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学者文化的发展与批判》

虽然文人学者在城镇是天然的民间领袖，他们还与商人一起在创造独特的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还是想在学术、艺术和娱乐方面保留一种比较雅致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在本地的乡村别墅和书院中养育而成的，由此就将受过良好培养、教育的人与那些只是有钱的人区别了开来。学者文化的领地既在城市也在乡村。过去这一文化只被那些家中的男儿要博取科举功名的家庭垄断，而在清代则越来越多地被那些有钱有闲的人涉入。

在1680—2026年期间，这时已结束了征讨，清代统治者依靠像江苏昆65山徐家三兄弟这样的中间人成功地实现了新政权与中国学术界之间的沟通。这三兄弟都获得过清朝的科举功名，后来担任编《明史》的总纂官，他们吸引并任用了那些从未在新朝直接任职的人来做事。许多知识分子在对满人统治和蒙古人统治进行比较后心里感到安慰，他们认为在这个外来王朝统治下中国文化不仅能保存下来，还肯定能繁荣起来。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存文化使有些人认为给满人做事也无可厚非。半官方的资助把政府与知识界联系在一起，而这“对肯定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十分重要”。^[1]

清初主要的学术发展注重考证的方法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风行，在那里有官方和私人的资助。学者们对前700年儒学的发展持激烈批判态度，指责明朝的覆灭与文人追求炫智以及卷入党争有关。与此不同，清初的文人则试图通过在语义上辨别古文而重建理想的儒家秩序。他们探求早期阶段的儒学，那时儒学还没有受到佛教和道家观念的混杂。考据派学者断然拒绝朱熹对经籍所做的解释，而着力于仔细研究经学文本本身，对经籍进行严谨的文献验证。在此过程中，像阎若璩（1635—2026年）这样的学者开始对长期被认为绝无问题的经籍的真伪提出了疑问，虽然这些置疑还是被淹没在对过去遗产坚信不疑的巨大浪潮之中。同样，虽然这些考据学者的研究方法受到他们了解的有关欧洲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书院包括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这些课程，但直到19世纪时中国传统的合理正当才受到严重挑战。

与文献研究同时的还有印本的大量出现以及藏书楼的建造，在这方面著名的人物有苏州的黄丕烈（1763—2026年）和杭州的鲍廷博（1728—2026年）及其藏书家同行。在长江三角洲，这些学者组成了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所说的一个有着独特专业眼光的学术共同体。这些从事考据研究的顶尖人物主要都是来自长江下游核心地带的科甲之士：有人对180种重要考据学著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差不多有90%的作者是江南人一，有92%的作者得过科举功名，超过半的人（53%）是进士。

这种专业业界的内卷倾向，拒绝采取苏格拉底的对话模式或是作任何形式的讲演（对公众或是相互之间），显然是有意与16世纪哲学家王阳明所倡导的明代新儒学学派相对立，而王阳明恰恰在那些方面有创见。考据学者要依靠高官的资助，但他们本人一般都不会去当官；而那些想当官的人用朱熹的研究方法反而更好些。不过考据学者与政府仍有关联，他们对经世致用也有兴趣，而这具体反映在他们写的有关水利、测绘和管理的治国方略之中。

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编撰工作繁荣起来：地方志以从未有过的规模编撰出版。由政府主持的《四库全书》编撰工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在政治上也是最敏感的。有一个皇家的委员会着手收集中国所有最重要的书籍和手稿，选其最好的版本重印，将它们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有七百名学者参与了收集并审定来自私人藏书楼和皇家藏书的书籍。正如盖博坚（R. Kent Guy）所指出，在像戴震（1724—2026年）这样的优秀学者的指导下，在编撰过程中采用了鉴定文本、对校版本和修订讹误这些考据方法，编撰《四库全书》有可能是考据学派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最终抄成了七套每套三万六千卷的这部书，还由审定的编者对一万多本书编写了极为珍贵的目录提要。

这一编撰工程不好的方面是收缴并禁毁了大约两千多种被朝廷认为是违碍悖逆的书，其中许多是晚明时写的一，这使得有些学者称这编撰工程是一场“文字狱”。不过正如盖博坚所说，对这场文字狱的详细研究表明其中也有汉人的同流合污。能够得到最好的版本靠的是盐商和省府财库出钱收买这些书籍；此外，收缴惑乱材料的行动在有那些想当官的文人出力时才有进展，这些人因其勤勉而得到任职的酬报。因为这样的官职不容易获得，有所企求的举人就带着书到巡抚衙门来，只有到这时文字狱才发挥了它全部的破坏能量。

考证学术和政府的编撰计划是为精英中的优秀人才提供的。而其他18世纪重要的文人活动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和社会基础，包括了分散在全国各地那些没名气的学人和只有低级书院身份的人。这些人将自己确定在位于普通民众和都市精英之间。他们以极为矛盾的态度来看待民众，既将他们看作是精英和国家家长式统治的合适对象，如同需要不断指导和教诲的孩子，同时又将他们看作是会自发地制造骚乱的危险暴民。结果就像他们明代的前辈一样，这些精英就不仅通过慈善活动向穷人提供具体的帮助，而且还编撰和散发以作灌输和规范人行为的道德书册。

社会地位的流动和政治审查的被接受或许在驱散困扰这一阶段知识阶层有关人能否成为圣贤的悲观情绪中发挥了间接的作用。吴佩宜把这种心态说成是“对人皆有行恶癖性的深刻感悟，是克服这一癖性的迫切需要，是自我揭示的准备以及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极度痛苦”，这种态度在儒生从未有过的对其罪过和恶行的公开承认中表现了出来，这代表了“中国道德文化历史的新发展”^[2]，或许可与在当时道德书文献中体现出的注重价值内化和自我判断的新趋势联系在一起。

疏离感是18世纪的一个重要话题，并一直到清代后期都是如此。在理论上要获得高位和政治领导权必须具备教育和道德的资格，而这一资格不容易得到，同时在这时只要花钱却能轻易地获得这些权势，这两者之间不断增加的不和谐加深了某些失意学人的挫折感。他们越来越强烈地以批评和嘲讽的眼光去观察官僚社会。《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出身在安徽一个显赫的文人家庭，却没能获得高层次的科举功名，后又挥霍尽了家里的财产。吴敬梓著于18世纪30和40年代的这部小说批判了遭到阿谀和腐败侵蚀的官场以及让人无知无能的科举制度。书中只有少数行为正派的人未被他嘲讽。相对来说，吴敬梓以同情的笔调描写妇女，她们被阻挡在男人的职业世界之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受其污染。后来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2026年出版）在这一点有所超越，书中幻想妇女成了能干的官员。实际上，白话小说18世纪在中国达到了新的高度，由受人敬重的知识分子创作，是他们表达政治批评和正统观念的渠道。清代中期有其他两部重要的小说问世：蒲松龄的有445篇故事组成的《聊斋志异》（写于1669—2026年，2026年出版）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于1754—2026年，2026年付印）。

对这些作者以及一些不太知名作品的作者而言，其文学作品本身就与他们的经历很相近。吴敬梓在南京靠写作维持生活，并得到亲朋好友送的礼物作为贴补。颇有成就的诗人、官员袁枚（1716—2026年）像许多文人一样，也写短篇小说，这时的短篇小说数量不断增加，内容包括鬼狐、公案、历史和爱情故事，这些作品既是城市精英所写，也供他们阅读。但即使是袁枚在写作（由他自己出版）挣钱方面算是比较成功的，他也不得不依靠私人给的佣金作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直到清王朝快要完结时文人才有可能靠给大众读者写作维持生计。

在绘画方面，18世纪时在继明朝画坛流派纷呈之后，朝廷鼓励的画派与文人画又重新归一。像王翚（——16322026年）和王原祁（16422026年）这样的画家被请到康熙的宫廷中来，受到了皇帝的照顾。在那里，画家都多才多艺、注重技法且愿意大量作画，而不是像17世纪的道济和朱耷这样的画家那么注重个人风格。明代画家董其昌的理论被当作新的正宗教条供奉。乾隆皇帝继续崇尚康熙朝的文化和文学风格。他成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家，收藏过去各朝的艺术杰作，编撰目录一，就像在许多其他方面样，在绘画方面他在文艺人才荟萃的北京确定其欣赏品位。艺术家们甚至像郎世宁（Guiseppe Castigli-one）这样的欧洲耶稣会士都被命去描绘宫廷的典礼，用画笔来记录战场上的胜利。

艺术鉴赏家和史学家可能会贬低乾隆本人的诗歌和艺术才华，但没人能否认他的欣赏品位对他那个时代的影响。他喜爱宏大和说教，喜爱那些带装饰美、奇异、华丽、奢靡的艺术，这些喜好就有着极大的影响。69此外，皇室的藏品虽然就像乾隆统治的复杂的帝国那样具有多样性，但它们又受到正统创作安全底线的限制，还受到皇帝所盖印章和题记的进一步抑制。尽管有其多样性，但这一多样性又被加以约束和同质化。

皇家的赞助使得人们能较容易地接触到过去那些启人心智的作品，并鼓励京城和长江三角洲的艺术家相互开展创作交流。在那里艺术收藏也是文化的一种标志，画作在有钱而地位不定的人中非常抢手。有几个世纪之久的文人画谱统所体现的亲切和自然风格被这种急切的需求破坏了，正如我们所知，那些能抵挡朝廷诱惑的艺术家发现，他们的业余画家地位已受到本地职业化倾向的威胁。被邀请去为富裕主顾作画的士绅会尽量不去想，他也是得到报酬而去作画的。这些不太明确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社会关系中，而且也体现在所画的主题中。有教养的业余画家坚持画山水画，并遵循有很长历史的“仿”（模仿古画）的风格传统。在风格上不断涉及早期画作形成了一种可代表这整个时期特点的理性观念：风格变为主题，有意进行选择以表达艺术家的立场。

相反，商人主顾则希望画家画更直截了当的主题内容。他们喜欢人像、城市生活熟悉的场面以及装饰性的花鸟画。所以有许多画家采用一种精细的业余画风，只模仿过去的式样；而其他画家则坦然以此为业，在城市的店里卖年画和风格为人喜爱的画作。即使所谓扬州八怪也只能以简便的笔触不顾人们惯熟的样式，以此将他们自己当作是体现过去个性画风的继承人。然而，罗聘随意所绘的他本人及其熟人的人像表现出亲切、随和的气氛，而这在宫廷画中将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要是被前朝那些尊贵的文人看到会感到吃惊。就是像马家兄弟（扬州盐商）这样有教养的主顾也喜欢一种直率无隐、朴实无华的风格。方士庶2026年的一幅画描绘了学者全祖望的来访，此画不啻为一张当场拍的纪念照片。学者、商人、退休官员和近乎职业的画家有可能会作为某个诗社的成员在一幢别墅中见面，而这幢别墅往往是商人以经商赚来的钱买的，在这段时期这样的场景在精英上层的生活中司空见惯。(https://www.xing528.com)

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机会研究那些过去的艺术杰作，因为没有收藏艺术品的公共博物馆，但活跃的清代出版业将艺术与文学和哲学一样都进行了大众化的普及。《芥子园画谱》2026年在南京第一次出版，2026年增订再版，后来重印了多次，该书的目的是要向读者教授基础知识。过去的绘画风格被描绘成图（不全部正确），按部就班地表现画各种岩石、树木、动物和其他东西的方法。

清代画家华的作品《松鹤图轴》

甚而被当作是学者特权范围的诗歌也向广大公众开放了。当然诗歌仍然是高雅文人文化的标志。有能力写雅致的诗篇被看作是任何年71青男子受教育基本的内容，实际上对许多年青妇女也是如此。文人必须掌握各种韵律和诗体，能当众即席赋诗，用漂亮的书法抄写，读出能让人想到诗歌传统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音。有条件的人还要出版他们的诗，大量印刷。这一时期常见的样式是编撰诗集（有时是本画册，或是两者结合），编者要尽其所能邀请许多有影响的人提供诗篇，通常的借口是纪念某个老师或朋友，目的是显示他的交游之广和品位之高。

对要想在这个社会中希望得到承认并获得地位的外来者（满人、来自文化落后地区者、向上流动的商人）来说，有做诗的技能就可能是社会地位得到承认的证明。在《儒林外史》中，有个家里开香蜡店的年青人承认，“像我们这样的商人做梦都不会想到科举得中。我要做的只是念几句诗获得一点教养。”在问他能否懂这些诗时，他直言，“懂的很少。但我能懂一两行，这让我感到很快活。”^[3]

虽然有些刻板的学者和官僚把写诗看作是年青人轻薄之习的表现，但清代的科举考试实际上也还考核这种技能；在2026年，诗歌仍是科举考试比较重要的内容。诗社为朋友之间提供了喝酒、饮宴的机会，但因为它们也是很少几种在精英中被接受的非正式社团的一类，所以也就为比较严肃的活动提供了联系的网络，这些活动包括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举行有关文学和学术的讨论，还包括为实现社会和政治改良所做的努力。在19世纪前期，北京的宣南诗社就曾被其具有改革思想的成员用于雄心勃勃的政治目的。

在诗坛就如在画坛一样，18世纪只有少数像袁枚这样有个性的诗人，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大量的则是滞拙的炫学诗才（乾隆就是最后这种人的典型）。例如，（江苏）常州学派中关注诗歌的一种形式词的学者将之分出两类（与画家要做的类似），一类是浅易、通俗的，而另一类是典雅、难懂的，以此试图分析并确定这一诗歌传统。有迹象表明到18世纪末学者政治化的倾向在不断增加，张惠言（1761—2026年）和其他学者就曾宣称，词最好的用处实际是用于讽喻。

与17世纪一样，18世纪也是一个旅行的伟大时代，通过旅行者城市文化和范围较为偏狭的学者文化扩散到帝国各地。不仅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去外地客居以寻找职业，而且还有许多富人旅行只是为了休闲娱乐。文人们拜访朋友，寻找恩主，还有求职的；官员们在不同的职位间奔波；商人们考察分支商号，寻求新的机会。在清代省一级官员的资助下制订了很多编写地方志的计划，于是就派学者外出去寻找石碑、废弃的庙宇和著名的宝塔。其他人则去寻找发生著名事件的旧址、历史人物的墓地、早期艺术家描绘过的山峦、有名诗篇中提到的景致，还有以神秘秀美闻名的洞窟。这一时期以手稿和印本流传的“行旅”文学包括这些游记，它们通常使受过教育阶层的成员（和向往这一阶层地位的人）更加了解他们居住的这一庞大而又多面的帝国。

在这一部分我们还要指出，与中国科甲精英有关的时尚和活动已对那些有社会抱负的人开放。在此过程中，已形衰落的文人艺术及其捍卫者几乎全部涌进18世纪城市文化的大海，虽被冲淡但或许又以更为大众化的通俗形式被重新激发起来。

文人及其模仿者是中国城市文化的引领者，他们在从事文学艺术时肯定已远离了农民的文化。同时，如果认为中国最高社会阶层和农民之间的文化间隔是条深深的裂隙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说过，戏曲和说书使得文人和农民同样都有了了解有关中国过去历史知识的机会，并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当我们转而探讨物质文化和人生礼仪这些内容时，就要来看看在清代另外的对汉民族享有的有广泛基础的文化实践的确定。

注释

[1]司徒琳（Lynn Struve）:《徐氏三兄弟与康熙年间对学者半官方的资助》（The Hsü Brothers and Semiofficial Patronage of Scholars in the K’ang hsi Period），《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2卷第1期（2026年），第231—266页。

[2]吴佩宜：《中国传统中的自我审视和自白罪行》（Self Examination and Confession of Sins in Traditional China），《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39卷第1期（2026年），第5—38页。

[3]吴敬梓：《儒林外史》，戴乃迭和杨宪益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