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东南沿海地区经济低潮及商贸繁荣

18世纪初东南沿海的地区经济正处于低潮。沿海居民受到明末经济衰败以及17世纪60年代迁海令的不利影响，后来对海上贸易的禁令又给贸易一个沉重的打击。沿海的泉州和漳州两个府在40年的争斗中多次易手，先是满人与郑成功（国姓爷）领导的忠于明朝的军队争斗，后来是满人168与三藩之间的争斗。虽然再也没能恢复其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得益于台湾的发展以及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大发展，1683年之后东南沿海的经济还是有了明显的复苏，并在18世纪大大地发展起来。

这一地区由几条从武夷山向东流经福建、浙南和粤东入海的河流形成的谷地组成。山脉隔绝了这些河谷，形成四个大的区域性流域：瓯江流域，其三角洲以温州（在浙江）为主；闽江流域，福州是其三角洲城市，也是该地区的都市；九龙江流域，包括漳州和泉州；韩江流域，其三角洲城市是广东的潮州。这些港口城市都有长期从事跨区域沿海和海上贸易的历史，它们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口岸，与整个东亚边缘地带的外国人进行联系。其繁荣与被山地环绕的内地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个大区又被南北向的大山从正中分开，其内地就面对着朝向长江下游、中游和岭南的内陆，其界线也比人们根据地形所能想象的要更灵活。

尽管有来自广州和宁波的竞争，这个地区的港口仍继续被当作重要的转运点，商人控制了与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贸易。在16世纪后期，大约就已有7000福建商人每年到马尼拉去接从新世界来的商船，他们最终还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来自东南沿海（和岭南）的中国人沿着贸易路线在暹罗、巴达维亚、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安家；当英国人于19世纪初夺取了新加坡后，用中国人的资金和来自这两个大区的劳力在那里开采了锡矿。清朝不时欲限制海外商路扩展的做法受到了阻碍，一是因为难以控制，二是连官方也承认这一地区“有一半人口要靠航海维持生计”。^[1]在18世纪，不断有人外迁去其他大区和东南亚。由于耕地有限，这一地区的人口压力继续使人们去从事渔业和商业，到18世纪80年代随着政府对沿海失去控制，从事这两个行业的人很容易就变为海盗。19世纪初鸦片输入的兴盛维持着当地的经济，但到19世纪20年代这个依169赖海外贸易生存的地区已深深地感受到不景气的影响。

在东南沿海地区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和讲各种不同方言的汉人。武夷山是畲族的家乡，畲族是与刀耕火种的瑶族有关的一个土著群体的余部。还可以在沿海地区找到少数有着类似来源的疍户船民。畲族和疍民都已完全被汉文化同化。在晚明和清代畲族从福建北部山区迁移到浙江南部，有些人甚至向北迁得更远到了长江下游的山区。在这些山区，他们清整土地，只要有水可用就修梯田，种植水稻、茶叶和蘑菇。他们种的大宗作物是土豆。或许他们的迁移是对客家人在同一时期侵入他们家园的一种反应。这两个群体肯定相互影响很深，使得他们有着相似的习俗，最明显的是允许妇女下田干活，不裹脚。

在汉人中可以按语言分为五个大的分区：瓯江地区人讲吴语，福州地区人讲福州话（闽北话），九龙江流域人讲闽南话，潮州人讲潮州话，客家话是西南边缘地带内地山区的主要方言。东南沿海的亚族裔划分并不排外，但客家人和其他汉人之间关系最为紧张。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个地位不高的早期移民群体住在该地区边缘山区，主要种植茶叶和蓝靛，从事伐木、烧木炭、开矿和采石这样的行业。客家人的服饰、习俗、职业和语言与众不同，并受到邻近居民的轻视，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我们已经提到，在清初他们离开自己居住的人满为患的山区，向西推进进入长江中游，向西南进入岭南的河流三角洲，向东越过海峡进入台湾。

东南地区沿海的平原每年种两季，而边缘的内地每年种一季。稻米是大宗作物，与输往最富裕地区的诸如甘蔗和烟草这样的经济作物相互竞争。由于水田有限，种植的商品经济作物越来越多，加之要驻扎大量军队，使得东南沿海成为稻米供应不足的地区。这里的常平仓储存额是整个帝国最高的。因而在18世纪不得不从台湾、长江下游和东南亚输170入粮食，使这一地区更加依赖海上贸易。当棉花的种植被像甘蔗这样的作物代替了时，这个大区开始从北面输入原棉以供当地加工。从东南亚由人们熟悉的路线引进的新世界的粮食作物早在16世纪就被该地区接纳，对边缘山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番薯加入了芋艿、竹笋和鱼的行列成为当地饮食的组成部分。该大区还有在18世纪中叶向中国大陆引进了鸦片的不好名声，鸦片最早也是在东南亚的客居者发现的，后来通过国内的贸易网传布到各地。到18世纪末吸食纯烟土已非常流行，东南沿海的商人从这一非法贸易中获得不少利润。

一些当地的出产在国内也很有市场。福建西北提供的木材使建宁府在明代成为一个有名的印刷业中心，邻近地区的纸商是该地区第一批在北京建立会馆（建于1739年）的商人。在厦门附近的德化窑生产纯白的瓷佛像和瓷制礼仪用品，欧洲人称为“中国白”。在晚明和清初这些瓷器广为行销于国内外，到18世纪初达到了它技术上的高峰。

福建西北武夷山出产的茶叶也是一种有名的出口商品（英语中“茶”的发音就来自厦门话）。随着大众的口味由茶末和茶饼转向茶的叶片，在明代福建茶的主导地位已让位于长江下游出产的龙井茶和松萝茶，但在18世纪福建茶还继续用船通过汉口运往中亚，同时它还是出口到西方的发酵红茶的主要产地（茶在17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国向公众出售）。在1719—1762年之间茶的产量增加了6倍。1760—1771年间，从广州用船装运出口的茶叶大约有48%原产地是福建，到18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9%。茶叶的需求促进了福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该地区与外界隔绝的特点使得它不能对整个大的地区产生比较广泛的经济影响。而茶叶贸易的繁荣转而对长江下游相邻地区的地方经济有益，吸引流动的客商来福建，并在江西东北形成了一个大的茶叶市场。最终在19世纪，陆路的贸易路线被沿水路通往按条约开放的福州港的贸易路线所代替。

自17世纪中叶地区经济的衰落有所复苏后，厦门成为泉州和漳州两地的中心，这个繁忙的港口每年要有几千艘船前来停泊。有个学者称171“（在1786年）它成为南方最繁忙的港口”。^[2]福建商人不仅在联系东南亚和华中、华北的沿海贸易中重新发挥了他们的周转作用，而且这些客居商人还控制了正在发展的与台湾之间的稻米、糖、丝和木材贸易。虽然广州在1757年得到了与西方贸易的垄断权，宁波得到了与日本贸易的垄断权，但客居在这两个港口的福建商人还是参与了这一有利可图的生意。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有几个出名的公行商人家族实际就是福建人，其中最有名的有潘家（潘启官）和伍家（伍浩官）。这些公行商人的头面人物用他们卖茶叶给西方人得来的剩余资金投资于在福建西北山区的茶叶生产。在18世纪后期，福建人仍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中占据主导地位。

东南沿海的商人开办贸易公司和批发企业，并积极从事船运业。为了避免在海上运输银锭，他们改善了信贷制度。比如，厦门的商人越过汹涌的大海去台湾，他们每年只与岛上的客户结一次账。与台湾的贸易买卖经常不能平衡，这就促使专门的汇款机构发展起来以便资金流动。这些经营活动无疑对19世纪台湾复杂的契约习惯法的演变有很大作用（后面要专门涉及台湾）。甚至在福建西北和南部的内地乡村，福建人也设计出了复杂的市场机制通过合作组织来租用驮畜，合用牲口。

福建在反清复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使得清朝在那里驻有重兵。省会福州驻有3000八旗兵，他们是沿海防卫力量的一部分。1767年福建（包括台湾）驻扎的绿营兵是任何单独一省中数量最多的（有6.6万人），所需费用也最多。这些常备军在18世纪大动干戈只是为了镇压台湾的叛乱，有18世纪20和80年代的两次叛乱，还有在90年代打击蔡牵及其沿海海盗舰队的行动。

官方一直认为东南沿海是一个很难控制的地区，而18世纪的发展172趋势也证实了这一判断。强势的合作组织压制住了阶级冲突，但又扩大了建立在地域、亲属和族性基础上的对抗。与岭南地区的情况一样，东南沿海地区也以有特别强的家族势力而闻名。这些家族拥有共同的财产，想要控制乡村，甚至还要控制市场区域，地方精英依靠家族势力为了权力和地位相互竞争。家族内部经常是层次极为分明，被那些较为富裕、受过较好教育的男子控制。在这里人们非常认真地关注风水，为建筑择址以便能在土中触及其原始的能量搏动，在中国南方有些地方盛行二次葬（挖出尸体，清理骨骸后重新埋葬），促使富裕的家庭和家族在为求福看风水上相互竞争。而那些没有一个强大家族保护和支持的人就必须编造家谱，并以联合的方式形成亲属群体，这证明了为在地方扩大权势采用这种社会组织的有效性。其他人依靠合伙的财产和社区寺庙的组织结构。在18世纪，这种将垂直组织变为对立集团的趋势加强了，就像伴随着激烈竞争而来的暴力所起的作用一样。

在这个逐渐更加封闭、竞争性更强的社会中，并非明媒正娶的童养媳极为普遍。这淡化了姻亲关系，还不用付彩礼。因为新娘是从儿时就在自己的丈夫家长大，所以通常影响家庭和睦的婆媳紧张关系会松弛下来。

东南沿海的社会还产生出一种在清代出现的新型的主要社会组织：三合会类型的会党。这些独特的会党组织最早于18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在漳州府，到80年代台湾的林爽文起义时才为官府所知，很快就在运输工和商人中发展起来。到19世纪初，三合会已传播到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会众们从事走私、敲诈、当海盗和抢劫这些非法活动，越来越成为让官府头疼的问题。

福建的地形使得该地区的核心地带人口高度密集，城市化程度高。实际上，东南地区在19世纪中叶是三个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大区之一。福州是北部沿海的主要城市，潮州是南部的主要城市，它的兴起繁荣部分得益于与东南亚进行的稻米贸易，在1767年有个潮州人还成了暹罗国王。福建的城市里住着许多地主，他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利用这里的文化便利并得到了安全。

福建在明代按人均计算是出进士最多的地方，到18世纪已下滑到第八位。文化传统、商业财富和家族对准备应试的支持无疑都对东南沿海地区有利，但漳州和泉州学术地位的衰落使福州成为主要的文化中心。这个地区的学者对长江下游时行的考据学术不感兴趣。1707年建立的鳌峰书院就以遵循严格的正统经典而闻名。像广东和湖南一样，东南沿海到19世纪已开始崇尚新的思想流派。在全国范围内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的人方言难懂，雍正皇帝曾说，“来觐见之各级官员人等，惟闽粤人方音过重，我等难晓其意。”^[3]皇帝下令建立正音书院（是康熙年间这方面努力的继续）以改善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官话，但没有取得什么效果。(www.xing528.com)

福建的城市也不能不受当时社会朋党之弊的影响。城市精英中派别的对抗造成了永久的裂痕。例如，在泉州为了祭祀土地神依地域不同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群体，甚至一直到20世纪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礼仪，举行不同的庆典，在清初为祭祀活动有两个集团还发生了争执一，派支持施琅（台湾的平定者），另一派支持翰林学士傅鸿基（Fu Hongji，此处原文似有误，当时傅姓任翰林学士者为傅达礼和傅继祖——译者）。精英们还要求为表彰家族成员的功德建造壮观的牌坊，以此来争显其权势，福建在17和18世纪还以没有生育的寡妇堂而皇之地公开自杀而闻名。她们以殉夫来表示贞节，让人感到既敬又畏。

崎岖的山地和相隔不远的村庄点缀着这个地区的乡间景色，表明这里的土地利用率很高。与地主不在乡间的情况相应的是实行永佃制，有着多层次的土地所有权。与永佃制和固定地租并存的还有一些当地服174劳役和半仆役依附关系的残余。不过与晚明和19世纪初的混乱状况不同，在18世纪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抗租风潮。地主和佃户的关系仍比较克制，与比较严重的跨越了阶级分野的家族和族裔对抗相比就显得不太突出。

随着许多农村地区都建立了武装，在18世纪村庄修有围墙的情况极为常见。在福建西北部，受到包围的客家人从康熙年间开始修建多层的圆形或长方形住房，有防御用的外墙，许多户人家住在一起，里面有牲口棚和工作间，“就像整个村子都修在一座楼房里，里面还有公用的大堂、祠堂以及其他房屋。”^[4]

有围墙的村庄和客家人的土楼说明这里的社会关系紧张，进而导致械斗，最早的械斗是18世纪初发生在闽南的沿海地区。家族的或是社区的庙堂会动员家族中较穷的男丁组成武装团伙，并用公共财产所得资助械斗，在祠堂或是寺庙中策划如何打斗。较弱的群体联合起来对抗较强的群体，依照同姓或是地域组合为基础建立的复杂联盟演变为暴力的对抗。地方官不知道在所谓良民甚至地方精英都参与这些争斗时应该怎么做，很容易就会受影响而对这些事闭目不见。19世纪时械斗在这些地方流行，被当作是当时这一地区所经历的“闭塞时期”的标志。不过，这样的冲突最初是在移民范围不断扩大为新资源争夺不已时出现的。

官员们在该地区的核心地带难以完全控制住精英，而在边缘地带问题就更为严重。就像在帝国的其他边地一样，这里的居民不在官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控制范围内。在那里流民为求生存辛苦劳作：一些人从事伐木，获得了永佃的地位（“一山二主”制）；其他人种植麻、蓝靛，或是在那些需要临时雇劳力的山区行业中当季节工，茶、烟草和造纸这些行业还需要大量的运输工人。在18世纪后期三合会组织的发展以及这些人吸食鸦片成风，反映了在该地区他们要求加强社会凝聚力以及政府控制无力的现实。到18世纪末肆虐这一地区的劫掠行为在海上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在那里当地人熟悉海边的港湾（以及风向、水位）使得官府的水师处于劣势。

移民们还带来了他们的神灵。在帝国中有一个最有影响的神来自这一地区：妈祖天后。妈祖最早产生于福建的莆田，作为一个神她代表着本地对东南沿海客商的忠诚。这一崇拜与海上运输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天后保佑船只免遭各种灾难侵袭。其他大区中主要城市里的天后庙经常是由福建商人资助和建造的，不过在岭南她也很有影响，是由离开家乡的广东商人资助的。清朝朝廷注意到她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在1737年将妈祖纳入了官方祭祀的神谱之中。

福建客家人的土楼

福建还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有许多古老、富裕的寺庙。其中最有名的寺庙是福州附近鼓山的涌泉寺，始建于10世纪。清代大众宗教也在这里传播开来。晚明时由林兆恩在福建沿海地区传布的三一教或许就为这样的信仰奠定了基础。各种尊晚明人罗清为教主的教派从浙江传到福建，这些教派既重视宗教经文又重视其实践，在城市和乡村都发展了信徒。

正如我们曾谈到的那样，东南沿海地区与其南面邻近的岭南地区一样，都有一些同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这两个地区的地方上都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和桀骜不驯的传统（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有大量人口外流，相互之间还为海外贸易相互竞争，它们关注更多的是大海而不是北京。直到19世纪这两个地区的客商才成为在全国文化上和经济上有影响的群体。

注释

[1]Fu Lo shu:《中西关系史料编年（1644—1820年）》[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 Western Relation（1644—1820）]（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6），第193页。

[2]引自吴振强：《贸易与社会：中国沿海的厦门商业网 1683—1735年》（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页。

[3]Peter Y. Ng:《新平之地：香港地区汉文地名指南》（New Peace County: 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4]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公元前1500年—公元1911年》（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1500B.C.—A.D.1911）（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