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社会：地区经济扩展与正规经济组织的变化

正如我们提到的，在18世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区域间的流动。除了以前就有的要离开本地参加科举考试当官的文人官员外，商人和实业家、熟练和非熟练工匠以及缺少土地的农民（差不多都是男性）也离开家去寻找机会。客居是持续迁移的一种形式，虽然看起来只是短暂的迁移，但却常是在一个地区内从乡村到城市以及从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向程度高的地区不停地流动，这种情况已司空见惯。地区经济的扩展以及有大量商品的全国市场的出现促进了正规经济组织规模的变化，造成更大规模经济结构的形成，这就使得没有其他关系联系的个人之间能够相互信任和合作。

在中国，如同其他的前近代经济一样，基本的商业单位是通过家庭企业建立的家庭经济的扩大。在明代后期，当市场扩展给商人增加其经营规模提供了机会时，对资本和合作的需求推动了采用股份合作制形式。其基本原则与对家族和寺庙捐赠的情况很相似，允许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能投入其资源建立产业。产业的形式可以灵活变换以适应变动的经济状况：近来有人对北京一家中药店万传堂进行了研究，这家店刚开始在18世纪初是（浙江）宁波一个姓乐商人的家庭企业，随着企业扩展在18世纪40年代成为一家合股企业。它的姊妹企业同仁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为乐家所有，18世纪中叶成为合股企业，到19世纪初又改回为乐家所有。

清初，经济发展的机会促进了这种合股制的发展。它被用于各种产业的投资和管理：有剧院、铜和其他矿产的开采、海运、经营性农业和钱庄。晚明时在安徽和山西建立的商业帝国到清代又有发展，这是靠亲属关系和地域纽带连接的合股网络最为成功的范例。

对那些离开家到一个陌生环境的人来说，家乡是他们要与人联系获得帮助时最容易想到的关系。企业在同乡中寻找值得信任的合格经理（他们常常也会得到股份）。万传堂雇用的不是亲戚就是宁波人。这家企业存在了几百年，即使乐家个人已不管理时仍在经营，靠的是其有效的用人政策和对员工的奖励。主要雇员和经理即使不是股东也待遇优厚：每两年可以回家休假六个月，付给路费，七十岁退休时一次性付给养老金。店里的伙计和学徒是雇员，但靠亲属关系和同乡观念确保他们忠心耿耿。这些个人的和父系家族的关系使企业有很强的凝聚力，超越了潜在的阶层裂隙。

在清代，家乡作为一个人家庭的根基以及一个人的出生和归葬之地，是其身份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另外，家乡与许多其他层面的地域不同，它可以用来指一个村子、一个城镇、一个县、一个府，甚至一个省。这一概念的这种等级积聚特点就使个人有了层次不断扩大的联系，在他离家远去时也可为其所用。

因为某一地区经常会主要从事某种产品经营或是某种服务业，所以共同的职业通常就会在客居者和移民中对家乡的纽带有所补充。在城市中某种职业往往是由某个特定农村地区的同乡独家从事的。这两个原则在非正式的组合（住地、朋友关系、有接触）和比较正规的组织中都体现了出来。被称为“会馆”的合作群体最早出现在明代，在清初扩展到整个帝国范围，到19世纪数量增长最为明显（至少是十倍）。像家族和寺庙团体一样，会馆由富商管理，他们掌握着大家捐献的社区财产。在大多数会馆建筑的核心部位都安放供奉某个神的壁龛，以供大家参加集体庆典并作为这个社区的标志。

有些会馆主要是给官员和科举考生（位于北京和省会）用的，其他的则为移民（在四川和湖南这样的新发展地区多见）所用，但大多数会馆最初都是由职业团体建造并使用的。会馆提供了会场、住地、财政资助和仓储设施（既存货物也放灵柩）。对商人和工匠来说，会馆也提供了一个规范商业活动的机制。地区的专业化是以相对得益的观念为前提的，因而这也就成了一个为庞大闭合的小规模垄断网所做的安排。会馆阻止行业内的竞争并代表群体与国家或其他商人协商，以此来维护这样的垄断。(www.xing528.com)

在18世纪期间，我们可以发现，在全国范围会馆已发展成了商业中心。在来自山西、安徽和福建（和后来的浙江、广东）几个县的商人渗透并控制了主要商品的大市场时，经济的繁荣推动了一些会馆扩展其活动。这些非常成功的客居商人群体的会馆常会成为有势力的城市产业所有者和市民领袖。例如，汉口的徽商在1694年建成了会馆厅堂，花费超过一万两白银，耗时达十年。他们逐渐发展，建造厅堂、大庙和宿舍，控制了一条繁忙的街区、码头和城市一角。他们大量投资于城市产业，促进了汉口在18世纪的发展（这样广泛的活动反映了徽州客居者不同寻常的职业多样化的特点，这就不仅与商人也与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有关）。

18世纪期间，可以发现在会馆的发展中有两种有点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工匠组织和商业组织的差异比较明显，在经济中作为一个整体都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会馆又通过增加内涵削弱狭隘的家乡纽带以克服其褊狭，这是更重要的一种发展趋势。在这样做的效果已显而易见之后，会馆开始经常被用来与有更多成员参加的相关行业协调活动。与此同时，那些原来只为行会成员提供的服务扩大到了更多的城市社区。比如，在18世纪90年代当白莲教起义威胁到汉口时，徽州的盐商就出钱为全城组织了一支团练。建立大的商会并不表明排外的家乡和职业群体已消失，因为它们成了被称为“公所”的行会的分支机构。这种发展趋势在19世纪更为明显，或许起到了在困难时期保护商业的作用，并促使将行会演变为城市的准政府，在19世纪另一变化是由民间掌管公共事业。在海外华人（数目到19世纪才急剧增加）中，社区事务显然是由大的行会协调的，这些行会在东南亚被称为“公司”。

尽管已有了以共同的职业为基础建立社团的可能性，但在中华帝国类似工会这样的工人组织发展得相当艰难。就是那些18世纪大规模的工业（诸如瓷器、盐、纺织和采矿业，每种行业雇用的人数可能会超过万人）通常也只是比较小的作坊的积聚。因为生产和分配的每个阶段都分开来组织，所以工匠只有通过中间商和承包商的庞大网络才能融入经济之中。商人、中间商和国家都不能从鼓励代表纯粹工匠利益的组织中有多大收益。

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初的困难时期上层精英反对苏州的踹工成立工匠组织的事例，踹工的工作是用大石滚重重地压布以增添其光泽。苏州的棉布和丝绸纺织业发展使得像踹工这样相关的非技艺工作大量增加，1720年在城里至少有上万踹工（分布在约300家作坊中）。他们在1670年、1693年和1701年都组织了罢工，要求增加工钱，1715年他们又提议要求有权组织自己的会馆。雇主、承包商和布商愤怒地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如此纵容会鼓励歹徒渗透入工匠中，使得工匠将频生骚乱。踹工到18世纪20年代一直在抗议，但始终没有被允许组织会馆。

一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了最早非常有组织的工人团体，而且开始还不是在工匠中产生的。这些团体大多数情况下都称为“帮”，这个词起初是指沿着大运河运漕粮的漕船船队。扩大开来，“帮”被用来指开这些船的雇佣船夫。18世纪这个词也被用来表示由其他河运船工结成的关系更为密切、更加自觉的团体，这些船工对中国的长途贩运相当重要。大运河上的船工组织一定程度上受到被许多人信奉的民间教派宗教的影响，最终发展为在20世纪臭名昭著的帮派“青帮”。在19世纪20年代“帮”也可用于指非正式的商人联盟。在19和20世纪其他的运输工人中帮派也有很大发展，有时还采用了“三合会”的组织形式（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讨论）。不过就总体而言，直到清代国家和传统精英变得比18世纪时要虚弱得多时，那些会对现有利益构成威胁的经济组织才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