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前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决策及继往开来

◎香港总督承认：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港澳原有的地位

◎毛泽东说：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1997年7月1日零时，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香港结束了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炎黄子孙翘首期盼的民族盛典。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祖国内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不能不想到香港回归的曲折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于香港回归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香港问题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洗雪民族耻辱，实现祖国统一。从香港被英国强行割占算起，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一个半世纪了，其间有2/3的时间是处在腐朽的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它们都没有能力解决香港问题。这就说明，香港问题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取决于两方面的情况：首先，取决于中国及中国政府自身的状况，这是主要的；其次，也取决于英帝国的状况。即是说，中英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的对比变化，决定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香港问题的演变，从相反的角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衰落的大英帝国每况愈下。在国内，战争使英国损失了大约70亿英镑，相当于全国财产的四分之一，元气大伤。1947年，英国对外贸易逆差已达4.38亿英镑。在国内经济遭遇危机的时候，在国际上英帝国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其中就包括了如火如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上述双重危机的夹击下，大英帝国国力日衰，声望日下，不得不依赖美国的“输血”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1945年，英国即从美国获得了3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1948年，英国又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从美国得到12.63亿美元的援助。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已经难以照旧维持它的殖民统治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英国政府自然十分担心香港的命运。1948年12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向内阁提交了一份题为《目前中国内战形势的发展》的备忘录，充分表达了英国政治家对于香港问题的关注。他预测：“如果共产党人统治了全中国，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可能愿意暂时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纵的对象。”这是乐观的一面。但是，他又不无担心地写道：“如果共产党人要求将香港归还中国，他们会采用除战争以外的各种方法挖香港的墙角。”“如果共产党人选择在经济战线对香港进行冷战，他们可能通过煽动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使香港殖民地的经济暂时瘫痪。”基于香港战略地位的重要，贝文提出了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他解释说：“由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生命危险，我们应该尽量留在原地不动，与中共保持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并且调查在华继续进行贸易的可能性。”^[4]12月13日，英国内阁专门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大臣们提出，“中国形势的发展会使香港和马来亚殖民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增强和支持当地的行政机构”^[5]。为此，英国政府从三个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英国内阁授权港英政府采取行动削弱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1949年上半年，香港总督葛量洪接连致电内阁殖民地大臣，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反对共产党在香港活动的建议，诸如立法强制香港所有社团登记、封闭共产党控制的香港报纸、制定一些紧急状态条例、实行严格的移民登记、动员防卫部队和特别警队封闭边界等。上述措施，有些显然不具备实施的条件，如封闭报纸，这一点，葛量洪自己也承认。但港英政府提出这些措施的意图十分明确：尽量抵制和限制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以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

其次，英国政府制订武装防卫香港的计划，企图一方面“阻吓”解放军不要进占香港，另一方面“阻吓”香港居民不要倒向中共，从而稳住英帝国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1949年1月，根据英国内阁的决定，英外交大臣、殖民地大臣、国防大臣联合拟定了《香港紧急防卫计划》的绝密文件，他们依据英军远东总司令的估计提出，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香港需要4个步兵营、1个皇家炮兵野战团、1个海岸与防空两用重炮团和1个在需要时能立即增援的后备旅。为了试探解放军对这种“阻吓”的反应，4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英国无视中国主权，先后派遣“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悍然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并向解放军阵地开炮，制造了“紫石英号事件”。在受到解放军炮火的猛烈还击、遭到重创之后，这几艘军舰狼狈逃窜。“紫石英号事件”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乃至于其他的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的终结，也是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的终结。

稍有头脑的英国政治家都十分清楚，不论是抵制共产党的活动也好，还是“武装防卫”也罢，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紫石英”号军舰进犯的失败就是一个证明。1949年4月30日，在“紫石英”号等军舰遭到重创之后，香港总督葛量洪在给英国殖民地大臣琼斯的绝密电报中无可奈何地承认：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于是，英国又有了第三方面的准备，即以承认中共政权为砝码，来保留自己在华的贸易利益和对香港的殖民统治。1949年10月30日，英殖民地大臣琼斯致电港督葛量洪，声称英国在华的贸易利益源远流长，非常重要。他说，英国政府主张采取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只有承认中共政府，这种政策才能取得成果。由于政治方面和法律方面的原因，我们赞成在法律上加以承认。同年12月5日，英国国防部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绝密函件中也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在法律上承认中国政府，可能开始减轻对香港的“威胁”。

英国政府对于香港的前途如此忧心忡忡，这就足以表明，到了20世纪的中叶，对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英国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毛泽东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解决香港问题的主动权就已经掌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了。

那么，在这种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又是如何考虑香港问题的呢？

解决香港问题的主体历来是中英两国政府。因此，在主动权回到中国人民手中之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就主要取决于新中国政府的外交方针了。毛泽东曾经把当时的外交方针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所谓“另起炉灶”，是说不承认过去历届反动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对于旧中国的各国外交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说不急于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先把他们在华的残余势力和不平等特权加以肃清。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时，通俗地介绍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6]

根据上述总方针，毛泽东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7]这一总的原则立场，具体到香港问题上，就是不承认英国政府强加给旧中国清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香港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在与米高扬谈话时曾指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路是，香港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这一点毫不含糊；但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恢复行使主权，则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政权，暂时维持香港原来的地位较为有利。毛泽东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与他稍后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

后来，周恩来对这一思路又作了具体的说明。1951年春，周恩来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道，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他说：

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www.xing528.com)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8]

周恩来的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中央关于暂时不动香港这一决策的战略意义。

首先，维持香港原有的地位，有利于开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陆解放之后，许多不了解共产党的社会上层人士跑到了香港，或通过香港跑到了海外。留下香港这个缓冲地带，实际上就给他们留下了观察和认识新中国、重新回来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效力的机会。如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在1949年12月从香港赴美国治病时，就决定把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思远回忆说：“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9]周恩来就是通过在香港的程思远，争取、教育李宗仁，使他在晚年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

其次，维持香港原有的地位，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对新中国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和禁运。1949年11月，根据美国的提议，西方国家成立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旨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禁运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对中国发起战略物资禁运。在这种情况下，留下一个香港，实际上就是在西方国家的封锁圈上留下一个缺口和一个通道。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重要物资就是通过香港得到的。

再次，维持香港原有的地位，我们就有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的封锁，我国对外联系的渠道不多，差不多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这种封闭的环境，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尽量从这种封闭的环境中跳出来，在当时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留下一个香港，实际上就等于开了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通过香港，了解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信息和动向。周恩来把香港比作瞭望台和气象台，其含义就在这里。

最后，留下一个香港，就等于在西方阵营中插入一个楔子，有利于西方集团的分化。能否保住香港，对于英国来说具有极大的利益关系，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英国不敢对美国的反华政策和措施跟得太紧。这样一来，为了保住香港，英国就不时地与美国发生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1953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爱登访问美国时，曾正式提出“要贸易，不要援助”的要求。两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又连续两次发表演说，抱怨美国对英国的贸易限制。5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第二天，工党领袖艾德礼也在下院发表演说，都公开对美国的贸易限制政策表示不满。6月9日，丘吉尔在下院再次申明“要贸易，不要援助”的政策。所以当时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插入一个香港的问题，至少会扩大这个矛盾。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中央关于暂时不收回香港的决策是很英明的。周恩来在同黄作梅的谈话中也指出：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根据这一决策的成功实践，到了1960年，中共中央正式制定了对于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曾经出现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极好机会。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建议，在打败日本后，由中国收回当时由日本占领的香港，然后宣布香港为国际自由港。蒋介石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希望罗斯福先与英国当局讨论此事。但是，当英国首相丘吉尔知道这件事后，狂妄地宣称，“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1945年4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又赴伦敦对丘吉尔建议，希望英国能够遵照《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放弃重新控制香港的企图。丘吉尔听后勃然大怒，以强盗的语言宣称，英国殖民地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他决不会放弃英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面对丘吉尔的蛮横无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无可奈何，战后眼睁睁看着香港又重新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当时，中国名义上成为世界“四强”，但在英国眼中，却仍然是一个任人欺辱的弱国。“弱国无外交”，这一格言早已被国际上无数次无情的争斗所证实。国民党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屈辱经历，再一次为这一格言添加了注脚。

但是，新中国的诞生却完全改变了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勒马深圳河畔的时候，香港总督葛量洪不得不承认：“作为香港总督，我关注的是，共产党夺取中国会对这个殖民地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更重要的事实是，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0]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如何处理香港问题上中国才掌握了主动权。同样是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却有着质的区别：国民党政府是无可奈何、被动挨打；而中国共产党人则是采用一种最佳的战略抉择：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这一鲜明的对比足以证明，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才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这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前后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决策和实践所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的历史启示。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暂时不收回香港，绝对不是没有能力收回香港，更不是说就永远保持香港的现状。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执行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一个基本的原则：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承认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有关香港问题的不平等条约，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而收回的主动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掌握在了中国人民手中。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对在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合作过，将来还可以合作。”“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己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出去，也是允许的。”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11]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共产党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持肯定态度。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苏联共产党的指挥棒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掀起了一股围攻中国共产党的浪潮。1963年初，美国共产党发表了一个“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政策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这种假左派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同最富有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吻合的”；他们歪曲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主张，并别有用心地利用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做文章，攻击中国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却鼓动别人对帝国主义采取冒险政策；指责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允许殖民地存在”。为了回答和澄清美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台湾、香港、澳门等问题的方针政策所作的攻击和歪曲，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审阅、修改的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再次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香港问题乃至于对于一系列西方列强强加给旧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的严正态度：

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前100多年期间，美国、英国、法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曾经猖狂地侵略中国。它们强迫旧中国政府同它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诸如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瑷珲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81年伊犁条约、1887年中葡条约、1895年马关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901年辛丑条约，等等。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从中国的东南西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从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租借中国的土地。它们有的攫取台湾，有的侵占香港、强租九龙，有的永占澳门，等等。

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至于台湾、澎湖，已经在1945年归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澎湖，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一定要行使主权，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同时，通过中美两国大使级的华沙谈判，争取解决美国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这种立场，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也许正是因为国际上有一股歪曲中国共产党关于台湾、香港、澳门等问题的方针政策的逆流，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专门就这些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毛泽东明确指出：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12]

上述情况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为1997年香港的回归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