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加速发展
◎再次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
◎中央发布6号文件
◎朱镕基“约法三章”
螺旋式上升，是历史发展的规律。1983年至1988年的五年加速发展和其后三年的治理整顿，这种经济形势，在1992年以后，似乎又重现了。但是，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在邓小平“台阶式”发展思路的指导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根据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酝酿新一轮加速发展的启动。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强调，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的意见》。这是中共中央为贯彻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而制定的第一个专题方案，作为1992年中央4号文件下发。文件指出，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是当前全党的战略任务。关于加快改革的步伐，文件提出，为保证和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必须加快配套改革的步伐：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三是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文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逐步开放沿边城市，形成周边的对外开放格局等。文件还提出了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基本思路，包括：加强国家计委宏观调控的职能，减少具体事务；成立国家经贸委，协调日常经济工作；成立国务院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协调农口及有关部门的工作，等等。文件还提出了需要抓紧办好的几件大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在结束了治理整顿的任务之后，立即进入了新的加速发展时期。
从1992年开始的加速发展，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1992年至1996年的五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12.1%的速度递增，到1995年，就提前完成了“翻两番”的任务，到1996年达到67795亿元，比1991年增长77.1%，跃居世界第七位。在第一轮加速发展期间，我国提前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在第二轮加速发展期间，我国又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这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论断的最有说服力的注解。
但是，新的五年加速发展的实践也再次证实了邓小平关于“台阶式”发展思路的另一方面：加速发展的过程蕴涵着制约发展的因素，需要加以治理。从1992年年底到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三乱两热”现象，即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以及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问题，引起投资规模迅速膨胀。需求的膨胀带来了通货的膨胀，通货膨胀率很快上升到两位数。居民储蓄余额也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这种情形，似乎是1988年的“四过一乱”现象的重现。
但是，这一轮的加速发展所出现的经济“过热”与80年代的经济过热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对于这种过热现象的预见性大大地提高了。1992年4月4日，江泽民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指出：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传达后，广大干部和群众衷心拥护，积极性大为提高，形势很好。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把干部和群众高涨的劲头和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在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过程中，思想要解放，胆子要大，而步子要扎实，工作要过细；要抓紧有利时机，力争实现和保持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务必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加以落实；要在深化改革上狠下功夫，避免只在扩大投资规模上做文章，以防止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品积压。
可以看出，在这一轮加速发展刚刚启动的时候，江泽民就考虑到了如何在加速发展的同时避免经济过热的问题。
此后，江泽民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这个问题。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江泽民在有各地区、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上指出，要对经济形势有个总体把握，加强预见性，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并尽可能把它们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要使之积累成大问题，影响全局。1992年12月14日～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四大精神，研究确定1993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安排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就“八五”计划的必要调整交换意见。这次计划会议改变了过去偏重于定指标、分投资、分物资的作法，重点放在正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与明年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市场环境，合理确定宏观经济目标、发展重点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和市场的健康运行。江泽民在会上指出，当前经济形势很好，全国上下生机勃勃。同时一定要正视好形势下出现的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样才是真正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四大和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李鹏在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了市场和计划两种调控手段，必须十分重视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必须加强和改进国家宏观调控，改革计划管理，更好地发挥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作用。
邓小平也提出了在加速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的问题。1993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对上海党政军负责同志说，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上海的工作，指出，上海人民在1992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他还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在这里，邓小平在进一步强调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强调了“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4月1日，在中央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经济情况通报会上，江泽民引用邓小平的这个意见，说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江泽民说，当前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为加快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对于这样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正如小平同志今年春节在上海指出的：“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我们在形势和机遇问题上，应当有这样的态度：要有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要有历史的责任感，珍惜机遇；要有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
他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必须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小平同志指出：“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热情，同时要有求实的精神。我们要注意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注意汲取历史上造成几次较大经济波折的经验教训，善于掌握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在经济建设上，既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又争取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实现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既坚持微观放开搞活，又加强宏观调控，实现总量的基本平衡；既抓好沿海地区和重点行业的发展，又考虑到中西部地区和其他行业的发展。总之，就是要做到既加快发展，尽力而为，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在发展速度上，中央一再强调，不搞一刀切。经济发展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有条件的能搞多快就搞多快，暂时没有条件加快发展的不要勉强。只要我们思想上认识到了，工作上努力了，就有可能及早解决经济发展中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虽然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大的起伏是可以避免的。中央提出防止经济过热，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稳妥，避免大的起伏，避免大的损失，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这才是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小平同志几次谈话精神的应有态度。
江泽民的这篇谈话，以《当前经济工作》为题，首先由香港《紫荆》杂志1993年6月号刊载。
1993年5月19日夜，江泽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在信中强调指出，对于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时机就会稍纵即逝，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23]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著名的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文件指出，我国经济在继续大步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某些方面的情况还比较严峻。一是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二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三是财政困难状况加剧；四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五是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六是物价上涨越来越快，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上述情况表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绷得很紧，有些矛盾和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如果不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抓紧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甚至会引起经济大的波动，影响社会安定。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其中包括：
(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
(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
(四)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
(五)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
(六)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
(七)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
(八)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
(九)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www.xing528.com)
(十)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
(十一)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十四)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十五)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
(十六)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
以这个充满了改革精神的文件发布为标志，我国经济在加速发展的同时，宏观调控的力度也加大了。
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还要不要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界和在实际经济工作部门，是存在着分歧的。因此，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阻力。为了冲破这种阻力，中央反复强调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1993年7月，中央接连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根据江泽民的意见，朱镕基在这些会议上向金融、财政、税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分别提出了“四句话”和“约法三章”。
对于金融工作的“四句话”是：“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
对于财税工作的“四句话”是：“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
对于金融行业的“约法三章”是：
第一，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
第二，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
第三，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对于财税部门的“约法三章”是：
第一，严格控制税收减免；
第二，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停止向银行挂账；
第三，今后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朱镕基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身上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四句话”、24个字和“约法三章”。这些任务的完成难度都很大，我充分估计到了这个难度。那末，任务怎么样才能完成呢？就是各级领导班子要以身作则，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够严格要求部下。自己不能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所以，必须从我们自己着手。自己带头，为人表率，才能有真正的廉政建设，才能真正遵守“约法三章”。大家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同志们，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请同志们检举、揭发。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约法三章”你们首先要做到。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国的大好形势就会继续得到发展。[24]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圆满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1993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对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又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25]
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十分强调地提出了党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的问题。显然，这时候提出讲政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持全党在经济方针和政策上的一致，争取实现经济建设方面“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几个月后，江泽民更为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996年3月1日，江泽民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绝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更没有任何意思要去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创造更加充分的政治条件和提供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更好更快地搞上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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