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地区：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与中亚的贸易通道和战略基地

中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与中亚（在更早时与印度及欧洲）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陆上通道，其处于草原边缘的战略位置不可避免地使之与贸易朝贡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明末清初，在这一人口稀少、出产粮食不多的地区出了叛乱的李自成一，战火兵事直不断。在18世纪，这里常被作为对中亚用兵的基地，为确保边疆的安全打开了面向西面地区的通道，时有朝贡使团陆续经过那里来北京。每隔一段时间在这一地区及附近都会有少数民族发动起义一，直延续（越到后来越成功）到19世纪。贸易或许比农业更容易给这里带来繁荣，尤其是在1760—1820年期间更是如此，但与中国其他地方相比，有可能该地区从清代中叶的和平与繁荣中得益要少。

西北大区由山西西部、陕西、甘肃和河西走廊中的绿洲组成。河西走廊跨越黄河上游一，是该地区的主要通道。这地区的东面和南面由山脉与帝国的其他部分分开。狭窄的地区核心地带曾是以前几个王朝繁荣的家园，包括渭河和汾河流域，延伸到西安和太原两个城市之间区域的东南边缘。因为黄河除了很短的几段都不能通航，费用很高的陆上交通限制了大多数地方的贸易机会。货物必须用骆驼、大车、驮畜和人力运输，在春夏时节的雨季道路上满是深深的凹槽，泥泞不堪。昂贵的运输费用以及在生长季节气候不佳，半干旱气候经常造成旱灾，因而农业产量不高，使得西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成为整个帝国中最低的地方之一。实际上，艰难的交通状况将这一地区在文化、社会和经济诸方面隔绝了开来。

与整个清帝国的情形一样，这个大区的居民在民族、宗教和语言上差别很大，但混合的情况与前面谈到的那些地区又很不一样。在沙漠周边的北部边缘地带居住的是蒙古族，他们都是牧民，（自16世纪以来逐渐开始）信奉西藏的喇嘛教。放牧农耕并行的藏族住在甘肃西南与南部的高原草场和林间谷地，这里邻近青海（蒙语为“库库诺尔”，Kokonor）。

汉人都集中在城市以及东面和南面的河谷；他们中有少数是“乐户”，直到1727年都被看作是贱民。在陕西和甘肃有大量较有影响的回民，他186们是元朝甚至更早移民的后代。1781年西安城里有七座清真寺和几千回民，在兰州和河州城有比这更大的回民社区。到19世纪后期回民占到甘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很适应汉族的文化，用汉人的姓，讲汉语，穿汉人衣服，但住在分开的村庄中，有自己同族的邻里，他们追随自己的宗教领袖，不吃猪肉。回民因有自己专门的职业而更显得特立独行：他们主要从事牲畜养殖，在骆驼、驴马运输行业占有主导地位，并在与中亚的商队贸易中很活跃。另一个分支群体是讲突厥语的撒拉族穆斯林，他们实际已控制了黄河上游的筏渡运输。

正是由汉族、回族、蒙古族和藏族在这一地区混合在一起，使其社会带有其独有的特点。因为方言、习俗尤其是宗教信仰不同使得内部不团结，这让清朝能够使它们相互争斗；每个群体可以站在国家一边反对其邻人。清朝在甘肃、青海和西藏的部落中实行世袭首领的土司制度。满人皇帝把让各民族分开的做法解释成是对帝国内所有民族公正仁慈政策成功实施的标志，18世纪汉人官员对回民比较严厉，这时雍正和乾隆皇帝就（像在其他事上一样）相应地主张采取克制和自由放任的政策。汉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到20世纪初西方人走访这一地区时已非常明显，与别的地方一样伴随这一过程在这里不时又会爆发械斗和暴力冲突。

地理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阻碍了在西北边疆亚洲内陆进行农业耕作。结果，这一地区没有遇到清中叶在中国其他地方都出现的新的移民浪潮。政府于18世纪20和30年代在陕西和宁夏的黄河上修建并扩建灌溉工程，以此促进农业发展，但在18世纪陕西和甘肃登记交税的田亩数并没有增加。有些人实际上还离开了这个地区到汉江流域、满洲甚至蒙古和中亚去寻求更好的机会。该地区粮食不足，主要出产羊毛、皮革、皮毛、羊绒和牲畜，但到19世纪在甘肃牧场上放养的马匹数量已经超过了朝廷的需要。在渭河流域种植棉花，当地生产的盐销售到本地区和外地市场，俄罗斯商人大量收购这里的野生大黄。山西的汾酒和甘肃187的烟叶因其质优而在全国闻名。

西北地区还以长途贸易形式输出人力资源而闻名，这种贸易是该地区与帝国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清初地位显赫的晋商在明代参与的就是官方的边境贸易。他们还进入了两淮的盐业市场，向北方驻军供应粮食换来允许他们到指定区域卖盐的盐引。在清代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晋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他们在蒙古就住在寺庙和牧民的营帐附近，建造商站和店铺，在贸易不平衡使得蒙古人负债时他们就成了当地人仇视的目标。他们在打开满洲市场上同样也很活跃，还是在恰克图与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做生意的主要中间商。作为中国穆斯林的东干人也是商人，他们向西离开了这个地区，先到达新疆北部，然后到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这里是与浩罕、布哈拉、帕米尔、阿富汗和印度经商的主要周转地。还有来自西北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其他商人也来到这里，他们运来茶叶、丝绸、银锭、香料和药材出售，将当地的丝、牲畜和（在1773年内务府的专卖权被取消后）有名的叶尔羌玉带回内地。

西北商人自然在他们自己地区的长途贸易中占着主导地位，将兰州（甘肃的主要城市中心）的羊毛、药材和矿石用船顺流而下运到西安。随着清代中叶这个地区的发展，他们还将贸易扩展到邻近的汉江流域，并利用食盐专卖中的漏洞进入四川和西南。他们很快在华北的大部分跨区域贸易中也居有主导地位（在全国范围也只有徽州商人能与之抗衡），山陕商人在北京也是重要角色。从碑刻集中可以反映出晋商在京城修建了许多早期的会馆，他们在18世纪形成了最大的一个商帮，专门从事染料、烟草、桐油、金属、纸张、布匹、毛毡和其他商品生意。在北京的大部分晋商都来自山西省南部汾河下游沿岸的平阳府。来自上游较远处太原地区的山西布商发现清初无论是私家商人还是官府都有汇兑钱款188的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主要从事钱庄业务。到19世纪，山西的钱庄已建立了全国的网络，通过现有的路线一直伸展到内蒙古、满洲和中亚。

西北的行政官员在清初及清中叶大部分时间关心的都是西面的战事，还有与之相关的交通和供应问题（甘肃的驿站数目超过任何其他省份）。有大量的军队就必须要管理和供应：在六座城市里驻有八旗重兵，还有大量绿营兵驻军，在1685年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兵力驻扎在山西、陕西和甘肃。

省里的官员因要管理中亚大片新的领土又增添了负担。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在三个皇帝统治时进行的战事到1723年达到了顶峰，这时以准噶尔为基地的厄鲁特（卡尔梅克）帝国被剿灭，幅员辽阔的青海也被置于清帝国的统治范围。为制止蒙古势力的扩张，清军到达拉萨，这里是喇嘛教黄教的中心，黄教在蒙古人和藏族人中很有影响。满人还在18世纪中叶出面制止了穆斯林的一场分离主义运动，1759年归并了天山南北两侧直至巴尔喀什湖的土地，将之命名为“新疆”。

为了统治新疆，清朝开始将地方的领导层也纳入一个松散的官僚结构。朝廷驻当地的代表任命主要商路沿线绿洲城镇的穆斯林官员，由他们负责管理其所在的社区。在库车、阿克苏和于阗，权力也就落在当地官员和宗教领袖手中。官员们都得到了俸禄，另外还有赏赐的土地和作为礼物的奴隶，宗教领袖也从赠送的土地中得到收入。像蒙古旗人首领一样，当地在哈密和吐鲁番的部落首领还被清廷授以封号，进入了清朝的贵族行列。在穆斯林游牧民族中，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人在帝国边疆外的草原上转场放牧，对他们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在整个北部边疆实行的朝贡制度；清廷想要限制他们的贸易特权和流动，但没有多少效果。

《皇清职贡图卷》中的蒙古厄鲁特人

松散的政治机构要靠部署大量军队来作后盾。新疆驻军的总数在1万至2.3万人之间，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镇中修建了分开的要塞以安置八旗官兵。在新疆东部，这些八旗兵还得到绿营兵的补充，而绿营官189兵都是来自陕西和甘肃的汉人。清廷将这些士兵变为永久性军屯开垦者，由此减轻了供养这样庞大军队的负担，并促进了对这一新的且不完全友好地区的开发。(www.xing528.com)

政府还允许来自西北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在新疆北部的哈密和吐鲁番定居。新疆还成为安置中国内地来的流放犯合适的地方，这些人被赏190赐给当地的穆斯林首领，或是被送到矿里干活，为国家提供所需的金属。

在建立了新秩序后相对和平的时期，贸易被加以规范，人口和耕地都在增加。位于准噶尔东端的乌鲁木齐是一个行政中心，同时也是1757年设立的内务府作坊所在地，出售御用织造府生产的布。在塔里木盆地西端、准噶尔南面，除了喀什噶尔的绿洲和市镇之外还有叶尔羌，这是个商业中心，买卖玉石的大市场。再向西行，在费尔干纳的谷地中有浩罕，它是喀什噶尔的一个藩属，也是来塔里木盆地城镇经商的实力雄厚的商人的家乡。虽然新疆在清朝控制下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中国内地不断发展的边缘地带相比，它所登记的纳税家庭数目还很少。政府在新疆的开支一直是超过收入，这就要求北京每年都要给予大量补助。管理这一地区军队的重担就由陕西和甘肃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西北大区距离粮食充足的市场距离遥远，这就需要在一年中以及干旱时要有储备粮以保证粮食供应，因而管理好各地的粮仓就是政府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然而就是在18世纪后期清政府筹集粮食最有效率的时候，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要想有足够的储备也很难。山西巡抚诺岷为解决该省的亏空所做的努力，使得雍正皇帝在18世纪20年代将火耗固定了下来并在全国推行“养廉银”，但西北地区仍继续需要给予固定的补助。政府要想获取该地区商人的钱财靠出售捐班功名以筹集粮食，其最为人所知的结果是甘肃的官员竟集体舞弊欺诈，1781年事情败露。在这个案子中有50多名官员被判死刑（后被减刑），这是皇帝宠臣和珅通达仕途中的一件大事。

在这一地区，国家给予民族和宗教的少数群体有相当大的自由。清廷虽然很在意不让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蒙古人中得到不应有的政治权力，但鼓励建造喇嘛教寺庙，比如位于甘肃和青海边缘地区的拉卜楞寺和塔尔寺（都建于1709年，1723年重建），这对城市化以及改变游牧生191活方式有影响。少数民族在当地建立的组织得到了容忍（为何不能容忍呢？），而只要这些群体仍能保持忠诚、遵守法律就行。回民一直有在清真寺周围组织其大部分社区生活的自由，这些组织活动还是在其有很大影响的宗教领袖指导下进行的。回民们有去圣墓朝觐的习俗，苏菲派经师四处巡游，而且回民长于经商和运输，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建立通往中亚和中国主要大城市的长途交通网。在18世纪，中亚内部的宗教争端造成伊犁地区两个对立的神圣家族的冲突，这些家族的联系网沿着商路一直延伸到中东。甚至那些惹麻烦的（从清廷的角度来看）神圣苏菲家族能好几代人都一直有其权威和影响，波及从叶尔羌到甘肃甚广的地区。产生于中亚的宗教运动很快就传播到西北大区，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谈到的，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随之就爆发了冲突。

西北不是一个有着强大家族势力的地区，虽然偶尔也会有兴旺的家系一，代代地出官员和有功名的人。就以介休（在山西）的范家为例，他家是做边关贸易的商人，顺治年间就为内务府当官商。他们也做出回报，为康熙皇帝的几场战事从自己的腰包中拿钱提供军事上的帮助，转而就得到奖赏，被授予爵位、官职，让他们去做有利可图的生意，从事盐、铜、木材和对外贸易的买卖。尽管得到皇帝惠顾也会有赚有赔，但范家直到18世纪后期还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地位。不过，汉人的与回民的商业网最接近的是位于帝国各大城市的晋商的会馆，这种组织将同一地域的不同商人都召集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通婚，有着合作伙伴关系。尽管这些商人的保护神关帝（3世纪时被神化的武士关羽，他是山西解州人）被清朝皇帝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在1725年被纳入皇家的神谱，但对关帝的崇拜已远远超出了晋商的范围，分布在全国的关帝庙之间并没有组织的联系。

除了宁夏和位于草原边缘的姊妹城归化和绥远（今呼和浩特）外，该大区的大部分城市都在地区的核心区域和联系中亚与西安和北京的商路线上。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与这一地区特有的孤立定居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西安在19世纪40年代人口数约为30万人，它是该地区的都市和文化中心。尽管这座城市曾是帝国的首都，有着辉煌的过去，以前这一地区的贵族家庭地位十分显赫，但这时西北地区的精英在全国的文人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不大。这里很少有书院，该地区在清代所从事的学术项目中其作用可忽略不计。有些商人对文人文化有所涉猎，许多人则一点也不关心。这一大区尤其没有出多少获得科举功名者。因为有经商获得的财富，山西在18世纪全国的进士排名中勉强能名列第六，而陕西和甘肃要差得多。实际上，在1702年按省分配进士名额之前，甘肃在清代没有出一个进士。

西北地区对清代的城市文化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平阳府的商人像其他地方的商人一样，推动了本地戏曲传统的发展，随着其商业网的扩展，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到他们家乡的梆子戏。西安在18世纪成为秦（该地区旧称）腔的演出中心；18世纪70年代城里有36家戏班子（与北京一样多），或许还可以称得上是公共戏院发展的先驱。这种带点吵闹、直露的表演在汉口已经开始流行，1779年这一剧种靠一位女演员非常出色的表演被介绍到了京城。结果，这种地方戏甚至在势利的官员和来自长江下游的文人中也很受欢迎。

农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游牧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也很大。住在黄土高原上的汉人种植冬小麦和小米作为他们的主要作物，他们住在由厚实黄土中挖出的窑洞里，这显然是要适应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缺乏树木的现实。尽管农民的窑洞会很简单，但地主的窑洞就有可能很精致，有院落，甚至还有独立的房屋。回民和汉人的生活方式与蒙古人和游牧的藏人从事的畜牧经济大不一样，畜牧经济193以养羊为主，游牧民住在帐篷里，靠肉食和乳制品当主食。甘肃西南的藏民从事农业，主要种燕麦和大麦，住在风格独特的木屋里。

西北地区民族的组成还进一步反映在宗教崇拜的差异上。到过山西的人曾记述道，那里流行一种树崇拜，无疑这与更系统的崇拜有关，每个村子都尊崇某棵树，向它求祷希望能免除病灾。几座对中国人有重要意义的用来朝圣的山也在这一地区：有山西的恒山（在大同附近），陕西的华山（靠近黄河进入平原处），还有五台山，它对藏族、蒙古族和汉族来说都是一座圣山。五台山位于靠近华北地区的太行山脉，北方各地都有来这里进香的各类游客，他们所经的固定路线有助于将这两个地区合在一起。

我们曾经说过，与中亚绿洲王国的接触将伊斯兰教的新思潮带入了中国。18世纪时穆斯林社区中传来了一种改革的苏菲派运动，这一教派在18世纪80年代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最终是在19世纪促使西北回民起义的重要因素。新教的创立者马明心是甘肃人，他曾在1761年去访问中东和中亚的宗教中心，回来后就开始批评中国的穆斯林组织。马明心的信徒大多是撒拉族，他们住在甘肃西部和循化镇。他的教义在一些问题上对已有的宗教领导直接进行了挑战，这些问题诸如口诵安拉以及由穆斯林上层地主控制的墓地集会的权力。穆斯林新教和旧教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在1781年演变为暴力冲突。当然政府随之介入，逮捕了马明心，最终在他的信徒要想劫狱时杀了他。1784年已被成功控制住的局面遭到破坏，这一年又一个新教宗教领袖发动起义，目的是要为马明心被杀复仇。清廷在镇压了这次起义后，决定禁止新教传播，并想约束整个穆斯林的传教活动，尤其是从中亚传来的教派。苏菲教派转为地下活动，一直到19世纪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