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18世纪新组织威胁清朝

到18世纪建立在越来越多的各种机构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在扩展。134经济发展的新机会、城市化、迁移和旅行、社会流动以及人口的净增长，这一切都要求组织机构具有灵活性，便于扩展。为适应这一需要，中国人不只是继续在以最受尊重的联系即父系后代的基础上建立组织，而是以各种自愿的联系为基础建立组织，这些联系有人为的亲属关系、宗教关系、恩惠照顾关系、职业同人以及住在同一区域等。我们能看到这些组织在社会各阶层以及整个清帝国所起的作用既有利于整合，也造成了冲突（在第二章中已谈过）。但到18世纪末，那些属于不受精英控制群体的人已组织起来威胁到清朝的社会秩序。这些群体中大多数开始时都是在边远地区活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够向那些不能被归入以精英为主更为传统的社会机构的个人提供加入组织的机会并给予其身份。

从最早时起，民族就是分离的一个基础，但清代许多少数民族的组织能量是由其内部的社会结构和融入清代国家的特点和程度决定的。一般来说，少数民族的社区不大且极为分散；语言和习俗各自不同，对外来者的怀疑使之难以团结。没有什么机构能把这些不同的社区连在一起，清代国家肯定会用其头人制度来防止他们集体行动。然而，我们将要在第五章中详细谈到，18世纪时汉人不可阻挡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引发了起义，结果使民族意识增强，随之也造成了破坏。

一般来说，在一些汉人中以地域纽带为基础建立的亚族裔身份以及团结一致的心态，是在新地方和边疆地区的移民最重要的一项组织原则。共同的方言、大家都熟悉的神和亲属关系都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庙会，或是一个村庄会社，作为共同行动的由头。就像在台湾各地、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的情况一样，这样的认同深深地植根于各色人等之中，这时对其他方面的忠诚（比如，地方首领对当地秩序甚至对朝廷本身应尽的责任）可能就成为次要的了，这样很容易就会引起个别的甚至是四处蔓延的暴力冲突。华南和华中的客家人因有其独特的习俗和方言长期被人看作与众不同，作为回应他们养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团体意识。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是19世纪50年代中国东南一些皈依一种新基督教的客家人发起的，这一起义横扫了长江中游地区，占据了长江下游的城市南京有十多年，预示着族性与宗教结合有着巨大的力量，这一力量差一点就终结了清王朝的寿命。

与此相同的结合还推动了清初的回民起义。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中的一种大众改革教派，最早在15、16世纪传入中亚，传教者让游牧民和城镇居民改宗皈依。苏菲教经师在城里修建住宅，拥有土地和学校，管理供信徒留宿的客店，这些信徒边经商边传教。到清代，有影响的纳黑希班底（Naqshbandiyya）教派的几个神圣家族成员成为新疆境内商路沿线城市中有势力的地方统治者。这种神秘的兄弟会组织注重宗教的和政治的行动，尊重圣贤经师的墓地。对立派系间的竞争导致18世纪50年代在新疆爆发了叛乱，使得清朝征服了这一地区。

在18世纪，一个新的苏菲教派——新教在中东传播开来。当新教在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社区发展了信徒后，其信徒与旧教信徒为教义而关系紧张，双方尤其为“念主”的念功应该是出声还是默念争执不休。1781年，穆斯林对立派别间的暴力争端被清朝平息了下去，清政府逮捕后又处决了尚武的新教首领马明心。1784年，清政府还镇压了目的是为马明心报仇的第二次起义，乾隆皇帝下令禁止这一新教派在中国传播，并对所有穆斯林采取了一种比较严厉的政策。

在18世纪还有另一种志在改朝换代的宗教信仰在发展，这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白莲教。近代样式的白莲教出现在16世纪，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它继续发展信徒，主要是在华北活动，但不局限于这一地区。

教派成员有自己的宝卷，崇拜一个叫无生老母的至尊女神。建立的教区原本是为虔诚的善男信女提供过一种近乎僧尼般的生活。在晚明，这些群体甚至还得到了精英们的照顾，人气很旺。但他们的宝卷中有对千年末世的允诺，有些信徒还要将其付之行动，这让明清两朝国家决定查禁136这一教派，因而在大多数时间内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在有机会能建立公开机构的地方，如大运河沿岸的漕丁在18世纪初就沿河建造栖身的庙堂，在那里白莲教团体能以通常的方式活动，建造庙堂和客店，拜他们的神，为死者颂经，不声不响地吸纳信徒。不过一般来说，警觉的清朝国家会利用一切机会不让白莲教有公开活动的条件。(www.xing528.com)

在这种情况下，教派团体内的组织原则是建立师徒间的联系，以形成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个人联系链（这也是苏菲教派采用的做法）。这种联系看起来是正统的，但这种宗教不正统，即使它能通过正常的联系方式（亲属、住地、职业）很容易就传播开来，在其成员和师父暴露出这一宗教的异端性质时作为应急举措还会让妇女了解内情。其团体由男女参加的很小的群体组成（通常是在城镇），他们聚在一起念颂经文，以修行积德。传教者会直接向那些不是现有社会群体成员的个人（比如新来的移民或是四处巡游的艺人）传教。给这些人一个联系网，教他们学会常用的教内行话，让他们有权利收钱，这一自发的宗教适应了建立一个更新、更灵活社会网络的需要，而这正是清代中叶的特点。

在18世纪期间，有一种略有些不同的传教方式很流行，这是山东西南地区单县前后好几个师父创造的。这里的教派称为八卦教，它们重视的是治病、习武、打坐和念咒（而不是念经）。它们主要向比较穷、很少进城、文化程度低的人传教。18世纪后期在华北平原周围其影响在稳步增长。

时间一长，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尤其是教派成员和国家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在18世纪70年代，白莲教在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汉江山区的移民中传播。含混的千年末世说已开始明确：无生老母会让她的虔诚孩子摆脱天启为惩罚不信者带来的混乱。有关弥勒（无生老母的使者）降临的谣言到处传播，在18世纪90年代，依靠师徒和共同信仰联系而各自分开的教派团体策划并发动了一场叛乱。地形不利以及政府缺137乏效率（和珅在开始阶段负责这场战事）使得这场叛乱难以镇压且耗费甚巨。最后，虽然历经十年时间才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仍然有着加强白莲教中其他教派千年末世说意识的作用。

虽然白莲教能使不同地区的个人集体行动，但就总体而言这一宗教在结构上是分裂而脆弱的。其他的起义（如1774年、1813年和1838年的起义）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教派团体分散而不能克服内在的分裂，不能大规模地动员民众。

18世纪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相当成功的社会组织：三合会。这些会党也是建立在以前就有的联系关系的基础之上——亲属关系、本土地域关系和雇主伙计关系。除这些约束外还有一些将会众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礼仪，人为地规定彼此的亲近关系，信徒们要尊崇一个创会的师父，大家如兄弟般盟誓（这种做法在各社会阶层中常见，但在任何阶层中都不会有许多人这样做）。然而，在这些由各阶层参加的团体中魁首们利用这样的联系将会众组织起来。虽然这些会党相互间以暗语、共同的入会仪式和一个越来越周密的起源神话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们只是组织成自治的堂口。它们用过不少名字，用的最多是天地会，而各堂口间的联系通常（即使不是全部）由首领们进行。

18世纪80年代，三合会开始在台湾活跃起来，后又在帝国遥远的边疆地区活动，然后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的运输工人中更为活跃。在19世纪初岭南和东南沿海经济萧条的严酷竞争中，三合会有机会成为在中国及海外从事类似黑手党那样非法活动的强大歹徒团伙和保护其利益的组织者。它们在下层社会中称王称霸，不受正统精英的控制，并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将会众们组织得很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