税（称为厘金）给各省带来了新的财源，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央政府财政匮乏的状况。到1900年，中国政府从全国生产中实际得到的收入已少于1753年。从这一角度来看，18世纪末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清代的常备军随着时间流逝变得越来越不能打仗，但这一恶化尚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毕竟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国内和平。问题是汉人绿营兵的情况或许比八旗兵更糟。虽然历史学家经常声称，入关的满人军队在18世纪初开始衰落，到1800年已不堪一用，但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他们仍在边境地区正常作战，而且在对付白莲教叛乱的游击战中显得并不比汉人军队差。(www.xing528.com)

但作战的模式在变化，在边疆地区，传统的游牧对手越来越转向定居生活，而从海上又来了没有想到的威胁；在中国内部，外国的枪炮开始逐渐代替骑马射箭和用长矛的步兵，曾经令人生畏的清代军事上的优势慢慢丧失。到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农民歹徒拥有武装，有时甚至还有火枪，骑着马，许多住区建起了围墙，有地方团练保卫。当军队经费不足、训练很差时，要想维持住数量不断增加更为尚武的百姓的秩序就变得日益困难，中央政府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一再被削弱。在转向依靠由地方精英和省级官员领导的更有效率的团练和地方军队之后，清王朝经受了19世纪中叶叛乱者震撼整个帝国的挑战而幸存下来，但它也为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还可以在18世纪期间看到行政瘫痪的最初迹象。当然，清代国家一开始就受到要解决许多棘手问题以及要负担庞大维持费用的困扰，在这一时期行政机构承受了经常出现的崩溃和部分复苏的循环过程。但在1800年以后正常的更新就很少出现，清朝政府很少有什么部门在1850年时能像1750年时那样有效率。因而就只能称这一过程是一221种王朝衰落的形式。不过为了理解这一失败，我们必须考察其不同的组成部分，因为它部分是崩溃，部分是不能付起新的责任，还有部分是有意将国家的功能转到私人群体方面。清朝国家与社会和经济不相适应的困难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必须从更宽广的方面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