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同化：清朝时期的汉化过程

甚至早在清代以前，中国已开始同化各种非汉族文化，同化的程度超出任何人的预料，但其本身也受到影响发生变化。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家就已确定了从混乱（蛮夷社会所处的状况）发展到文明的一系列特点，文明是指已有农业、服饰、文字、礼仪、复杂的社会等级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有了这样的内涵就将汉人与比邻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正如17世纪的思想家王夫之所说：“噫吁！衣裳于人其意甚伟！使其俨然若义之积，使其慈心若仁之藏。衣为善恶之枢、生死之辨、治乱之机、文野之别。”^[1]

很久以来，中国人就相信，只要交往得当，蛮夷会愿意放弃其本土的生活方式而追求中国人的高雅文化。少数民族在服饰、食物、语言、习俗、宗教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区别比种族更明显。在他们与汉族移民交往时，已开始按其被文化同化的程度不同予以评价，分为对立的“生”（即野蛮）和“熟”（开化或汉化的意思）两类。我们在对台湾土著的分类中看到了这样的变化，在17世纪80年代他们被分为“土番”和“蛮番”。到18世纪初在与汉人接触了几十年后，有个被任命为巡台御史叫黄叔璥的官员称土著人为“熟番”。^[2]有些少数民族有其分层严格、自我意识强烈的社会；而别的少数民族则是社会结构松散易变，界限不明。有些因其与外界交往少、宗教意识强烈或是成功地适应了环境而保持了自己的特点。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因经常迁移使邻近群体间的差异变得混杂而模糊。客家人和信伊斯兰教的汉人虽然是汉人的两个群体，但他们有全然不同的习俗。

因为地位优越的旗人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且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群体，所以清朝皇帝对其他少数民族非常关心。他们对汉族文化摧毁性的影响很在意，不时地要阻碍这一文化进入边疆地区。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在迅速同化，并鼓励高雅文化，热心地以传统方式推动其发展。最终，稳步的同化和坚持多元化两者在清帝国同时并存。

清朝统治者最关心的是不让满人被同化。他们积极地想保留满人的服饰和习俗，强行在官府文书中用满文，记录口头历史，用满文写书，并将满洲和八旗兵营与邻近的汉人住地明确分开。然而，17世纪40年代众多旗人迁往北京对斩断他们的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费难地就适应了城市生活。他们还是光顾妓院、赌场和戏园的常客，对朝廷三令五申不让参加这些活动的禁令充耳不闻。17世纪中期，汉军旗人已受到鼓励要他们按普通百姓登记入籍，以后也会对蒙古旗人和满族旗人提出同样的要求。

清朝在18世纪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以保护和隔开其他的少数民族，但各种起反作用的政策和步骤又大大地削弱了这些举措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和市场经济的扩展推动了汉人向少数民族部落地域迁移。而地方政府和学校的建立以及科举考试学额的确定又促使少数民族“来受教化”。在中亚地区，喇嘛寺成为新城镇的核心。另外，通过派出的地方官，中央政府指责当地社会有许多做法不当，带有危险性：如携带武器、私刑判决、礼仪铺张、习俗俚鄙等诸如此类事情。当地的权力结构被系统地吸纳并使之中立化；在亚洲腹地，对宗教领袖（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挑选加以控制以防止对清朝政府利益不利的人出现。因而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与清朝国家的关系密切，而对其属民的利益不太关心，且属民们也没有力量将他们赶下台。

在将少数民族群体纳入汉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有各种中间人在起作用。一些已部分汉化的群体——汉军旗人、土著居民、和尚喇嘛、在当地娶妻迁居边疆的居民——都是在边疆传播汉文化的渠道。在边疆的城镇中有不少汉族商人、士兵和移民，尤其是商人的作用更大，他们被20世纪的论者称为是推行汉族文化和经济扩张的代理人。为得到稀有贵重商品（玉石、人参、樟脑、贵金属），商人们经常到边疆组织当地的生产，促进贸易发展。边疆经济的货币化以及市场的缓慢扩大使少数民族与这些汉族商人建立了一种依赖性较强的关系。当地对汉人商品的需求经常会超过当地输出商品的供应。因此，部落民会用赊欠方式购物，商人会鼓励他们抵押土地和财产，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对当地社会有破坏作用的债务链。(www.xing528.com)

如果少数民族处于与外界不交往、邻近民族也未被同化并有着强势土著文化的情况下，那么这些在帝国内部（有意或无意）促使少数民族同化的措施就没有什么效果。在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国家的镇压和施加的暴力压垮了一些人的反抗，但同时也有强化民族意识的反作用。许多部落群体已能在不放弃其身份的前提下与清代的国家及其经济处于较为和谐的状态。但在长江中下游、台湾和西南地区的部落民则逐渐被同化，有些蒙古人和藏民（但数量少得多）的情况也是这样。到18世纪末，许多满人只是在法律上而不是在文化上与众不同，中国国内的一些小群体[开封的犹太人和北京的阿尔巴津俄罗斯人（Albazian Russian，这批俄罗斯人最早是1685年在清朝反击俄国入侵的雅克萨战役中被俘的，得名于边境的俄国要塞阿尔巴津，他们被编入八旗中的镶黄旗。——译者）]完全被同化而消失了。

文化的改变绝对是单向的。是有这样的情况，满人对骑射和习武的130喜爱也让那些陪同满人皇帝去长城以北的热河避暑（在乾隆年间每年一次）的汉人官员有些兴趣。但大多数去部落地区游历或是在那里任职后回来的汉人精英都相信他们自己的文明更加优越；此外，他们通常也会让少数民族认同他们的看法。

注释

[1]转引自王赓武：《中国人趋向文明：对中国的一点思考》（The Chinese Urge to Civilize:Reflections on China），《亚洲史学报》（Journal of Asian History），第18卷（1984年）第1期，第17页。

[2]劳伦斯·汤姆逊（Laurence G. Thompson）:《18世纪初的台湾土著：黄叔璥的〈番俗六考〉》（Formosan Aborigine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Huang Shuch’ing’s Fan su liu k’ao），《中国纪年》（Monumenta Serica），第28卷（1969年），第41—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