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1997年中国的旗帜之方向与形象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面旗帜？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超越

◎以理性推动中国

邓小平逝世以后的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国内外舆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中共十五大庄重地宣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这一宣示，顺党心合民意，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旗帜问题为什么至关紧要？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方向是一个政党选择和确定的道路及其目标，形象是一个政党展现给外界的风貌以及外界对它的印象和评价，两者互相联系，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极为认真地对待《哥达纲领》，就因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毛泽东同志年轻时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们讲的“旗帜”或“旗子”都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内容都同党的纲领或作为指导思想的“主义”相联系。中共在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时，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的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旗帜问题的实质，就是由方向和形象体现的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由此而决定了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中共自建立之日起，就以自己的党名和纲领表明它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党的七大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进一步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全党越来越深刻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三大在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阐述这一理论的轮廓的同时，把这一理论同“旗帜”联系了起来。指出这一理论“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特别是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后，经过十三届五中全会、七中全会、江泽民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讲话，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到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也就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党的指导思想的这一发展过程，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过生动的描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至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中共十五大则更为鲜明地用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代替了过去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述，并把这一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其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当时明确地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为什么要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呢？

因为，无论从中共自身的建设，还是从中共承担的历史责任来看，客观上都有这个迫切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中共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同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条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发展。十五大报告深刻地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要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根本动因。

这里鲜明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同十四大以来形成的共识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同时，这一新的判断更有力、更直接地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何以能成为标志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旗帜。(www.xing528.com)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在很大意义上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曲折历史命运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是对长达近60年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质的超越。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并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前提。所以，马克思在当时曾把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欧国家。但到了晚年，他开始把目光从西欧转向俄国和东方社会，并注重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曾以俄国“农村公社”为例，设想过东方类似的农业国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特殊凑合”，“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1]但由于他无法亲身经历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实际进程，因而他无法也不想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理论和策略作出更为具体的论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它确实还需要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

在马克思身后，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遭遇了曲折的历史命运。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融进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催生出了现实的物质之果。20世纪初叶，列宁在一个大大变化了的世界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落后的东方式国家的现实相结合，解决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后，无产阶级如何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夺取政权以及胜利后如何保卫政权的问题。新的时代造就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同于19世纪的经典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关于在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预想，然而却没有能解决如何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实践，并取消商品经济，但很快发现行不通，于是只好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后来列宁也注意到了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2]这本来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积极探索的良好开始。但这种探索在列宁逝世后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开始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危机的风声鹤唳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天然一体”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影响迅速扩大，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扩展到东欧，后来又发展到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美洲的古巴等；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围困中的弱小力量很快变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分庭抗礼的强大阵营。这种盛极一时的辉煌更使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确信，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阶段，而且完全可以超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就可以建立起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这种过于膨胀的自信以及冷战的客观因素，也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既无法再虚心学习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更无法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在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情况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更加束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视野和眼界。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社会主义运动走到极盛的时刻，正是传统社会主义步入深刻危机的开始。

在中国，一代伟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老东方大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新的时代和独特的国情背景下创造了在形式和内容上既不同于19世纪的经典理论、又不同于20世纪初叶的列宁主义，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无数中华先烈志士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在古老而多难的中国大地上诞生时，毛泽东彻夜难眠，他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那样激动和兴奋过。毛泽东是一直力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对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是，时代造就了一代伟人，也局限了一代伟人，而有些时代的局限性即便是再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难以超越的。更何况从苏联搬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也在短时期内就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何况苏联人在声称自己已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怎能自甘落后承认自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还逐渐形成了他晚年系统的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理论构想：这个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左”的教条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极端。

正是由于历史的实际演变使社会主义制度都诞生在没有经过典型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经济文化贫困落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现实社会主义的起点和前提，不仅不是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反而在经济文化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与西方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起点和前提都还存在着差距。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实力上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比处于极为险恶的弱势，这样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所面对的远不是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而是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势力的颠覆以求生存，另一方面要改变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以求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对这个历史时期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在理论上估计不足，必然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埋下隐患。另一个强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开始都沿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并且这种体制无论对苏联、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确实曾经取得过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所以，当时人们不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提出丝毫怀疑。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完全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完全可以超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历程。这些认识，可以说是从列宁、斯大林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相当多一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物在内的一个时代的共识，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共有的认识上的局限性。要超越这种认识是需要时间的，不经过在实践中磨难的洗礼，是很难实现这种超越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改革起步比中国早，但直到失去政权前，也没有一个国家提出并成功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然而，如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在理论上认识不足，也必然无法使社会主义事业真正走出传统的阴霾，实现质的超越。

当这一页页风云历史翻过去之后，一个我们曾经认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带着它那特有的色彩出现了。它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在反思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成功解决了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了理性界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那些长期困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二是对构成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有效的动力机制作出了理性界定，它既不是计划经济，更不是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使社会主义真正步入了全新的境界。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理性界定初步解决了当年马克思提出的东方落后的农业国是否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并建成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命题。邓小平理论的回答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古老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一种“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然后，再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建成比较合格的社会主义。而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唯一科学有效的途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构筑社会主义制度自身赖以“合法”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这是邓小平理论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邓小平理论的理性基础就是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而启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事业走出迷谷、步入康庄大道的杠杆就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理论最鲜明的特色。邓小平正是以这样的理性魅力推动了1976年后的中国，使中国共产党，使共和国，以至使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