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天才杰作：继往开来的中国

◎麦理浩提出香港土地契约问题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

◎“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79年3月28日，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香港总督麦理浩和香港政府政治顾问卫奕信、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一行抵达北京访问。第二天，邓小平会见麦理浩一行，陪同会见的有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和李强。

这次麦理浩北京之行，是有备而来。随着“九七大限”临近，一个尖锐、棘手的问题摆在英国内阁和港英当局面前，这就是“土地契约”问题。自1842年英国强占香港后，香港在很多方面都沿用英国的法律，唯独土地管理制度，与英国本土截然不同。英国本土是永久业权制，而香港则实行土地批租制度，即土地所有权归英国皇室所有，港英政府代为管理并向土地开发商或土地使用者批租土地，开发商或使用者通过承租取得规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并向港英政府一次性交纳规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契约是土地出让方和受让方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协议中出让方允诺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支付土地出让金后在规定期限内拥有土地使用权，并在期限届满后归还土地。土地契约的内容包括土地的地理位置、面积、租约的期限、土地用途(如住宅用途、工商业用途或其他用途)和对土地使用的限制条件(如建筑物的高度、式样等)，土地契约的各项条款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在这里，关键是香港土地批租的期限。英国统治香港的100多年时间内，香港土地的租赁期有多次变化。1844年以后租期确定为75年，并不可续约。对于这种限制，许多承租人很不满意，认为时间太短。1848年，港英政府把租期从75年延长至999年，而且不须补交任何地价。过长的租期，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港英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地价升值的收益，只有承租人单方面独享，港英政府则从中得不到任何收益。而土地批租所得收益，是港英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于是，1898年，也就是强租新界及离岛之后，港英政府在新批土地时取消了999年租期的租约，代之以75年可再续租75年且不另收地价的租约，同时政府要求承租人在75年租期期满后支付按新标准制定的土地租金，此后，75年租期成为标准租期。但是，占整个香港面积2/3强的新界及沿海离岛，却是一个例外。到1997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期，所以，这一大片土地的批租，期限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而不能越过这个日子。于是，港英政府在批租新界及相关离岛的土地时，期限规定到1997年6月30日前三天。即是说，三天后，港英政府必须把这些土地一并交还给中国政府。

显然，随着1997年的临近，新界土地的批租年限越来越短，土地租约期满的日子越来越近，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到香港和海外的投资者的信心。已经出现的“移民潮”“逃资潮”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香港的末任总督彭定康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英国内阁和港英当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香港殖民统治的结局注定是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中国在十九世纪割让给英国的，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其余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租借来的，租期到1997年届满。依理，这些割让的土地可以不还。……但是无论从政治的明智考量以及行政的可行性来看，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本岛和九龙半岛(即依条约割让的土地)其粮食与饮水都必须仰赖新界及其他内陆地区的供应。^[21]

由此可见，土地契约问题，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到香港前途的尖锐的政治问题。甚至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本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英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经承受着“香港崩溃”的巨大压力，一轮轮“移民潮”、“逃资潮”就是“危险的信号”。他们担心，如果“九七”香港走向“易帜”的“不归路”，将不仅仅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香港现象”消失，而且其“毁灭性的灾难”将波及英国本土，“香港难民”就是一个无法释怀的梦魇——英国政府对于“将会有大批‘非白人’移民涌入感到畏惧异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香港的混乱将使数以十万的香港华人涌入英国。尽管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已经剥夺了香港英籍护照人士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但是在危机时期，他们却有充足的理由进入英国。在以后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整个过程中，英国政府害怕香港难民涌入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22]

在这样的背景下，麦理浩来到北京。在3月29日的会见中，出乎麦理浩的意料，他还没有来得及提到所谓的土地契约问题，邓小平就很坦率地宣布了中国政府对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邓小平指出：

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23]

看到会谈气氛比较融洽，麦理浩借此提出了土地契约问题，很隐晦地表达了在1997年之后继续由英国人管治香港的愿望。他说：

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也有成百人。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1997年6月以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24]

尽管麦理浩强调：“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但是如果中国方面同意了他的提议，实际上就为1997年英国人继续管治香港留下了口实。也就是说，麦理浩的提议，与中国的立场是相矛盾的。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隐藏在麦理浩提议后面的含义，明确表示：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邓小平再次强调：

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25]

邓小平与麦理浩的会见，打破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冰封”多年的局面。此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就提上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当年就参与了关于香港问题“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决策过程。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保守党领袖、刚刚下野的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会见时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香港问题，他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说到这里，毛泽东指指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实际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已经把解决香港问题的希望，寄予在更为年轻的邓小平等人身上。^[26]

在会见麦理浩之后，邓小平对于香港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1981年2月17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给廖承志打电话，告诉廖承志：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27]

4月3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一行。英国客人询问中国政府如何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邓小平回答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一九七九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28]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再次会见访华的希思。在会见中，希思回想起1974年5月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景。他说，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希思接着问道：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回答说：

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

在谈到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的时候，邓小平强调说：

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29]

在同希思的谈话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要点都已经有了。可见，到了1982年上半年，经过两年多的深入思考，对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已经胸有成竹。邓小平通过希思，把中国政府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一信息传了出去。现在，需要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公布中国政府这一决定。

1982年6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12位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向香港的这些知名人士通报了中国政府关于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策。这些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一时难以理解中央的这个决策。全国政协常委徐四民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收回香港这样一个小地方？如果真的一定要收回，是否可以分期分批收回？邓小平回答说：香港问题涉及版图和主权问题，一定要收回，不考虑分期分批收回的问题，而要收回一个完整的香港。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宣布将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的决定。

中国要收回香港的信息通过各个渠道传到了英国。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这一决定十分不满。她顽固地认为，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符合国际法，仍然有效，存在的问题是续约，而不是废约。1982年7月28日，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刚刚结束，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香港前途问题。撒切尔夫人当时已经了解中国领导人关于香港问题的基本态度，她也深知，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她不敢也没有能力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动硬的。但她挟马岛之战的余威，拒绝接受中国的建议。她说，英国拥有香港是基于19世纪与中国签定的三个条约。其中香港和九龙是永久割让地，只有“新界”是租借地。中国宣称这三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对它无约束力，但是“依据英国理解的国际法，所有这三个条约都是有效的”。中国政府如欲收回整个香港，就必须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修改那两个割让条约的相关条款，“这是唯一合法的途径”。

9月22日下午1时20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撒切尔夫人带着大批智囊、谋士、新闻记者访华。一家西方报纸报道：

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年纪念之时。她(指撒切尔夫人)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

言外之意，主张“和为贵”的中国，会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和妥协。这也正是撒切尔夫人的意愿。因此，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际，撒切尔夫人仍然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这就是说，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中国如果要收回主权，只有进行谈判。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正式摊牌。在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宣称，“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而不能单方面予以废除。她建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以后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她可以“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的提议，实际上就是“以主权换治权”。其实，撒切尔夫人心里十分清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英国在1997年以后保住香港的主权，已经不现实了；那么，退而求其次，把香港主权还给中国，换取1997年以后英国对香港的管治，也许是最实际、也是最实惠的选择。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谈判目标因此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交换英国未来对于整个殖民地的治权。以我多次咨询相关政商领袖的结果，这应是他们最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以主权换治权”的提议，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其实质就是中国只获得一个架空了的名义的主权。这实际上完全抵消了中国收回整个香港的意义。邓小平明确表示：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30]

撒切尔夫人没有想到，她认为中国政府“最能接受的方案”竟然被邓小平如此直截了当地给否决了。撒切尔夫人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来，她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中国要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冷静地回答说：“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面对中国政府和邓小平不屈不挠的意志，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不禁有些失措了，以至在会谈结束后走下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一脚踩空，跌倒在地。外电评述说：

看来她有些紧张。她没有料到中国态度那么坚定，在主权问题上连一点调和余地也没有，而且限定了时间，她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尽管她表面上态度强硬，多方辩解，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面前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回去如何向议会交代？撒切尔夫人显然心神不定，因紧张而摔倒了。

对于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如此坚定，毫无通融的余地，完全出乎撒切尔夫人的意料。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她回到英国后，带些调侃地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真残酷啊!”

邓小平的睿智和坚定的意志，使这次会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成为解决香港问题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25日，撒切尔夫人对英国广播公司电台记者戈登·马丁说：“同赵总理、邓主席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我们承认有分歧，但认为共同的东西、共同的目的大于我们有分歧的东西。”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不易沟通，整个会谈毕竟不如想象中的失败。尽管未能达成当初目标，我仍与邓小平发表简短的声明，宣布双方在会谈并已达成维持香港安定繁荣的共识。为了回振港人疲软的信心，这样的声明相当重要。无论香港人民和我皆未获得所求，但我认为至少已为合理的磋商打下基础。我们都已能掌握对方的立场。”虽然撒切尔夫人以香港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已不合时宜，但她对于这次会谈的意义和作用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这次会见，揭开了中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谈判的序幕。不管磋商、谈判的过程如何艰难曲折，但最终所获得的成果，却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基本精神。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经历了两个阶段。1982年10月开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1983年1月起由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继任)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北京洽谈，就香港问题谈判的基础、原则等问题交换意见。由于英国在对香港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不变，磋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面对谈判僵局，撒切尔夫人的忧虑日益沉重。因为她已经得到消息，中国政府行将拟就解决香港问题的建议案，很可能提交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届时英国将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1月28日，撒切尔夫人召集相关大臣、官员和香港总督讨论与中方谈判的局势。为了摆脱僵局，撒切尔夫人甚至提议，必须发展香港的民主架构，使香港在短时间内完成独立或自治。她说：“这其中包括了在香港建立一个更‘中国’的政府和行政机关，让中国人民日益自主，使英国逐渐处于次要的地位。我们也考虑在香港设置一个行使公民复决权的机构，因为在立法局的选举中可看出香港的中国人对民主有极大的兴趣，政府必须予以回应。”但撒切尔夫人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当撒切尔夫人得知这一类建议肯定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也认为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了。为了打破僵局，避免英国限于尴尬局面，3月9日，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对英国的立场作了较大的调整。她在信中告诉邓小平，如果能对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提出适当的安排，她将向国会提出有关香港主权的问题。撒切尔夫人写道：“这项有关确保香港未来繁荣与稳定的协议，必须是英国和中国政府行政安排上能力所及的；同时也必须能为英国国会、香港人民以及中国政府所接受。我准备向国会提议，香港的主权必须重归中国。”撒切尔夫人表示，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4月，中国政府给撒切尔夫人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到5月底，中英双方就谈判的程序问题及三项议程达成协议：(www.xing528.com)

(一)为维持1997年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做出安排；

(二)为香港由现在起到1997年做出安排；

(三)为有关政权交接事宜做出安排。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第一阶段的谈判宣告结束。

第二阶段的谈判从1983年7月开始，到1984年9月结束，历经14个月，22轮谈判。这一阶段前几轮的谈判，主要争议点在于英方坚持“主权与治权分离”，即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1997年后，由英国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而中方则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所谓“主权属中，治权属英”，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了旧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英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由于谈判无进展，香港前途不明朗，致使香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港币汇率及股市大幅下滑。为了向中方施加压力，英方一方面打出“民意牌”，似乎“九七”后由英国人管治香港是香港的民意；另一方面，又打出“经济牌”，似乎香港的经济波动是中方要收回香港造成的。于是，面对动荡的局面，港英当局不仅不采取措施加以稳定，反而在伦敦等地抛出港币，进一步加剧港币币值的下滑，引起香港市场更大的波动和恐慌，形成了所谓的“九月风暴”。港英当局打出的“经济牌”，其实质就是不惜以牺牲香港及香港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试图证明如果离开了英国人的管治，香港经济就会崩溃。港英当局打出“经济牌”来向中方施压的行径，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港英当局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看到自己种下的苦果最后可能得自己吃下，港英当局只能改变策略，采取干预措施平稳局面。10月15日，港英当局宣布港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确定港币与美元为7.8比1的汇率，同时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税。据此，“九月风暴”得以终结，英方的“经济牌”伎俩也以失败告终。

英方坚持“主权与治权分离”的立场，成为这一阶段的谈判停滞不前的主要症结。9月10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明确指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他说：

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等等，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所以要逐步熟悉、参与，整个过程就完满了。希望本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31]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严肃地表明中方坚持“主权与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劝告英方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休；而且提出为了实现“港人治港”的目标，在过渡期港人就必须参与管理。“主权与治权分离”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坚持“英人治港”。英国人从一己私利出发，而否定了中方“港人治港”的方针。究竟哪一方真正代表了大多数香港人的意愿与利益，任何真正爱港爱国的香港人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英方打出的“民意牌”也难以持久。

在“民意牌”“经济牌”都难以奏效的情况下，英方不得不放弃“主权与治权分离”的主张。10月14日，撒切尔夫人给中国政府写信，表示双方可以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按照撒切尔夫人自己的话说：“我勉强决定将在行政权问题上作让步，10月19日会谈因此重新展开。”

在此后的会谈中，中英双方在诸如过渡时期的安排、在香港驻军、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设立等问题上仍然多次发生激烈的较量。但最终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9月18日，双方就包括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在内的全部问题达成协议。9月26日，中英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协议的全部文件即一个主体文件、三个附件及双方准备交换的备忘录，于同日公布。《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还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中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管理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和终审权，现行法律基本不变；保持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这些方针政策将由全国人大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草签的文件还包括《中英联合声明》的三个附件。双方将在正式签署时交换的备忘录也签了字。附件一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说明。附件二就中英两国成立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联络小组事宜作了规定。附件三就中英两国将成立土地委员会处理香港土地契约问题作了规定。

关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也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了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香港地区的代表和委员。当时主管港澳事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刚刚去世。邓小平在会见时说，廖承志生前是管港澳工作的。他的逝世，大家都非常惋惜。但是，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不会改变。我们的机构还在，要继续把港澳工作做好。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邓小平在会见时明确表明了中央关于香港回归后将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设想。据全国政协委员朱莲芬女士回忆，当时邓小平问大家：“九七”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多久？15年？场内鸦雀无声。邓小平又问道：30年？仍然没有什么反应。邓小平举起五只手指，提高嗓门问道：50年？50年不变可以了吗？话音甫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邓小平露出满意的笑容，再说一遍：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50年不变。这时，徐四民站起来问：50年不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邓小平回答说：当然是从回归之日起计算，50年不变。

《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13年和13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在协议中说50年不变，就是50年不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为1997年政权移交做出贡献。^[32]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同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

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33]

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在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对香港记者表示，如果1997年身体还行，一定会去香港看看。

尽管在谈判桌上是对手，尽管对最后所得到的并不满意，但撒切尔夫人仍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称其为“最有天才的创作”。她说：

“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34]

多年以后，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邓的善意是目前对香港未来的最大保证，我称赞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观念是‘天才的杰作’，而他谦称这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很显然，‘一国两制’这个观念来自于1980年中国对处理台湾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可见，撒切尔夫人对于“一国两制”观念的赞赏，并不是外交上的客套话，而是真实的。

1985年5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换文生效，香港由此进入了12年的过渡时期。对于过渡时期关于香港问题的工作目标，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签定之前就给予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

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35]

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最重要的保证就是尽早制定一部法律。为此，邓小平将很大的精力放到了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上。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

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36]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展。到1990年春天，这部前所未有的关于“一国两制”的法典正式出台了。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基本法”。邓小平对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和这部法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37]

1989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正式提出了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的请求。在提出退休请求的时候，邓小平表示：“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38]但是，作为一个退休老人，邓小平仍然十分牵挂香港的回归。1990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两个人有一段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的对话：

李嘉诚：你身体还非常好。

邓小平：毕竟85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嘉诚：希望你创造一个纪录。

邓小平：我自己是争取活到1997年。

李嘉诚：我敢买保险，你能超过这个。

邓小平：一年比一年困难了。

李嘉诚：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看。

邓小平：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李嘉诚：一定会的。^[39]

但是，香港回归已经成为现实，而这位令中国人民肃然起敬的退休老人却未能实现自己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夙愿，成为人们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