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成功实现软着陆

◎在宏观调控上历史性的进步

◎具有关键作用的“时间差”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95年开始，物价涨幅回落，到1997年上半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从1994年21.7%的高位，回落到1.8%。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996年达到9.7%。既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又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种成功的“软着陆”，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

这一次宏观调控，相对于三年治理整顿来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其一，调控或治理的手段不同。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为了迅速控制正在蔓延的混乱现象，将国民经济的运行纳入正常的轨道，中央不仅采取了各种经济措施，而且还过多地动用行政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计划体制时期的一套调控宏观经济的做法。在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以以往惯用的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遏止混乱现象的蔓延，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也是唯一的抉择。但过多地使用行政的、带有强制性的手段，难免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一些困难。1989年出现的市场疲软，就是因为刹车过猛造成的。而1993年以后的宏观调控，则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3年6号文件中提出了16条宏观调控措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指出：其中13条是采用经济手段，不是“走老路”。他说：

我们是把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力求通过加快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27]

这种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有利于继续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和市场体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

其二，调控或治理的时效不同。在五年加速发展和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从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到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治理，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表现在发展过程上，就有了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两个阶段的划分。而1992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和宏观调控，不论在加速发展的启动还是在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上，预见性大大地加强了。正因为如此，中央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种时效性，表现在发展过程上，就出现了加速发展与宏观调控从1993年以后相互交叉在一起的新情况，二者同步前进，最终实现了“软着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1993年六号文件中的13条经济措施中，有11条是金融方面的措施。这种情况说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金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成为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势头的关键环节。1997年8月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介绍了我国五年来金融业改革的基本情况。他说，五年来，我国金融业在改革中稳步、健康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加强。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使广义货币(M2)增长从1994年的34.4%，降到1996年的25.3%，1997年降到20%以内。货币供应增长过猛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对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金融监管工作有重大改进。已经形成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金融法律体系，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日常管理明显加强，银行与信托、证券分业管理，金融秩序好转。

三是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原国家专业银行划分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100个城市成立城市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正在逐步改革成合作金融组织。建立了外汇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试办公开市场业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四是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已扩大到23个城市和海南省，目前已有161家营业性金融机构，资产330亿美元，允许外资银行试办人民币业务。

五是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资产不断扩大。截至1997年6月底，全国各类金融机构总资产为13.28万亿元，比1997年初增加6800亿元，比1990年增加近10万亿元。1990年到1996年，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每年递增24.4%。金融业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会看到，1993年以后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为防范和化解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的侵袭，奠定了基础。

对于1993年以后宏观调控的功绩，朱镕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9年3月15日，他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1993年下半年开始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时正是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热，就是在房地产、开发区、股票市场方面出现了过热现象。这种过热导致1994年通货膨胀达到21.7%。当时邓小平同志还在世，在他的支持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了16条措施，其中13条是经济措施，有11条是关于金融方面的。由于加强了宏观调控，使中国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解决了经济过热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去年中国之所以能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是因为我们在1993年已经发生了这种金融问题，幸好我们在它还未扩大的时候就把它制止住了。我们有了宏观调控的经验，才使我们在去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站得笔直。

当中国的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站稳了脚跟时，有人曾问朱镕基：你们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朱镕基回答说：我们早就经历过了，1992年、1993年已经发生过了，那时候我们的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相当厉害。朱镕基的这段话说明，1992年、1993年所发生的金融问题，以及随之采取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及时、妥善地解决处于萌芽状态的金融危机的一次实战演习。有了这一次的经验，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警觉性大大提高了，解决和处理的方法和手段也更为丰富、有效了。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二年，中央就一再强调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1996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是1996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1997年年初的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把防止和化解金融风险当作1997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朱镕基在会议上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依法加强金融监管，切实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工作。此时，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

当时，在金融工作方面，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票市场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其主要表现：第一，一些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置《商业银行法》于不顾，直接用银行资金购买股票，或者在办理证券交易资金清算和新股认购资金冻结业务时，给券商和新股申购者提供透支；第二，一些企业以生产经营名义申请银行贷款，但并不把贷款用于生产，而是用来买卖股票，有的上市公司甚至大量挤占银行贷款炒作本公司的上市股票；第三，一些证券经营机构通过证券交易所开办的证券回收业务，套取银行短期资金，或者从场外超限期、超比例拆入资金，用于股票市场投机。这些严重的违规炒作，使得股票市场的投机风险引入到银行体系，危及我国整个银行业的安全。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精神，1997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违规流入股市，助长股市投机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为严格禁止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违规流入股市，防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严禁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所有商业银行停止在证券交易所和各地证券交易中心的证券回购及现场交易；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要严格管理商业银行与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拆借业务；严格禁止证券交易透支行为；严格客户保证金管理；企业不得占用贷款买卖股票；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行要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行为等七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加以限制。这个文件的发出，距离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仅有一个月时间了。但这一个月的时间极其宝贵，它使我们能够以较规范的金融市场从容应对一场酝酿已久的亚洲金融危机。

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外普遍关注中国的经济形势。显然，如果中国在这股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中站不住脚，这场危机就不仅对整个亚洲，甚至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冲击。但是，有了1992年、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的经验，有了几年来金融改革的成果，中国政府对于抵御这场风暴，一开始就充满了信心。在1997年8月1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介绍了当前中国的金融形势，并就金融运行中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戴相龙说，中央银行将坚持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要适当调节宏观调控的力度，改进金融服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央银行将主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是合理掌握贷款增量。国家银行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切实加强现金管理。同时，要安排好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还款付息能力有保证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支持产品有市场、经济效益好的在建工程加快建设进度，适当扩大科技贷款的投入。二是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对一些效益好的、还款付息有保证的基础建设项目，可由借外债改为适当增加人民币贷款。积极按条件发放“安居工程”贷款，适当增加居民购房抵押贷款，促进中低档商品房的销售。支持企业横向联合，培育企业集团，支持经济区内大型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按照有关法规用好国家银行呆账准备金，支持企业兼并、破产和再就业。三是及时研究和完善信贷政策。国有独资企业银行在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同时，也要按信贷和产业政策，支持在市场中有竞争能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戴相龙强调，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中央银行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坚决取缔非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各种金融犯罪活动。

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是在防范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侵袭、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势头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正确估量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做好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重要措施。会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工作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深化和加快金融改革，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引导金融业健康发展，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著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会议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加快国有银行商业化步伐，并健全多层次、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必须依法治理金融，规范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秩序，严厉惩治犯罪和违法违规活动，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必须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为金融良性循环创造好的经济环境，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坚决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和不合理的重复建设。

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社论。社论指出：党的十五大后，党中央、国务院把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放在突出位置，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通观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举措。社论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1997年经济工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牢固地确立了金融在我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抓住了这个核心，也就为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注释】

[1]《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页。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www.xing528.com)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6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77页。

[7]《1988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页。

[9]见《人民日报》1988年5月25日。

[10]《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7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7]《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688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20]《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921页。

[21]《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92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375～377页。

[23]《驾驭全局，平稳“着陆”》，见《光明日报》1997年8月11日。

[2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2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8页。

[2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4～1745页。

[2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