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地区差异与社会结构的研究

多数对中国社会的描述都侧重将中国当作一个整体。将其整体化更能反映全国的情况，当然重视这一点也就会忽视地区的差别。在关注上层精英社会时重视整体最有意义，因为说起来上层精英是依照共同的职业确定的，他们都在国家一级的高层活动。由省一级代表的行政界线有时也只能反映出由地理环境所确定的较有意义的边界；另外，中国的国家政策也很少会同等地对所有地区都有影响——怎么会这样呢？施坚雅最近提出，中国应该以地理上宏观的“大区”（macroregion，有人将之译为宏观区域——译者）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被分析为“一套互相纠结、层垒叠造的地方史和地区史”。^[1]他指出，将国家在功能上分解为相互联系的次一级单元，也就能确定大区的兴衰规律，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国家发展的趋势。

虽然这一大区的框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我们发现施坚雅的体系对我们的论述还是很有用的，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复杂多样，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分解。我们要有选择地使用有关大区的术语，不采纳施坚雅的一些观点（最明显的是他忽视地区间的活动），在原有的八大区域外增加台湾和满洲。不过，我们很喜欢他的中心论点，另外还要考察他提出的未经过验证的假说，即认为这些地区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同样重要。

在后面部分，我们还要用“核心”和“边缘”这一对术语。施坚雅写139道：每个大区“的特点是所有资源（在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耕地，当然还有人口和投资资本）都集中在中心地区，资源再逐渐向边缘消散”。^[2]我们所用的核心和边缘的概念（与施坚雅本人用的一样）不很精确，在各类中我们不列县级单位，但我们相信这对术语是极为有用的，对我们有启发，能让我们意识到在近代交通和通讯时代之前所处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位置的优势在于其能与外部世界沟通，而难以沟通的地区大多都比较穷，政治上软弱，文化上落后。对居民的生活而言一个地方是处于核心还是边缘差别很大。

对中国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相当不平衡，有些地区被关注得过多。我们对像长江下游这样的地方非常了解，有关这些地方的材料丰富，而且它们在国家事务中也很重要，而对在政治上处于边缘的西北地区和作为边疆的满洲则了解较少。虽然近年来地方史已成为研究的热门，但其重点常是针对府县一级。我们想尽可能在此描绘一幅比较均衡的图景。

对清初及清中叶的中国社会从地区角度进行研究能让我们更加明了所要讨论的发展趋势和过程，使我们更深地理解通常整体历史的适用范围。我们希望能揭示这些地区中各自的社会结构有多大的差异，还要通过对一般进程的关注将一处发生的事用于理解在另一处发生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做法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清帝国多元化的特点和巨大差异，明白我们所关注的全国性发展趋势有其极为独特的影响。就如同要了解西方的国别史就必须考虑整个欧洲的共同特点和发展趋势，这对研究清帝国的历史学家自然也应有启示，所以我们认为，关注组成这一帝国的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单元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而不用去管施坚雅的大区是不是用作分析最有效用的单元。(www.xing528.com)

我们先关注两个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地区华北和长江下游，然后来考虑华中和华南，最后转向尚待发展的边疆地区。

注释

[1]施坚雅：《主席致辞：中国历史的结构》（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亚洲研究学报》，第44卷（1985年）第2期，第288页。

[2]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载施坚雅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