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地区

长江下游大区囊括了苏南、浙北和皖南，是中国人传统称为江南的核心地区。长江流域平原的地势适宜于灌溉农业。长江三角洲地区覆148盖着稠密的水道，运输费用低廉，并通过大运河与北方沟通，通过长江与西部相连，通过海路与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海外）联系。位置和地形使长江下游在清代中国成为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使是其多山的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皖南山区是全国有名的徽商的家乡。但由于在18世纪流民进入长江流域的山地定居，造成大片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引起长江三角洲地区遭洪水侵害。在18世纪90年代，官员们试图阻止山地农业的进一步扩展，但没有明显的效果。

长江下游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7世纪后期恢复得很快，尽管17世纪中期经济不景气，偶或还会发生对满人征服的反抗，1645年这些反抗还引得进军的八旗兵对扬州、江阴和嘉定的百姓大肆屠杀。清朝实施法律，恢复秩序，压制佃户起事的企图，这对地主阶级有利。为了对付台湾的亲明抵抗势力，在17世纪60年代规定要将居民从海边迁走，而这一地区的宁波和其他沿海战略要地执行得很差。新统治者首要关心的是从这个富裕地区获得税收。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本书第一章中写到的1661年江南税案对此反映得很充分。到17世纪后期该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开始了另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在长江下游的精英们帮助新统治者平息了三藩之乱后，他们得到了酬报，又有了机会可跻身于国家权力机构。

长江下游是一个老的开发已久的社会，居民主要由汉族组成。还有一些残余土著小群体尚存：有些贱民是越人的后代，只能当戏子、小贩、轿夫、码头苦力和小手艺人，女人只能当媒婆和接生婆。在南京有个不小的回民社区，那里在14世纪后期建了第一座清真寺，当地回民利用他们与中亚的联系买卖玉饰、毛毡和皮革制品。不过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些群体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很小；长江下游地区也很少发生18世纪时实际在其他各个地区都常遇到的与族群有关的问题。晚明时在太湖流149域和其他地方身份低下的奴仆数量不断增加，而到18世纪除了一些边远地区已全都消失了。

长江下游地区因其经济的优越地位和在文人文化中的领先水准对清朝来说显得特别重要。虽然这个繁荣的农业区域因其地形以栽种水稻为主，但我们也发现这里的棉织和丝织业很发达，位于太湖地区像盛泽镇这样的贸易集镇吸引了来自山西、山东和当地的客商。长江下游的城市对外输出粮食（该地区向京城运送漕粮，但生产的粮食还不足以供应京城人口所需），成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其他商品市场，远至长江上游、岭南以及华北和其他地方的货物在这里汇集流通。长江下游地区还向全帝国的精英供应极佳的上好消费品：绍兴黄酒、杭州绿茶、宜兴紫砂壶、歙砚、南京云锦和各种书籍。这一地区最有名的商人是安徽的徽商，他们在几百年前就开始建立其全国性的商业网，买卖木材、纸张和茶叶（他们家乡山区的特产），然后又做稻米、丝绸、瓷器生意，最重要的还有盐的生意。正如我们多次提到，徽州人既是商人也是文人，他们对18世纪文化有着巨大影响。

长江下游在市场上所占有的有利优势地位使其不仅实现了农业的商品化并形成了非常稠密的中心城市网络，而且还在全国的官场中占了上风。这一地区的家庭富有并在学术成就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就有能力教育他们的儿子去参加选仕的科举考试，长江下游地区参加这类竞争的成功率要远远超过其他大区。该地区还是出官吏人才的地方，就不用去说师爷了。在清代出进士人数最多的九个府中有六个就在长江下游。考上状元的人中相当多是这一地区的人，来自绍兴的师爷和吏员遍布于京城和省级的官府中在这一。时期精英家庭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这也反映在清代中科举者的分布上：1796—1820年，太湖附近各县所出的举人中超过80%来自城镇。

长江下游地区在清代经济中所拥有的中心地位使之在中央政府的各项收入中起了关键作用，它交的地税超过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因而受，到来自北京的严密监督。除了绿营兵，在南京和镇江驻有八旗兵以守卫长江防线，在杭州的八旗兵则是为了海防。人口稠密、税收丰厚使其行政单位增加：雍正年间江苏有12个县被一分为二以便更好地监督，苏州是全国唯一设有三个县治的城市，1760年后江苏是唯一有两个布政使的省份。需要多一些人手来处理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复杂而让官员伤脑筋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征税。1728年，雍正皇帝下令详细调查这个地区（实际是江苏、江西和安徽）拖欠钱粮的痼疾。调查者遇到衙门吏员和地方精英的顽强抵制，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调查工作。他们认为，在江苏拖欠的1000万两中大约只有一半是由税吏失职造成的，其余是官员腐败的结果。但由于没有足够多的收税官员，又没有地方精英来协助管理税务，即使是雍正皇帝也不能顺利地在江南进行税务改革。

衙门设在扬州的两淮盐运使司在专卖盐业中的收入最丰；设在南京、杭州和苏州的皇家织造府雇了几百个工人为皇室织锦缎。汉人包衣被任命为织造和分布在长江、大运河沿岸税关的官员；他们为皇帝的腰包从商贸中弄到了大笔的钱，还时刻注意着官员的不轨活动和公众的不满情绪。再者，在华北到长江下游的通道沿线还设立了三个大的额外的省一级政府机构，每个都有大批雇员（人数不断增加），花费大量预算。这些机构分别是漕运总督衙门、南河道总督衙门和东河道总督衙门。甚而就是在清初，这些机构就已是腐败和昏庸的渊薮之地，给朝廷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长江下游还是皇帝外出游玩爱去的地方，也得到了皇上的某些惠顾：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出访这里的大城市，他的孙子乾隆皇帝也是这样。康熙朝完成了一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目的是要保证运河畅通、防151洪排涝以及灌溉周围的土地，使这一地区受益颇多。而对盐商则要求他们捐出部分赚来的钱，用于地方水利、皇帝南巡、水旱灾害赈济甚至还有在帝国其他地方战事的开支。

包衣、官员和士兵对地方密切监视，但不一定就能将这极为复杂的社会严加控制。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出按照亲属、职业和地域的凝聚力建立的许多社会组织。虽然这一地区编的家谱比别的任何地区都多，但与东南沿海和岭南相比，该地区的家族组织并不太多。不过也有像桐城（在安徽）和绍兴（在浙江）这样的例外，它们都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富裕的地方。但对精英而言，亲属关系只是建立团体的众多理由中的一个。在晚明和清初，精英家庭迁往城镇有可能削弱亲属关系，许多精英家庭会以巧妙地安排大大限制他们对穷亲属应尽的义务，而去与别的已有地位的家庭扩大联姻。在中国的父系社会中，这样的姻亲关系难以被正式承认，但还是很有影响。

经济环境还会促使个人去选择社会组织不同的活动方式。徽商除了投资于族田外，他们还会在返乡后花费大笔款项用于公共工程开支：在一个地方，他们就在十年内出了1.4万多两白银用来修路、造桥、修庙和在道旁设立歇脚处。因为水道对农业和商业都至关重要，私人和公家为水利花费了大量精力，不同姓氏和背景的人合力进行这些工程。

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吸引了许多客商，他们利用亲属和地域关系组织正式、非正式的群体以控制某个行业或是掌管某个码头。在18世纪，行会性质的公所数量增加，最终（在19世纪）作为城市市场上规模较大的团体取代了比较狭隘的会馆。例如，在苏州的48个以上的会馆中，62%以上是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建立的，而清代苏州的公所中只有13%是在这同一时期建立的，绝大多数是在19世纪建立的。各种以精英为主的组织得到了当局的容忍，还用它们来帮助管理城市，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谈到的，工人要想以类似的方式建立组织遭到了激烈的反152对。官员和商人都害怕经济利益者与宗教异端势力结合在一起有着爆发性的潜在力量，而宗教异端势力还结成邪教团体，就像18世纪大运河中的漕丁组织的罗教一样。到19世纪在精英的控制减弱时，这样的团体中才出现了真正的工人组织。

另外，国家还成功地压制住了想要干预朝政的文人团体。明朝东林党和复社（两个组织的骨干都出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先例就足以使满人要采取反对文人结党的政策。只允许官方建立的学术团体存在；对诗社和非正式的相互联系也能容忍，但独立的高层精英组织直至19世纪才发展起来。只要群体仍极为分散仅发挥特定的功用，以致个人的利益都分散在各种群体中，国家就会愿意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使得各省在科举考试中相互敌对的行政界线却并不有利于地区的整合。方言的差异（长江三角洲居民讲吴语，北部居民讲官话，西南边缘地带居民讲安徽话）也使得精英们不能很方便地就结成同盟。

在长江下游的市场中有三个城市最重要。苏州在这一恢复时期人口增长得最快，最终到19世纪中叶达到70万，已成为全国的稻米交易和棉织与丝织业中心。苏州还代替了前明的首都南京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都市。杭州和南京（这两个城市过去很繁华）继续发挥着地区都市的作用。在城市排序中低于这三个城市的是扬州，它是大运河边上一个大的商业中心，盐业衙门所在地，也是徽商在全国经营网关键的一个点。孔尚任1685年住在扬州，据他说满人征服时曾被毁的这座城市那时已恢复了昔日的繁华，“无疑是那时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1]宁波是18世纪兴旺的沿海和海外贸易中心，尤其是与日本的贸易。上海是当地的纺织中心，到18世纪已成为一个联系东北、华北与华中、华南市场从事大153豆和粮食沙船贸易的大港口。上海的兴起是19世纪中期变化的一个先声，这一变化将使上海而不是老的长江下游城市在这一地区最终在全国地位显赫。

康熙年间的版画织布图

在清初，长江下游的市场经济继续深深地渗透进农村。手工生产促进了太湖岸边苏州附近还有湖州和更南面嘉兴的丝织业辅助中心兴起，在这些地方周密的加工制度组织农家妇女从事丝织。有一个兴旺的输出稻米的市场对这个地区已非常重要。能与大市场沟通就意味着要鼓励农家通过生产手工艺品或是种植棉花、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还有养蚕来赚取额外的收入。家庭还可以把自己没事做的儿子送到城里干活。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孕育出了晚明和清代的农书，书中向人们解释如何才能找到获得最大利润的行当和土地使用方法。(www.xing528.com)

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带在清代生产力也有提高。苏北的一些湿地得到疏浚并种上了冬小麦和新培育的生长期短的水稻，不过这些地方还继续受到淮河水系长年涝灾的侵害。邻近东南沿海和长江中游的山地接纳了新来的移民，到18世纪末出现了其他地区常见的水土流失问题。

因为对苏州、南京和杭州进行过很多研究，所以我们对其空间组织、社会构成和经济功能比较了解。这些城市位于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核心地带，拥有最好的运输网，也是新兴的纺织业中心和高质量图书出版业的重镇，还为地区间的商业发挥了转手贸易的作用。像其他大城市一样，这些城市里都有大批来自本地和外地的客居者：徽州和福建的商人、宁波和陕西的票号商，还有从事手艺和专业服务的外来移民。这些城市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作为文人文化中心所起的作用。

假如北京已成为清代中叶皇家官修历史和学术著作的编撰地，那么长江下游的城市还仍是中国文人喜爱的家园。尤其老城区是出学者和闲散之士的地方，也吸引他们到来，这些人中有藏书家、印学术书的书坊老板、收藏家、艺术家、诗人和文学家。这样的文人团体产生了对书的需求，他们还为有文化的读者写书印书，并成为官府以外印书的主力。戏曲也繁荣起来，特别是在有很多商人的城市。在清代，苏州已成为昆曲的中心，在那里有各种戏园，富有的盐商也使扬州成了以演戏出名的城市。徽商是在长江下游和其他地区之间传播戏曲的重要力量。这些城155市的酒肆、茶馆、客店和名妓在全国都很有名，城里富人宽敞的园林和别墅被人广为仿建。

长江下游的学者（不管是在家乡还是在北京）实际在18世纪学术的所有领域都居于领袖地位。丰富的藏书、学者在学界的合作以及来自这一地区商业活动的财富支持了考证研究。但长江下游也是其他得势的文人官员（如桐城派，这些人捍卫朱熹的宋学）的活动中心和许多完全放弃了仕途的文人的家乡。在18世纪为功名和官职的竞争渐趋激烈时，学界中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与正统文人价值观不合的看法。忠于明朝不再是让人不愿出仕的主要动机，但在17世纪曾甚嚣尘上的其他一些观点又流行起来。人们到处口耳相传还有小说中也写到了这样的批评意见，认为当官有损人的正直，热衷于准备科举考试又阻碍了真正的学术发展，而且科举还使有才智的人变蠢。

有些考不中科举的学者攻击那些有权势者的道德观念，还有些人则退而去研究文学、书画和鉴赏。施国祁就是一个典型，他在40岁时放弃了考举人，转而一边研究金代（12和13世纪初统治中国北方）的学术，一边管理他在湖州的棉花批发行。规定乡试学额的目的是不让长江下游地区整个垄断官场，结果造成科举考试落榜的比例高，使得有文化的人转而将自己的才智用于艺术和经商，而对学额分配的不满后来成为要求进行官制改革的基础。

长江下游地区实际有每一种农村住区，从独立田庄到核心村落。村庄比华北的大，还有为农民服务的店铺。在太湖南面的核心地区，大村落聚集在水道附近，相隔只有几公里，而最大的住区则位于河流的汇聚处。在更东面的三角洲地区，住户散布在人工开凿的运河两岸。整个核心地区的地形非常平坦，田里不时会有墓地，还间或有几座石桥。

虽然在这个租佃制盛行的地区有很大的地主，但土地还是多为只有很少田产的人所占有。田产通常都很分散，佃户一般都要向不止一个地主租地。这些情况加上地主都不在本地管理，无疑削弱了地主的控制有利于佃户。在18世纪，有些地方还产生了一种被称为“一田二主”的永佃制，给了佃户地块的耕种权，有了不经田主同意就可分租或出卖这一权利的自由。佃户的这种优越地位部分是他们开垦并维护了上好水田的结果，也可能是反映了众多的在外地主难以监管他们的分散田产。佃户并不一定就是穷人，有些还是大规模经济作物的租地经营者。

在商业化程度如此高的地区，干活的安排已超越了约束着众多前近代农民的季节限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多样性和高强度使农民一年干到头。到城里找活干很方便，城市的繁荣也推动人们向城市迁移。这时已出现了地域间的联系，比如杭州的木匠和箍桶匠都是宁波人，苏州的屠户来自毗陵（今常州——译者），剃头匠来自无锡、句容和丹徒县，这表明在考虑客居何处时一定要注意原有的联系。

长江下游是中国佛教流行的核心地区，有许多在全国有名的大寺庙。正是在这一地区产生了晚明时由株宏和尚领导的复兴佛教并使之大众化的运动。在18世纪期间，世俗佛教运动不断发展，白莲教类型的食素教派很风行，教徒们口念经咒，遵守寺庙的众多戒律，这证明了佛教仍很有势力并有着很强的适应性。这一地区最有名的进香地（吸引了许多外来者）是普陀山，这是浙江沿海宁波附近的一个岛，是供奉慈悲女神观音的圣地。普陀山位于沿海贸易的主要航线上，自唐代起水手和远航商人就来求观音让他们免遭风暴和海盗。到清代岛上已有100多座禅宗寺庙，有些还得到皇室的照顾。九华山是位于安徽长江南岸的一个地区进香圣地，离徽州不远，寺庙里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他负责将人的灵157魂由地狱引到西天。在秋天的进香时节，船只把孝子送到九华山来，求得盖有地藏王印戳的衣衫，以保证他们年迈的父母能逃脱地狱的折磨。对文人来说，安徽的黄山因明代的徽州画家而得名，成了一个旅游度假的胜地。

18世纪在长江下游有两种主要的社会冲突。第一种是类似当时在中国东南和岭南地区（后面要详细谈到）常见的家族间的争斗。械斗指的就是这种集体的暴力，通常是为了争夺水源，在浙江东部发生的最多。在苏州这样的长江三角洲城市，那里新兴的手工业生产在一个行业就造就了大批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市场流动不定，工匠和工人会为了工钱和组织起来的权利而与店主和雇主斗争。虽然这些冲突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是阶级意识觉醒的反映，但无疑工人们是为了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增加一点工钱，店主和官员害怕这么多的工人会对法律和秩序造成威胁。在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的这些年中不时地在棉织、丝织、造纸和其他众多行业中会发生罢工和骚乱。

长江下游地区在清代初期和中叶地位突出，而到19世纪遇到了不少灾难。19世纪30年代经济的衰退必然就使这一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商业萎缩，走私和官府的索取使盐商的利润下降，同时大运河接近垮塌的状况使得客商不得不重新安排经商路线。考据学术不问政治的倾向开始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他地区更有号召力的学术受到欢迎。很快就发生了更糟的事，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实际毁掉了江南学术的基础，给了其他地区与之竞争的商人以支持，还以牺牲被太平军占领城市的代价推动上海开始了大发展。

没有别的大区能与长江下游和华北在帝国内所具有的中心地位相比，就是18世纪时在国内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长江中游、东南沿海和岭南158地区也不能与之相比。虽然长江中游的赣江流域早就很富裕，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界有重要影响，当地的精英与长江下游的精英情况差不多，但其他地区的发展则比较晚。在下面的内容中我们会看到长江中游地区精英对全国的影响，还会看到由于其相对的孤立以及边地骚乱问题带来的后果。虽然这些问题在前面两个大区不太典型，但对整个帝国而言却很有代表性。

注释

[1]宣立敦（Richard Strassberg）:《孔尚任的世界：清初中国的文学家》（The World of K'ung Shang jen，A Man of Letters in Early Ch'ing Chin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1—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