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大区及其稻米生产

长江中游大区由800多公里长的长江水道加上长江的四条主要支流（汉江、沅江、湘江和赣江）的流域组成，包括九个省的部分地区。与前面谈到的那些大区不同，长江中游的一个特点是其又分为几个截然分明的分区。山脉实际环抱着分区的四周，将每条水系分开，使各个分区独自发展。

其中的一个分区是赣江流域，虽然施坚雅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大区，我们还是将其归入长江中游大区。位于江西的赣江流域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有自己的方言，（与长江下游的方言相近），一直发挥着一个文化中心的作用（不过地位有所下降）。它有其兴旺的省际商业网，在北部的核心区域聚居着有权势的耆旧大族，而在南面和西面的边远山区有大批客家人居住。另一个重要的分区是汉江流域，它位于大区另一端，这里的山地（分布在湖北西北、陕西西南和四川东北）在白莲教起义时（1796—1805年）成了官军最头疼的地方。实际上，这一大区的不少多山地区都是骚乱不宁的地方，整个18世纪汉人与土著苗民在湘西山区冲突不断，而将湘江和赣江流域分开的山区又是不停爆发土客冲突之地。而且，人们很容易就会越过这些大山，使得大区的边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很松。

长江中游的中心地位以及河流适宜于长途贸易通航的特点，使得这一地区与东西两个方向连通，给了它一种平衡的联合力量。赣江及其支流构成了中国南方不多见的南北方向的内地商路，沟通了长江与广州的联系。湘江是第二条连接华中和广东西江的南北向路线，而汉江水系深入中国，西北与中亚的商路相连。当然所有路线中最主要的还是长江自身；它流过整个区域，将货物和人从最西面的山区经过华中各地送到东面的长江三角洲。在清代中叶，汉口成为统一的大区经济中心，只有赣江流域不属于这一大区经济，它仍被归入沿江而下的长江下游市场。

这个地区在17世纪40—70年代遭到战火的破坏，而到17世纪末恢复经济就是大问题。对清政府来说首要的任务是要鼓励来此移民的人耕种被废弃的土地以恢复农业经济。在18世纪有大批移民来到长江和汉江流域的山区，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这里成为活跃的全国粮食市场的一部分。尽管18世纪末在核心区域出现了为控制水资源而起的冲突，在山区动武械斗和社会骚乱也越来越频繁，但这一地区总的经济状况仍在不断发展，直到出现道光年间的经济衰敝和随后的太平天国起义才被打断。

耕地数量的恢复和增加使许多新移民来到这一地区最好的土地上，但由于好的水田已不存在，就促使移民迁往边缘地带，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涌向山区。有个叫施润章的地方官写道：“福建沿海多游民，江西多无人耕种之田……游民成群而至，露天而卧，于清冷薄雾中过活。”^[1]有些人仿效少数民族，烧荒耕作，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土豆这样新的旱地作物，然后抛荒而去。其他移民则有其技术专长，从事开矿、伐木、造纸和别的山区行当。还发展出了售卖、输出这些经济作物的商业网，邻近地区需要劳力自然就会经常出现通往那些地方的山间小路。在自己的地区人满为患后，湖广（湖南和湖北）的农民又成为向长江上游移民的主力，而湖广和江西人还远至西南和岭南。

移民中有许多是客家人。这个亚族裔的少数群体有自己独特的方言和习俗，他们在东南沿海、岭南和长江中游几个大区交界的地方安了家，这被梁肇庭称为是客家人“孵化期”（incubation period）的时期，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客家人适应其住区人口增长的现实，并利用了邻近核心地带出现的新机会。他们有着在山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技能，但在长江中游（处于湘江和赣江流域之间江西西部的山区除外）的开放社会中，他们倾向于放弃其原有各自不同的族性，将之都汇入到流民“游户”的海洋之中。在江西西部，客家人一般都处在两个对立的群体之间，一个是土籍汉人，另一个则是土著部落。就像在东南沿海地区一样，土客民之间不通婚，不在一起生活。也许是因为地方上的这种仇视情绪造成双方都很好斗：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这些地方发生了几次流民起义。有些江西流民也积极参与，地方精英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因而在1731年作出规定，单独分出科举名额给那些在当地住满20年并有自己地产的考生。

这一地区移民的另一特点是因汉人深入少数民族区域而造成了冲突。瑶族住在湘南的山区，苗族住在西部与长江上游交界的地方。在山地，这些少数民族以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过活；在平地，他们从事旱地耕作。他们栽种各种粮食作物，在18世纪有些像玉米这样来自美洲新世界的作物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变得重要起来。他们种植棉花、蓝靛和树木，还开矿，打造铁制农具和兵器，制作精美银饰件，生产刺绣和扎染衣物。这些人的住地经常都围着木栅栏一，般都不大，是主要的社会单元。苗族历法中重要的活动是过春节，在满月时举行，人们在春节时擂鼓、跳舞、游乐，年青男女还可有性关系，他们只有在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能在一起生活。族裔不同的群体一般不通婚，他们因住地高低、生存方式以及其他文化特点的差异而被分隔开来。

在这一社会中，小规模的争执和暴力一直存在。与西南地区的情况一样，汉人的进入以及改土归流的推行引起了麻烦，尽管官府做善事在那里兴办义学，还专门分配了科举名额。在整个18世纪冲突不时发生，1728—1730年在湖南西南爆发了与苗民的武装冲突，1795年在湘西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冲突（一直是苗民生活区域的湘西甚至直到20世纪都有重兵驻扎，那里的凤凰县是以出军官闻名的）。

这一地区的核心地带尤其是湘江流域成为稻米的输出区使之需要管理水资源。长江与其支流的水位有着季节性变化，有可能突然变成汹涌的激流，结果整个大区的水文状况总是不稳定。当汉江、长江和洞庭湖同时出现高水位，地势低的平原就会立即受灾。只有长期投资于水利设施才能免受这样的灾害，在18世纪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内，清朝国家花钱修了大量的防洪堤和水利工程。

长江中游的河流和灌溉系统由公私两方面一起来负责管理，而这一地区经济的成功发展就主要依靠种植水稻和水上交通。在这一地区核心地带冲积平原上生长的稻米成了该地区的主要输出产品，出售给长江下游和北京的居民。随着湖南稻米经济的发展，湘江上的港口还有湘潭和衡阳的米市也发展起来。到18世纪末，湘潭城外沿着湘江分布着约20里长的码头和市场。位于汉江和长江交界处的汉口作为稻米和其他商品的集散中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这一大区西北角汉江流域山区的移民使得沿江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地方官积极鼓励在地势较低的汉江流域种棉花，这里出产的棉花被溯流而上运往西北地区，最终还运到蒙古。到18世纪后期，湖南出产的茶叶被用船经汉江运到恰克图卖给蒙古人和俄罗斯人。在这些山区为市场而开发的产品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已极为重要。汉江流域山区出产的货物沿着江被运往汉口，这些货物有铁、纸、生漆、桐油、香菇和姜黄162（用于加工烟草和香）。衡阳成为一个输出类似经济作物以及矿产品、木材、烟草、蓝靛和植物油的中心。

对外贸易对江西和赣江流域的财富也很重要。在长江上的一个大港口九江有朝廷管理的税关，这个税关是全帝国征收国内通行税最多的地方。在清初，福建西北出产的茶叶经江西通过忙碌的陆路向南运到广州。景德镇是江西东北靠近长江的瓷器生产中心，17世纪70年代后已从原先的破坏中得到了大力恢复。在清初，朝廷和繁荣的国内市场都需要它的产品，欧洲人也急切地渴望中国的瓷器。新的釉下彩更加精美，景德镇的制瓷产业到17世纪后期生产达到高峰，每年出口到欧洲市场有几百万件。木材和原料的产量很高，成品用船经九江运往国内市场，通过赣江水系被运往广州。

长江中游的城市和生产中心自然就吸引了来自其他大区做各种生意的商人。盐是由以扬州为基地的两淮盐商运来的；盐商还控制了部分长江上的船运业，因为运盐的船队要化四个月时间溯流到达汉口，回程时可以搭载粮食到长江三角洲。稻米市场主要被长江下游的商人控制，茶叶市场被浙江和徽州商人控制，票号业务及与中亚的贸易被山陕商人控制。到18世纪末对外贸易中的鸦片和茶叶生意增长，这时广州商人开始在汉口占了上风。

虽然长江中游的商人在进入长江三角洲的市场上只获得有限的成功，但他们在自己的地区和邻近正在发展的地区地位很稳固。湖北麻城的“黄帮”垄断了汉江流域的棉花贸易，江西商人（他们的会馆供奉一个被神化的4世纪时的南昌人）专门从事四川的盐、云南的茶叶和木材生意（他们从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以及自己本地得到货物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江西人好像还经营管理湘西的纺织业。

在该地区三个最大的城市（南昌、长沙和汉口）中，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崛起。汉口很快就成为稻米、盐、铜、茶叶和其他商品的大转运点，按照清初一本商家便览的说法，汉口“是整个帝国中汇集、出售商品最大的港口”。^[2]城里的人口也随之增加，其中很多是男性客居者，18世纪中叶人口是20万，而到1800年已达到100万。

在城市居民中，随着会馆组织的不断增加地域联系得到加强。清初时汉口只有一个会馆，而到18世纪末已有26个（以后更多）。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些会馆开始让位于目的在于垄断整个行业的组织。汉口164的米市行会建立于1678年，后来一直存在到20世纪，这是早期囊括来自不同地区商家的行会组织的一个典型。规模不小的会馆在城里有不少产业，它们修桥铺路，资助救火队，花钱建渡口，办学校。福利安排、文化活动甚至还有城市的防卫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商界的财力和领导。五月五日的赛龙舟组织了城市的对抗赛，大家从观赛中获得乐趣。正如罗威廉的著作所说，汉口的发展表明，那些特定的、非官方的组织开始更广泛地吸收成员，“关注范围更广的城市社区”，介入城市管理。(www.xing528.com)

清代外销画表现制瓷生产中出窑的过程

长江中游也有长江下游出现的那种新型的工业冲突，但这里的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不太成功。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不再采用明朝的那种依靠强制劳役的制度，到18世纪40年代那里已有二三百家窑厂，雇用了大约十万名工人。这个庞大的工业中心产量高，劳动分工专业性强，季节性雇工多，在18世纪中叶爆发了好几次罢工。一次是为便于将瓷器运上船的包装工举行的，他们要求增加肉的定量；另一次是在18世纪90年代要求官窑恢复传统的付工钱方式，由付价值比较低的碎银恢复为付银锭。两次罢工都被官府迅速镇压，据说包装工后来干活时在肚子上扎条白布带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被杀的一个领袖。^[3]

与华北地区不同，官府对长江中游的控制较松，商业中心也像行政中心一样重要。这一地区只有一个八旗驻地，绿营兵的数量也比较少。湖南甚至直到1723年才有巡抚。汉口尽管是个经济中心，但它只是属于附近汉阳官员管辖的镇级官员治地。湖南的省会长沙是湘江上的一个商业中心，但在18世纪它却不是省内最大的米市，上游的港口湘潭才是最大的米市。江西的省会南昌位于赣江江边，它既是行政首府又是主要的转口贸易城市，但其附近的景德镇却是个没有行政地位的主要工业城市。国家对省际的粮食贸易非常关注，而该地区在粮食贸易中起了关键作用。正如王国斌（Bin Wong）所言，国家要尽力为这一贸易创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与此类似，政府官员还出面组织修筑堤坝，管理灌溉系统。与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18世纪总的趋势是，地方精英开始从国家手中接过水利和粮仓管理这些事务的管理权。

除了赣北外，在学术声望上长江中游不能与华北和长江下游相抗衡。江西在元代和明初是中国主要的学术中心，在进士的绝对数量上仅次于浙江和江苏。江西商人积极经营从事北京的图书生意，在康熙至道光年间江西编的地方志超过别的任何一个省，在18世纪70年代编撰《四库全书》时江西的藏书贡献很大，这一切都证明这一地区参与了全国的学术活动。与此不同的是，湖南直到1723年才有自己的举人考试，在湖广18世纪的经济繁荣只是缓慢地推进学术。到18世纪末，长沙岳麓书院的山长才与后来当官的像严如熠这样的学生一起关注经世致用之学。至19世纪湖南学术和政治上的辉煌时代终于到来，诸如贺长龄、陶澍和魏源（和后来的曾国藩）这些本地人成为在全国政治中有影响的领袖。

长江中游的城市精英文化反映了不同的商人群体居于主导地位的变化。像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汉口）的情况一样，晋商和徽商在各地建造会馆和寺庙，举办诗社和宴会，开办戏园。曾一度红火的江西弋阳腔已长时间不流行了，但到18世纪汉口成了梆子剧（得名于用来按节拍敲击的响板梆子）演出的中心，这种戏是由其来自西北的商家恩主带来的。这些商人的地位接着在19世纪中叶又被来自湖南、宁波和广州的商人所代替，他们成了文化上的主导群体。

长江中游地区有好几个宗教圣地。最有名的可能是龙虎山，它位于江西东部三个府交界处的两座峰是张天师的家乡，张家是道教真一派地位显赫的世袭首领。11世纪时就给他们家封了地，传承了五代之后又封166了更多的地，天师有着大量出租的土地、官府出钱为他雇的人手，他还能从出售香符中得到收入，有权发放官方认可的道士证明，甚至还有任命天庭中大小神灵的权力。湖北北部的武当山在15世纪得到了皇帝的各种照顾，一直是重要的进香圣地。

在长江中游发展中的城市和乡村住区中存在着不同演变阶段的家庭，从客居的单身男子到要开始新生活的小家庭，再到在稳定的社区中建立的固定的大家庭，各种形式都有。例如，在江西到18世纪末大部分增加的人口都被吸收进了大家庭。如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移民都要依靠其乡土的联系和经济上的特长来在新社会中立足，但这里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而与长江上游一样，没有明显地出现亚族裔的认同。

各种超出亲属和地域关系的会党开始产生出来，还发展到了城市以外的地方。在国家力量通常都很脆弱的边地，这样的联系不是由精英而是由社会中的其他势力来进行的，这些人多数都藐视政府权威。到18世纪末，由于中央政府对整个边缘地带控制不严，使得这些新组织和武装团伙为所欲为。兴起于东南沿海的三合会通过运输工和移民向西发展。在汉江流域另一个会党占了上风，情况更为严重。

在跨越了省界森林茂密的山区，移民、土匪和有势力的地方豪强依靠职业和地域联系建立了新的住区。边地的情形使得必须建立地方武装。从邻近的四川贩私盐可以获利，需要现钱可以造伪币，出于安全的需要促使保镖行当产生，这一切都是非法的行为。由于这里没有历史悠久得到功名的家族，武装团伙的首领就作为山区的精英应运而生。18世纪70年代，被称为“过路匪”的匪帮（可能是客家人）很活跃。然后到80、90年代，在汉江流域山区许多人参加了白莲教，有了统一的信仰和组织。人口的增长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得政府开始严密监视边地官员们，发现并试图去镇压白莲教派由此引发了一。场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的武装起义，需要不断用兵，结果大大地消耗了朝廷的财力。

国家还遇到难以维护水利设施的困难，而该地区的经济要依赖这些设施才能顺利发展。比如，在湖南垦区扩大、人口增加导致洞庭湖受到蚕食，农民筑堤围去部分湖岸以在肥沃的淤泥中种庄稼。围堤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政府无法阻止不断的蚕食，随着这极为重要的蓄水湖盆范围减少，水位的微妙平衡就遭到破坏。汉江地区和其他山区的发展也有同样的破坏作用。为了在山坡上种新的谷物，移民们砍去地表的树木，光秃秃的山很快就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河流中满是淤泥，洪水经常泛滥。水位变化的转折点是湖北1788年的大洪水：长江有二十多处溃堤，洪水在江中泛滥，上游直至绵阳，下游到达汉口，使得汉江倒流将洪灾扩及上游。长江和汉江的水灾在以后还不时爆发。

长江中游出现的边地问题在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也常出现，在那里到处都有激烈的亚族裔争斗和发展成熟并具有防御能力的家族组织。另一方面，这些沿海地区还可直接与东南亚和欧洲进行海上贸易。让我们先来看看东南沿海地区。

注释

[1]转引自韦思谛（Stephen C. Averill）:《高地上的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在江西省的兴起》（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博士论文，康奈尔大学，1982年，第11页。

[2]罗威廉（William T. Rowe）:《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年》（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页。书中对汉口的情况有详细的介绍。

[3]刘永成：《论清代雇佣劳动》，《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