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感到奇怪，中国的历法其颁布和设计从最早时起就与皇帝有关，每年都以在任统治者的年号来计算。因而西历中的18世纪就对应于康熙三十九年至嘉庆（1796—1820年在位）四年这段时期。一年分为阴历的十二个月，每月通常为三十天，每三年插入一个闰月以使阴历和阳历保持同步。新月正常在每月的第一天开始盈生，十四日时出现满月（月光明亮可以在晚间活动）；每月还可分为以十天为一个单元的三旬。每天则包括以两小时为一单元的十二时辰。官方的历法在每年的十月颁布。或许这就是民间所印皇历的基础，其中有关于宗教节日的内容，还注明每天的活动是吉还是凶。
与基督教统治下欧洲的情况不同，在明清时期这种历法没有规定休84息的日子。在更早时官员会每五天或十天休息一次，在唐朝和宋朝每年有53天或是54天的假期。虽然将新年的假日延长到五天作为补偿，但节假日的天数还是不断在减少，清代只是认真遵守各阶层都要过的三大假日的规定：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皇帝本人就严格遵守工作日程。假如他很自觉（18世纪的皇帝都是如此），在一年大多数的日子里，吃早饭前早晨5点或6点他就要起床听官员汇报；从上午6点到下午6点12个小时内他要用于接见朝臣。工匠干活的时间可能也同样的长，而对干农活唯一的限制是只能在白天劳作。
中国人平常的日程由节假日来调节，这些节假日与季节的变化有关，由阴历和阳历来定。这些节庆反映并形成了农业和商业的活动周期，有些与还债、会所聚会以及重新商谈契约有关；其他的与谷物的耕种和收获有关。春节的节庆在冬天最重要，要持续几周时间，这是一个所有人实际上都停止工作来过的节日。全家人（包括去世的祖先）都来重新团聚，朋友和亲戚相互拜访。春节传统上是一个清算的机会，甚至就是在冥界也是如此，比如灶王爷就受到了贿赂让他每年一度对这家人的行为向玉帝报告时说好话。这时在饭桌上每人都能吃到肉，在华北地区有饺子吃，别的地方有其他的美食。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每个人都上街去看灯会，标志着春节的结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各阶层的妇女都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漫步。在春天的清明节，全家人再次因祖先而联系在一起，相互来往去扫墓。端午节（五月初五）是在暑热将临之际佩带某些防疫物件的机会，另外还要在水道和运河中赛龙舟。漫长的盂兰盆会（Ullambana）是要抚慰那些被忽略死者的亡灵，持续时间（非官方的）长达七月的大半个月，这对冬季以家庭为中心的春节是一种补充。盂兰盆会在整个社区举行的带有感伤情绪的活动吸引了每个人，并要请和尚和道士来做法事。秋季的到来以过八月十五赏月的中秋节为标志，还要吃月饼庆祝，而重阳节（九月九日）则要号召人们外出登山观景。
与这一连串节日混在一起的是中国许多神的诞辰，为庆祝他们的生辰产生了寺庙中的节庆活动和庙会。尽管对有些神的崇拜因他们已被纳入官方的神谱而变得标准化，但中国有成百上千的神，每个神都有生辰（有些神一年庆贺诞辰还不止一次），因此就没有一个全国都承认的庆贺序列。每个村庄、市镇和城市都有它们自己的重要日子。在寺庙举行的大多数节庆活动中，社区百姓来访，向神敬奉供品，观看为神享用而演的戏，大家一般都很喜爱那里活跃的气氛。
有些礼仪活动是因为社区生活中遇到了危机而举行的。在流行瘟疫或是出现干旱时，官员们就要带领百姓举行专门的祈禳仪式以求解脱。相隔一段较长的时间，社区就要在当地的庙里举行专门的感恩仪式以感谢神，并祈求神继续给予保护。
虽然大多数庙的香客都是当地住户或是人数有限的职业群体，但供奉同一个神的庙宇经常都在同一个日子举行庆典，所以有些庙宇在此期间就成了每年吸引成千上万游客来进香的场所。比如，在浙江沿海的岛屿普陀山的庙宇中，数千香客会在二月、六月和九月的十九日来祭拜观音菩萨。
山东的圣山泰山是一个在春天进香的场所。有个20世纪的目击者这样写道：
在春天进香季节中的每一天……都有几千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姓到达。每队有身份的首领举着镶红边的旗帜，表明他们来自华东各地的乡村……在回家的途中，香客们总是满载从这座圣山的灌木丛路边购得的纪念品，有龙头拐杖，给孩子的玩偶和哨子，还有给留在家中的妻子的锡制护符和耳环。[1]
泰山吸引了皇帝、文人和男女香客前来。妇女经常是坐二轮车来；有钱人会租一乘上山的椅轿带他们通过陡峭的山坡到山顶，他们在椅轿上绑86上纸钱锭“以表示对神的敬意”。在重要的庙宇碧霞祠，香客通过栅栏门将供品扔进主祭堂，他们相信扔进屋内而不落在门廊的任何东西都会被女神及其两位女性助手收下来。
龙舟竞渡彩画
每年节日和神灵诞辰的庆典通常与婚礼和葬礼有很大的关联。所有庆典都可以不干活，有了享受多种大众娱乐的借口，传统的限制也得以放松。妇女们更容易离开家；赌博、购物和饮宴也得到了鼓励；到处弹唱，有更多的东西可供观赏。一种充盈的感觉反映了在社区内财富实际的重新分配，比较富裕的人按比例将较多的财富奉献给社区的庆典。(www.xing528.com)
孩子们看到了庙里的装饰、巡游中的神及其随从和穿着绣袍的僧人，他们从中了解到一些大众文化的内容。与这些特殊日子有关的那些近乎历史的传说对新的一代一次次重述：其中有战神关帝的英勇事迹，到地狱救母的目连的孝顺，以龙舟赛纪念的诗人屈原的美德等等。颜色、食物和罗盘方位之间的联系，男女行为的差异，一代代人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在仪式活动中表现出来并千百年地传承下去。
而节庆本身也产生出对特殊商品的需求。全国各地的小作坊生产为这些活动所需的礼仪用品：冥币纸钞、蜡烛、灯、专用食物供品、香炉、旗幡、神像、棺材、棺架、寿衣、椅轿和阳伞。有特殊的商店专门供应宗教和礼仪用品：比如，集中在苏州和中国南方的几个县有生产表现福禄寿神的年画和民间版画的店家。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他们要依靠随着公共巡游和庆典不时会有的就业机会和慈善救济过活。
尽管在这些节庆中参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但我们还是注意到在许多礼仪中有更大的群体在活动——姻亲和父系亲属的“家庭”、家族、地方会所、寺庙组织和职业团体。在对立的群体（如家族、行会、宗教的或民族的弱势群体，甚至还有政府官员）同时并存的地方，87有些礼仪就起了加剧其分化的作用，并提供了一个相互竞争的活动框架。同时，在组织的各层次群体（如市镇或村庄中的邻里、家族中的家庭）内的效忠感情是靠合作与集体活动的需要来联结的。在效忠的感情有矛盾时就要确定哪个更重要，比如每当春节到来时，在社会中就要首先强调家庭观念的中心地位，而对其他的各种活动不予过问。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许多这样的礼仪活动还标志着每年季节的变换。大多数节庆都有一些与之有关的食物或是特殊的物品——暮春的牡丹、端午的符咒、中秋的月饼、深秋的菊花、十二月初八的腊八粥、春节的对联和门神。实际上，看来存在着一个与其他节庆有着松散联系的每年一度的食谱（各地不同），这样就有多种多样的食品可吃。某些游艺和竞技还与特定的季节和节庆有关——在北京秋天要斗蟋蟀，在华中和华南，春天要赛龙舟。节庆不仅给可用的季节性商品做了广告，还促进了它们的销售。在商品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庙会代替了市场。在城市中，这些节庆是销售那些正常需求不多的季节性商品（宠物狗、蟋蟀和鸽子等）的机会和场所。
在城市的精英阶层中，他们对季节变换时的食品、花木和娱乐的兴趣看来要比普通民众对神的崇拜显得更堂皇气派。苏州有个庙在纪念洞庭湖龙神诞辰时，当地的显贵人家就在庙里展出玻璃灯和花木，晚上他们在庙里聚集吟唱听曲，交谈议论；百姓只能远远地旁观，有栏杆把他们隔开。对季节性装饰画和瓷器神像的需求在增长，这些神都是在全国有影响地位比较高的，如观音和北极仙翁（福建德化窑生产的神像当时就很有名），这一需求反映了精英们对与下层阶级有关的传统的吸纳（和占有）。
在几个世纪中，神和节庆的名称虽然一样但其中有着地区的差异和时间的变迁。同样的礼仪往往是由彼此完全不同或是前后相差一个世纪的社会88群体举行的。更重要的，同样名称的礼仪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以及不同的时间进行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在他有关七月礼仪的著作中谈到，在这一礼仪中喂饿鬼的地点和寓意随着台湾社会在19和20世纪的变迁也变化很大。[2]再如，我们可以断言赛龙舟作为端午节的内容在全中国并不是都同样地受到重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社区都赛龙舟），有可能在那些重视的地方城市组织间的竞争受到的控制较严。由于缺乏更深的研究，所以就难以准确地弄清楚在18世纪期间发生的事。总之，在长时段内存在着朝向由精英和国家在上层将节庆标准化这样的发展趋势，同时还存在着要造就注重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城市组织这样的发展趋势。
注释
[1]德怀特·贝克（Dwight C. Baker）:《泰山：中国东岳圣山》（T’ai Shan: An Account of the Sacred Eastern Peak of China），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8页。
[2]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中国宗教的统一性与多样性》（Unities and Divers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7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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