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礼仪：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内容

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要不时被一些特殊的日子打断，这些日子是按阴历年月的节拍和个人的人生来定的。在这些日子里人们休闲、娱乐、访友、宴请，以此表明他们在向新的地位迈进，表达他们对超自然力量帮助的吁求和感谢，并提醒人们他们作为家庭、村庄和其他群体成员的身份。这些日子是对大众文化的精彩表现，由此将住在帝国各地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人统合在一起。人们确实可以认为，按照规定方式履行出生、结婚和死亡这些重要的礼仪是民众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以此表明自己是有教养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蛮夷。在此我们谈的是标准规80范的礼仪，要记住这些模式一直有其亚族裔和地区的变种；现有的研究还不能让人充分了解这些礼仪在清代是如何变化的。

婚礼和葬礼无疑是中国两个最重要的人生礼仪。虽然老人过生日要举行宴请，但大多数人只是会在每年新年时计算自己又长了一岁。第一次庆祝一个孩子出生是在满月时，有专门准备的菜肴，亲戚朋友要送礼。这时孩子就要被家谱正式登录，男孩子还要起“乳名”。通常孩子的婴儿阶段是让父母担心的一个时期，因为不管哪个阶层的孩子死亡率都很高。度过婴儿阶段的孩子还有得天花的危险。

对男孩和女孩来说，向能养家活口的成年人过渡是渐进的，但他们没有青年阶段，从孩童向成年的转变并没有礼仪或公开的展现作为标志。不过六七岁之间对男孩女孩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男孩开始正式上学，从母亲的管束下转到父亲的管束下，要给一个学名。女孩在这个年龄要开始裹脚，痛楚地紧裹脚趾使其长不大以便于嫁人。女儿发式的变化标志着她进入了青春期，要减少在外面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时开始教她做饭缝补的技艺。男孩在少年时也要逐渐地开始继承父业干活，甚至那些在家里上学的上层精英也是如此。男子的成年本以冠礼作为标志，但在清代这一礼仪已不存在，此时就只能以结婚来表示。尽管求爱是民歌和戏曲中常见的主题，但实际只能在包办婚姻的严格限制下进行。

虽然各地的习惯多有不同，但大多数年青人是在近二十岁时订婚、结婚。正式的安排要通过媒人来商谈；订婚要由两个家庭交换礼物，这被看作是对婚姻的约束。因为婚姻对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升降很重要，所以要小心从事。同姓要回避，社会地位的差异要认真考虑，另外宗教和民族的界限一定要明确。婚姻本身是家庭间而不是个人间的一种交易，涉及到财产（嫁妆和彩礼）的进一步交换，是将妇女送到她丈夫家庭81的礼仪性交接。婚礼是两家人通过大宴亲朋以在当地赢得声誉的机会。

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理由可偶或举行庆贺。漕运的船夫会庆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艰苦的航运，读书人会庆贺科举得中，父母会庆贺孩子大病得愈。成年人到五十或六十岁，过生日就是寻求欢乐的一个理由（尤其是在精英层中），要送礼、宴请和娱乐（康熙和乾隆皇帝还有乾隆母亲过生日豪奢的程度超过对地方神诞辰的庆贺，这可能就给满族贵族和高级官吏定下了先例）。

虽然普通的政府官员都有应该停止工作的法定年龄，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干农活和体力劳动或许并不是自愿的，他们都不得不要尽可能久地多挣生活费或是为家里挣钱。1796年春节乾隆皇帝隆重退位就其任职而言是个例外。儿子结婚或是孙子出生有可能是一个妇女个人将不再生育的标志，但她将进入人生中最辉煌的阶段，要作为女性家长管理全家。对富人而言，高龄是对其年青时勤奋顺从老人的回报，而对其他人则是一个痛苦、不安全的生活阶段。

在清代，对一个家庭葬礼要比婚礼重要得多。因为在这一文化中特别强调孝道，所以孩子对父或母的哀悼礼仪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的需要，在守制哀悼期间不能结婚、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参与社区的节庆活动。洗尸、奉尸入棺、接受吊唁、为死者颂经招魂、灵柩入墓以及建造坟地这一切都要照习俗办理。开销通常都很高（作为尊重死者的一种表示），一般都鼓励要大办。一个家庭的亲戚朋友多数都要来吊唁、赠礼。而近亲穿的丧服以及行的礼表明他们是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说的“中国父系亲属的核心骨干”。^[1]人死后，对死去亲属的灵魂（以木头牌位来代表）每天都要敬拜，定期要在坟前上供品，在忌日的周年纪念时还要加以特别的关注。

父亲去世通常就意味着家庭关系要有一场重组。假如一个人贫穷留下了尚为婴幼儿的孩子，他家的经济状况就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家里缺乏成年劳力种田或是干其他工作。这家的遗孀就会不得不雇劳力干农活，但大多数地不多的人家有了这笔额外的开销就难以维持。在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的死会带来别的威胁：年青寡妇有可能受到大伯小叔的欺负，要从她儿子的手中夺走她丈夫的产业，还要逼她再婚离开家庭。在有两代成年人的家庭，父亲的死标志着要分割家产，儿子最终将成为有自己权利的家长。而作为家庭更替一个关键阶段的分家却不举行任何与个人财产传承相关的礼仪。(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服装和发式是一个人取得新的或特殊身份的明显象征。妇女在成人和结婚时要改变她们的发式。剃去前面的头发留辫子除了是满人统治最初的标志外，还代表着一个男孩已步入了成年。男女离开家成为僧尼时要把头发剃光。在办丧事期间，男子要散开发辫不再剃须作为悲痛的一种表现。死者、新婚夫妇、尼姑、道士、和尚，当然还有官员都要穿专门的服装。同样汉人和少数民族也要靠发式和服装来区别。

婚礼和葬礼是家庭的事务，举行仪式的地点安排在放置祖宗牌位的大堂里。亲戚和家里的熟人被邀请来参加，并用礼物来连接这些纽带。通常在葬礼上有职业的宗教人员参加，而婚礼则不用有任何专职人员出席操办。这两种礼仪都不需要官方批准和参加。这些关键的人生转变（包括订婚、出生和收养孩子）只需要由家里人向祖宗和地方土地神（再通过他告知天官）宣告即可。

婚礼和葬礼因相关者的地位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异。例如，不同于正式的婚姻，小姑娘作为“童养媳”到未来丈夫的家或是寡妇再嫁，就像未婚者或未成年人的葬礼一样，礼仪会比较简单，不能过分。花费的钱差别也很大。虽然并不鼓励老是要影响到百姓，但皇帝的人生礼仪仍是让公众瞩目的大事。皇帝的人生礼仪还反映出满族统治者已彻底融合、采纳了汉人的礼仪规范。1665年康熙皇帝11岁的婚礼就主要按照汉族的样式举办。1661年顺治皇帝死时留下要求火化的遗嘱得到了执行，而其他皇帝和嫔妃都按照汉族的样式埋葬；实际上，清代办丧事的规定与前朝相比还要稍稍更加严格一些。

皇室礼仪上的奢靡给其他要仿效的人提供了榜样。扬州盐商在豪奢的婚礼和葬礼上炫耀他们的财富，场面盛大，要请几百个客人。官府甚至会让士兵出席这些场合（参加葬礼的机会要比婚礼多一倍），专门付给他们津贴。地主会要佃户在婚礼和葬礼上帮忙。商人行会则经常给其客居在外的成员提供存放棺木的场所，并给贫者提供施舍的坟地。普通人要花大约一年的收入用于办这些大事，于是就建立了用作基金的婚丧储蓄会。很穷的人因为只能最简单地办婚丧大事以及在公共坟地中埋葬死者而颜面扫地。

注释

[1]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家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纽约：人文出版社，1958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