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信仰与中国社会

在我们对18世纪文化制度中不同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清朝由不同地位的人所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信仰会有些什么看法？据年鉴学派史学家在法国所注意到的，要想从研究具体的行为模式以及现存的制度转向研究价值观念和信仰很不容易，要是抱着某种程度的定见就难以做到。下面所做的推论是想激发学者们来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弄清这一重要而却被忽略的论题。

或许不同社会阶层甚至是处于汉人社会边缘的群体都信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是对中国文化模式的认同，这种观念在清朝初期就已广为传播。汉人从官员到农民都把他们的文化当作是文明。住在帝国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被称为蛮夷，有些是“生的”、狂野的、未被同化的，其他的是“熟的”，已部分地习惯于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做一个中国人就是要成为一个有着优越文明的成员：研究海外华人社区的族裔研究专家和研究被弃群体的当代人类学家都认为，这种身份的认同感无处不在，超越了地区和社会经济的界限。

但做一个中国人要具备什么条件？有些人会将这一认同与书面语言联系在一起，说到书面语言就让人联想到在几千年中受过教育的文化精英。甚至就是没文化的农民也对文字（当然是汉字）满怀尊敬，即使是一个大字不识也是如此。书写近乎魔法的力量无疑可以经常在道士的符箓、皇帝的敕令、法律契约和书法作品中见到，而书写的文字用的是整个帝国有文化人共用的一种语言。尽管有方言（实际是不同的语言）的差异，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看来，书写文字都要采用统一的标准。

做中国人的标准程式还要认同其服饰、饮食和礼仪，这些都是关键的因素。中国卓越的纺织技术长久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中国人拒绝食用游牧民族的乳制品，为他们自己的烹饪传统而感到骄傲，这一传统认为要想身体健康，饮食得法是必需的，并将饮食置于社区团结的核心地位。对中国人来说，尊重礼仪以及遵循传统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婚礼和葬礼。

礼仪的中心内容不用说是坚信在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价值观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一想法在中国文化中直到现在都根深蒂固，因而即使是不信而做也可被认为是适宜的。因此在一场礼仪活动中，正确的行为被看作比参加者的感情更重要。那些接受过完全不同的教育且背景大不一样的个人可以给同样的礼仪予以不同的寓意。甚而礼仪在教化的同时也容纳并协调了差异。社区的礼仪为各阶层所接受，也就不能将之归为只与精英或民众有关联，所以也就形成了一种真正由大众共有文化的基础。中国人遵循孔子的教诲，不仅笃信礼仪，而且还笃信在这些礼仪中体现出的核心价值观念：即君臣、父子和夫妻之间表现出的不对称的、等级制的关系。

在孔子的思想中，表述正统价值观的适当行为同一个与宇宙保持和谐的统治者掌管的秩序良好的稳定社会有关。和谐、秩序和稳定不仅是国家也是个人要实现的目标。对中国人来说，文明产生于由乱变治，改造旧有的社会，在那些社会中人不穿衣服，“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没有社会的差别。^[1]治的敌人是乱。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因素，乱就是在不遵守道德规范和正确礼仪的情况下可能在国家、社区和家庭内部或个人身上出现的无秩序状态。在中国社会中从上到下大家都想要倡治防乱；大多数人都认为，通过大力教育非暴力地灌输价值观念而不是依靠强制手段，是促进治理的最佳方式。用同样的家长式统治让孩子们适应每个家庭，官员和文人要想教诲平民，开始时是强调在家庭、社会和礼仪活动中行为要得体，因为提倡行为得当被看作是在没有文化的人中推广正统观念的一种手段。而防止混乱出现的关键的保障是父系家庭和国家。

到清代，子女的孝顺意味着要服从父系家长，无论其健在还是去世，这种观念是如此强烈以致它不仅影响到个人的行为，还影响到许多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家庭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知，与西方相比个人主义显得微弱而不成熟。在许多基督徒和穆斯林社会很重要的对个人救赎的关心在中国则会被回避。对个人皈依的重视主要出现在异端派别宗教中，在中国文化中不被当作正宗，而在中国文化中大多数宗教内容都是集体参加的礼仪活动，而救赎观念又受到对业报轮回信仰的抵消。中国人在孩童时就被教导，他们要在履行社会职责和义务的过程中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秩序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要团结，效忠群体以对付外来的威胁者。另一个源泉则是正统，遵守被公认的规范；对偏差应该予以纠正，至少是要忽略不问。(www.xing528.com)

整个官僚体制的国家盛行以家庭来打比方：皇帝被称作天子，知县称为父母官，而且官僚体制还为建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强势的可用模式。当然，对成就是以特有的还是普遍的标准认定，以及公私利益之间这些方面一直有着矛盾，但愿意接受建立在客观、正确标准基础上的控93制以及接受一种高度的非人格化的规则是18世纪公民世界观的标志。中国人把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国家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帝国，鼓励人们遵守儒家规范，而且政府官员仍是地位最显赫的职业。并非是巧合，神的世界则建立了一个冥界的官僚体制，在那里实际的功德和个人的祈求能给自己带来幸福。

像那些要想控制自身世界的个人有时会遭到命运打击一样，外部的灾难也会导致国家的分裂，但在清代即使是遇到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国家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家庭和社会这两个层次，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将才智、关系和运气巧妙的结合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这是一个在各个社会层次促进经营和管理技能发展的复杂社会。“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像这样的民谚说明人要有主动性和进取心，而这些又弥补了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之不足。

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不注重个人的救赎，强调的是集体的父系家长制，同时也珍视建立在有关维系社会和宇宙秩序的古老儒家教条基础上的礼仪和行为，另外还鼓励个人努力工作以改善他们的命运——这些不仅是在18世纪同时也是整个传统社会的核心内容。18世纪时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只是将少数民族带入了汉族文化强势的轨道之中。即使有考证学者将他们对古典教育基础的怀疑散布到了当时人的思想中，这也只能非常缓慢地产生出疑古和排斥的情绪。

尽管很想寻求其他做事的方法，但是看来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念的信念是无法动摇的。虽然已有少数人发现这样沾沾自喜是应该警惕的，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但这只是后来的事，他们注意到了西方技术先进，其文化也有着同样的自信，于是中国人开始急切地对中国文化优越性提出了质疑。

注释

[1]见吉拉道特（N. J. Girardot）:《早期道教的神话和寓意：混乱问题》（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The Theme of Chao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6—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