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与阐释：言语冲突下的课堂场域授受

从本质上讲，所有人的交往、沟通都是言语的交往沟通。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这样的课文：

蜜蜂用树叶/写信给蚂蚁/咬了三个洞/表示我想你

蚂蚁接到信/看了半点钟/也咬了三个洞/表示看不懂

这篇课文用来说明写字（言语表达的一种）很重要，显然蚂蚁和蜜蜂是我们可爱的小朋友的形象代言。但是我们也不妨这样理解，言语活动是实现完全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是内容也是工具，不论是书面还是口头语言的表达。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把“我想你”理解为“看不懂”似乎还无伤大雅，但更多的时候因为语言的使用与表述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层出不穷。

知识被选择和组织是课程形成的基础，但是如果仅仅将课程研究局限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往往会忽视这些课程文本在教师的言语传授与学生的言语学习过程中的实际命运。因此我们难免发问，如果说学生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因学习不同类型、不同结构和不同内容的课程能带来公平问题，那么当不同的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内容时所带来的结果不同又该作何解释呢？在内容相同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公平的因子？既然学习内容是相同的，不公平从何而来？目的何在？不公平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也即是说，对言语内容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课程本身，而是应延伸至课程的实施过程。

目前关于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安扬分别对工人阶级学校、中产阶级学校、富有阶层学校和行政英才学校的课程进行研究后发现，工人阶级学校的课程是为将来从事机械性和事务性工作作准备的，中产阶级学校传授的知识适应于学生将来进入白领工作领域，富有阶层学校更多地教给学生如何成为艺术家、技师、科学家等，而行政英才学校的学生主要学习操纵、管理社会等方面的知识[50]。

在我国，目前课程言语授受过程的社会学研究综合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研究课程传授过程中，教师围绕课程教学所具有的言语特点[51]。遗憾的是，这类研究虽然较多，但是一般而言都是关于教师的言语特点或者言语的社会学释义，依然停留在教师对文本理解、对言语过程的控制和言说中的位置以及艺术特色方面。二是对课程中学生话语权缺失的研究，如对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和过程进行社会学的归因。这个问题实际上即为言语过程中的师生话语权冲突的分析，前面已作论述。三是对传递中的课程文本本身进行社会学分析。一般认为课程内容，即言语内容本身（或者说承载物）存在着隐含的价值取向，比如以城市化的言语方式与农村的、乡土的言语方式的冲突，偏向汉族与弱化少数民族的冲突等教材中出现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对立等。这类研究以余秀兰的《城乡教育改革的差异研究》以及马维娜的《局外生存》最为突出。

布尔迪厄认为，在任何场域中，语言的使用总是受制于更广大的阶级社会与特定的场域逻辑。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随着权力、规范的不断内化，儿童逐渐形成了对社会价值规范这种言语方式和情感的认同，也即是认同了课堂的场域，通过言语内容——课程在实现着它的社会化功能。正如帕森斯所说：“支持这些共同价值的‘情感’一般并不是有机体各种先天生理习性的明确表现。总体而言，它们是习得的。而且，它们在行动取向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并不是成为被认知并被‘适应’的文化客体，而是成为开始被内化的文化模式；它们构成了行动者本人个性系统结构中的一部分。”[52]于是，教育的功能在于把由家庭培养的言语的实践掌握（the practical mastery of language）转化成学校所要求的言语的符号掌握（the symbolic mastery of language）。米尔斯把这种“合理性”“合乎逻辑”或肯定某个判断是真实的东西，理解为一种自我反思或者是按照某种标准模式对自己思想的批判。言语逻辑的规则，不管是实践的还是学术的，都是习惯性的，并且将根据话语的或探究的目标得到建构和选择。一般来说，优势阶级或统治阶级家庭所使用的语言更接近学校教育所使用的语言，如此，统治阶级子女在家庭中所养成的习惯、所习得的语言就被转化为一种有利于其学校学习的文化资本，因而他们更容易取得学业的成功。而对于弱势群体或被统治阶级来说，“言语的实践掌握”和“言语的符号掌握”之间相去甚远，他们的子女在家庭中养成的习惯、习得的语言不仅不能成为学校学习的文化资本，反而为学校学习设置了障碍，于是更容易被学校所淘汰。这就是课程授受过程中的话语渗透。

另外，在言语内容的授受过程中也存在着知识的标定过程，即教师不仅仅对知识进行分配或者学生对知识进行内化，而且教师还实现着对学习知识的人——学生进行标定，即贴标签。不论是成绩好坏，还是家庭出身，抑或是男女性别、聪明与否，都成为标定的方式之一。标定的结果就是按照自己的期望对学生进行培养，而实现预期的目标。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些。他们的实证材料表明，学生对材料的掌握，或者说学习成绩的好坏，除了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到教师期望的影响，是教师贴标签的结果。而有意思的是，教师又根据什么来贴这些标签呢？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进一步指出，女生比男生更值得期待，学生的家庭背景会影响教师的期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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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Wardle（1977年）发现，插图对低水平的学习者有益，而对高水平的学习者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Willow（1980年）发现，这种差别在使用彩色插图时更加明显.Rusted（1979年）在观察中发现，差生频繁地将其视线从字里行间移向插图，并且不时地在阅读文字时对照图片，而学习优秀者却较少对插图加以注意.Kennedy（1974年）等人认为，元文化环境（指文图并重）更有利于成人的学习，尤其是扫盲教育，这是因为插图的功能可以弥补他们在文字学习上的不足.转引自曾天山.国外关于教科书插图研究的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1999（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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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这里摘用一案例给予说明，哈尔滨市教育局出台中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政策调整方案：调整中考文化课考试科目，今起政治考试不作为中考科目，转而纳入学业考核范畴，不计入中考总成绩.有分析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一转变显示了部分学校开始有意识地弱化共产主义教育，而把重点放在经济、科技、社会习俗和全球化上.参见“星岛网讯”，2008年2月2日.

[46]斯大林在他的著名的语言学论文中对马克思关于资产者的语言的论述，作过如下解释：“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惯用语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的生意人的同行语.”（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问题［M］.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11.转引自陈原.社会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

[47]意识形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群体行动和社会认同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与社会权力的分配相联系，在辩论中，使辩论所用的修辞独特和拔高.比如，传统科学教科书中的科学家往往是勤奋、研究条件简陋、生活条件艰苦、为科学研究献身的形象；语文教科书中的领袖人物、现代农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的语言行为也无不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导向.

[48]佐藤学.课程的语言与实践［J］.钟启泉，译.外国教育资料，1999（5）：19-24.

[49]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79.

[50]靳玉乐.潜在课程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143.

[51]吴康宁主编的《课程社会学研究》一书中，研究者以一节历史课为研究样本（在该书中，作者的本意是研究课堂授受的社会学意义.其中的教师语言的描述也有教师语言研究的内容，故加以引用，作为教师言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取向）.

[52]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7.

[53]吴康宁.课堂教学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