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状况及人口影响》

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加大了向上流动的力度，这一信念认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农民男孩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好的学者和皇帝的谋臣。在谚语、戏剧和故事中一再谈到这种观念，还有强调教育、勤奋、善举的道德观和个人物质条件的改善，这些结合在一起都对发展有推动作用。在清代，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和分散既削弱了政府和精英对社会的控制，也提供了推动教育发展和向上流动的财富。有关转世、占卜和命运的看法将失败和向下流动看成是合理的，认为个人努力并不能阻碍这些事出现。

向上流动的目标是当个文人官员，这也是清代社会最受尊敬的职业。学术头衔和官府职位曾是贵族独享的特权，到17世纪时已基本开放，可论功而获得；各个家庭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为此而努力。

当然，各方面因素还对成功文人的亲属有利，尽管按照亲属的定义，它不包括（应当包括）姻亲和叔表亲戚，但实际情况表明大多数获得科举功名者也都有其得到功名的亲戚。过去曾很有影响的荫袭特权（高官儿子花钱买低级职位的权利）和专门给现任官员的子侄科举学额的做法在清代作为世袭利益的残余仍然存在。在为参加科考长时期的学习和准备阶段，文人官员家庭不仅有这样的动机而且也有必要的财力资助自己的儿子，聘请良师、买书、支付投考的路费，尤其重要的是，这不需要他们的孩子经商或在别的行业挣钱。同样，文人官员还会让其后代获得其他利益：文人雅士的风度和学养；与地位相当或更高的家庭通婚；在关键的124任职初期有家族和当地组织的资源可用；有使他能得到较快提升的人际关系。研究表明，很可能有一些家族能许多代甚至延续几个朝代培养出获得功名者和当官的人。

清代社会有个特点，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就能花钱使自己进入精英层，他会出钱资助教育，交合适的朋友，买到现成的功名和官职。而人口的实力优势（有更多的儿子活下来）更有利于一代代人获得科举成功的机会，但也会因遗产分散而威胁到精英地位的延续。随着竞争的激烈，获取更高功名所需的时间也变得更长，而各个家庭为获得并维持较高地位所采取的策略中不得不更加关注商业的投资和地产的管理。这种合伙资源多样化的情形使得同一家庭以及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去经商和治学，因而阻碍了文人官员从经商的家庭中完全分化出来。

由于在18世纪有更多致富的机会，所以精英的范围也在扩大，包括了文人、商人和富裕的地主，其人数无疑在增加，且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也在提高。但得到朝廷批准的科举取仕和正式官员的人数不会像期待者向往的那样增加得那么快。要想当官就必须参加京城和各省的科举考试以获得进士和举人头衔，但其数目受到名额限制，而名额数已与人口数不协调。因此，在18世纪后期为进入上层精英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获得功名当官的人对自己所得到的附加标志（中科举得到的旗幡和牌匾、特制的朝服、皇帝送的个人礼物等）特别有自豪感。上层的社会差别等级更加分明：某人在殿试中的名次、当官时获得的最高爵位、得到肥缺之地的任命以及能接近皇帝，在全国的精英中这些都被当作是评估其地位的标准。

同时，其他的发展（有些是竞争激烈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体面职业的看法有所扩展。由于科举功名和官府职位很不容易得到，所以不再被看作是唯一公认获得成就的标准。随着政府的功用扩大，现任官员对个人帮手的需要成倍增长，师爷的职位也成了一种较为显赫、非常专门的行业，可以借此在官衙中暗中操纵。学校和书院数目不断增加，对它们进行管理也给那些不想从政的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由富裕恩主资助的众多学术研究项目也有同样的功用。18世纪时在长江三角洲和北京学界风行的学术考证使得人们可以不从政而专心于校勘研究。对富人们来说，依照绅士的方式生活以及在绘画、诗歌和书法这些艺术方面技艺出众已是成为精英成员的重要标记。

那些新近向上流动的人用他们从土地中尤其是在经营中得来的钱以体现其已具备了精英生活方式的身份标志。通过编印族谱以及修建祠堂就可认同其已具备了精英身份；他们还被极其奢华地埋葬在风水上佳、营造精致的墓中。外出旅行时他们会乘坐特制的车驾，有仆从陪同，身着昂贵的丝织和皮毛衣服。他们住在城里的大院子里（通常在乡村仍保留其地产），院内有私家花园，在花园里邀客雅聚，并以山珍美味和丝竹娱乐招待客人。精英男子住在大家庭中，有众多的仆人和性伴。他们的女儿经常也会受到教育，培养她们有管理大家庭中钱财的能力；她们还被用来与别的精英家族缔结姻亲关系。男子受到的是古典教育，他们藏书，还收藏古董和其他珍品；他们绘画、弹琴、吟诗、看戏、品尝佳肴美酒、戏玩妇女，有时还狎弄男孩。这些人留着长指甲，从不干力气活，自以为与官员社会地位平等，而可免受肉体的惩罚。荣耀、财富、学问、多子以及长寿（有时要靠人参和其他昂贵药物帮忙）：这些生活富足的标志全都同时体现在中国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中。(www.xing528.com)

这时只要花得起钱任何人都能得到这些体现精英身份的标志。这些向上流动的新富一旦有了老精英家庭的财富，他们就会热心地接受其生活方式，在18世纪的城市文化中占据主流。他们这种对社会尊重和体面生活条件的追求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像《儒林外史》这样的讽刺小说中，也反映在诸多通俗戏曲中。法律中很少有节制消费的内容，另外新发迹的经商人家（如扬州的盐商）像帝王般地显赫摆阔花钱如流水，使得奢靡之风盛行。

各阶层追求社会地位的愿望无疑有助于流动机会的出现。位于最上层的家庭担心对地位的追求会毁了社会等级，而那些有抱负、有钱财的人想得到承认的愿望可能早已压倒了这样的担心。再来考虑一下人口情况，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难以大量繁衍生育，而精英家庭的人口却增加得很快，这就使得向下流动不仅是让人担心的事，也是不争的社会现实。

幸运的是，为了社会稳定，不光是在上层精英得到社会承认的职业越来越多。各种下层精英的职业也发展起来成为有吸引力的向上或向下流动的渠道。低级的科举功名（武举和文举）因其本身的价值变得更受人欢迎，尤其是在那些进士、举人很少的地方。规模不大的商业买卖和地产经营已能有足够的财力，让人有希望地位提高，考中科举或是花钱得到监生的头衔。正如前面提到，写剧本和小说在17世纪已被当作儒生的一种有目的的追求。编八股选本、在官府当吏员、刻印拓碑、行医以及研究相术一，这切都是为文人、小康之家和注重地位者提供的职业。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要将地方乡绅纳入到官府中，让他们承担一些事务，如调解纠纷、收税、负责公共福利、管理学校和水渠，这也可以看作是增加了中下层精英的就业机会。而雍正皇帝为遏止这一趋势采取的改革措施只是暂时获得了成功。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人并非是喜欢这些他们为自己找的职业，而是受制于不能得到更高的地位。

对位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向上流动的机会很有限。而那些附属于富户且本身就是富户一部分的个人和家庭有较多的机会发达致富，改变自己的地位。生活中最没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得不到社区帮助以及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人们都认为城市和边疆的机会比较多，尽管有险阻，胆大而能吃苦的年青人有时还是能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者很有可能到去世时都没有后代。许多从事地位低下职业的人很少有机会结婚生子。娼妓、太监、僧侣、士兵和囚徒不127大可能有正常的家庭，甚至那些被人歧视的群体选择婚姻伴侣的范围也受到限制。饭食粗劣、缺乏保障、干的活危险而又费力、婚姻伴侣的选择范围有限，还有伤病这样种种的不利因素，这些都合在一起使得贫寒女孩难以生育，贫寒男孩难以结婚生子。个人和家庭中死亡率增加意味着形势出现了大逆转，而在城市和农村的穷人中社会福利机构不足。当然这种社会分层的规模肯定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在变化，但人们会发现穷人最主要集中在城市（那里就业机会多但死亡率也高）、人口密集地区和经济萧条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