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八世纪社会对外关系的成功

正是由于清王朝能够成功地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才使它能维持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为了巩固这些关系，满人延续了从前朝承继下来的朝贡模式。这一模式假定中国在道德、物质和文化上比别的国家优越，要求那些想与中国交往、贸易的国家都要臣服于天子皇帝。这一体现中心权势、优越地位和自给自足的形象（部分是一种幻觉）反映了清王朝对其他国家的真实态度。

我们可以在清朝与朝鲜的关系中看到最典型的朝贡关系。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后期，朝鲜王室每年平均要派三批使臣去北京，进贡礼物，称颂清皇室的仁德，祝贺皇帝生日，吊唁皇帝驾崩，并就对外关系进行请教。在这种关系中，朝鲜的屈从地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朝鲜使臣受到清朝皇帝接见时要叩头（屈身拜倒叩头在地），对皇帝说一些表示屈从地位得体的话。朝鲜的王室使用中国的历法，清朝皇帝确认朝鲜国王的合法性，授予其尊贵品级。实际上，清朝的批准还体现在同意朝鲜王室婚姻、嗣君的选择以及统治者死后的封荣。作为清王朝慷慨的一种表现，朝廷要与使臣交换礼物，通常还会允许使臣个人把他们带来的货物卖掉。

对清王朝来说，它还负有一定的教化及保护臣属国的责任。这种责任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越南北部的国家安南的例子上，1788年清朝用武力镇压了当地的一次叛乱，让国王恢复了王位。虽然这一被保护者后来又被推翻了，但新统治者又重建了朝贡关系，并得到乾隆皇帝的封授，甚至还来参加恭贺乾隆的八十寿辰。

与中国东部和南部边境相邻的各个王国很少有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而且定居的农业社会国家都一直表现出愿意接受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朝鲜、日本和安南的上层精英都学习中国的古典著作，认为他们自己也归属于中华文化传统。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由礼部掌管，自然最容易被纳入朝贡模式。因为清朝把海上贸易及其商人也看作与其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不大，且认为这也属于这种要控制的范围，所以那些来中国港口通商的欧洲国家也被纳入同样的朝贡体系来对待。

中亚则是另一种情况。传统上对中国的大多数军事挑战都来自亚洲腹地的边疆地区，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崛起的满人很清楚需要在这一地区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因此，就由一个新的独立机构理藩院来机敏小心地处理这一地区的事务，而这个机构在满人进入中国内地前就已建立的。

18世纪，清朝以交涉和武力两手并用来确保对其漫长中亚边疆地区的控制。从努尔哈赤时起，爱新觉罗家族就与东蒙古部落的首领用联姻方式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满蒙联姻在清王朝延续不绝。现在称为内蒙古的蒙古部落王爷站到了皇太极一边，而皇太极在1636年宣布建立清王朝；1691年今天称为外蒙古的喀尔喀部落的汗臣服于满族统治者的君权。直至1755年在准噶尔西蒙古部落与清王朝之间一直战事不断，最后清朝军队在其蒙古盟友的帮助下剿灭了这些对手。但就是在这长期的敌对时期，来自中亚的商贸和朝贡仍未停止。在剿灭准噶尔人的过程中，清朝还把直接控制的范围扩大到遥远的西藏，并控制了西边离北京约有3000公里远的伊犁谷地，1758—1759年又征服了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将这一被称为新疆的地区纳入帝国版图。

如果使用武力是处理与中亚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也要受到其他策略的影响以扩展清帝国。满人像蒙古人一样也信仰藏传佛教，于是就保护并想控制西藏的宗教。他们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来北京，资助在西藏和蒙古印刷、翻译佛经。为给来访的中亚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国北方热河的皇室夏宫建造了一批庙宇，其中有一座是仿布达拉宫（拉萨的达赖喇嘛住地）样式，还造了一尊30多米高的观音木雕像。在游牧民族中清代的皇帝称他们自己是菩萨王，文殊菩萨再世，这样就把藏传佛教灵童转世的说法与汉传佛教中以山西五台山圣地为代表的文殊菩萨崇拜糅合在一起。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都多次走访这座山，还用蒙语印刷游览手册以鼓励蒙古族人来进香。

在与中亚的关系中，清王朝表现出愿意采取灵活的政策，有时甚至会完全背离其建立朝贡关系的理念。与俄罗斯的关系就与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一样，原因就在于俄罗斯在亚洲北部所处的战略地位。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清朝统治者就曾想阻止俄罗斯人进入这一地区，并想利用他们来对付蒙古人。1689年和1727年签订的条约确定了两国共同的边界，并为中俄之间的贸易开设了两个市场。允许俄罗斯人在北京建立一个传教使团，还开始允许每三年向京城派遣一个“朝贡”使团（一直延续到1755年）。当形势使得中国人认为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非常重要时（如他们要求沙皇在中国征讨准噶尔人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时），清廷的使节就愿意在莫斯科（1731年）和圣彼得堡（1732年）叩头。(www.xing528.com)

热河避暑山庄的普陀宗乘庙，这一建筑是仿西藏的布达拉宫建造

总之，现在传说的清廷在19世纪面对西方国家要求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时表现出的死板态度，在清王朝面对与敏感的中亚边疆地区接壤的国家时却没有出现。同样，对外贸易也不像朝贡理念所要求的那样仅限于正规的君主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这在一个不太重视商业的时代要超前了几个世纪。朝贡使团肯定会从事贸易，但大规模的商品交换也被允许在中国边疆的市场上进行：在与朝鲜的边境、在恰克图的俄蒙边境以及沿海选定的口岸。

对中国人来说，贸易并不总是像朝贡使团的空言那样无关紧要：比如在恰克图中国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贸易，就是中国人以茶、纺织品和其他产品来交换游牧民族的良种马。尽管统治日本的德川君主口出狂言，称清朝是未得到天命不合法的统治家族，但清廷为急于得到铜，在1699—1715年还是派内务府的官商去了日本南部的长崎港。1715年后日本提出经商要得到准许，这只是短时间阻止了中国急切购铜的愿望。

一般来说，19世纪以前对外贸易对清代国家和经济的重要性可能被大大低估了。海运贸易在17世纪的萎缩后得以复苏，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发展到从未有过的程度，中国和欧洲的商人以更为严密的组织方式来应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范围贸易网的形成。尽管清代国家没有积极地促进这一贸易，但也在总是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受益匪浅。结果，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市场；沿海的商人越来越多地与外国人打交道，中国的生产者使他们的商品适宜于外销。

清朝在对外关系中的成功（按大多数的标准衡量）可以用帝国的扩张和更多参与世界贸易这两点来判断。不过，虽然这些发展有利于多元32化，但它们同样也提高了中国对其文化以及傲然兀立感受的自豪感。这种自得、自信的态度是中国18世纪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种混合遗产。

我们对清初为重建并维护秩序所定政府政策的概括侧重在国家对清初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虽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几乎都过于关注国家的作用，他们可能还夸大了国家的权力，但在确保边疆地区安全、复苏遭受战乱破坏的经济、恢复传统的身份地位制度以及使官僚体制恢复活力这些方面，清代国家制订的政策和方案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我们对皇帝和官僚权力有限的看法与18世纪历史中国家所起的无可否认的作用并不矛盾。

在下一章中，我们要探讨受朝廷影响且承继于以往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信仰体系和行为模式是如何应对清统治者建立的新秩序，以及如何应对从明后期开始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再者，在我们的视野从全国转向地区时，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政府的政策对不同地区会有怎样完全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