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是学生中的生理、心理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生理缺陷者和在心理上处于劣势的学生，比如“差生”、学习困难儿童以及个性敏感者等。有研究表明，有个别教师在接手新班时首先要查看学生登记表，他们一般喜欢的三类学生是成绩好的、干部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依据学生入学成绩而制定的学号编码已成为师生关系重组的“黑匣子”和安置学生位置的“脚本”[18]。
教育本身的多元和多样性势必引起学习群体中的强势和弱势、中心和边缘，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教育过程中我们并不陌生的人为划分和刻意固化，往往形成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坚壁区隔和过于冷漠，且在强势与中心、弱势与边缘之间轻而易举地画上等号”。“而那些占据中心的人也‘已经确立’了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使他们得以维持自身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人的分化。”“教育中的大量事实表明，对于社会背景与文化特征处境不利的学生来说，与教材内容之间的文化失调乃至文化冲突往往是导致他们学业失败的首要原因。”[19]在我国，对教科书中弱势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以马维娜、张计兰、曾天山等少数人的研究见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马维娜在她的关于教育中弱势群体的著作中，对于这一部分学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她指出，他们是一个被遗忘、被无视和被漠视的群体。在我国的新一轮教育改革中，出现了许多像《小巷深处》中的盲人母亲和她的养女，《心声》中嗓子沙哑、不起眼的学生李京京，《蟋蟀在时报广场》中的马里奥一家，《生命之舟》中所救助的普通农家女孩等弱势的形象，读来让人感动，但是总体来看，对这部分群体的关注依然偏少。而且在对弱势群体的描述中，又以外国人居多，比如《穷人》中的所有人，《项链》中的玛蒂尔德夫妇，《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叔叔于勒，以及卖火柴的小女孩，少年凡卡等等，也在无形中加入了意识形态的内容。
另外，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教科书的插图具有某种补偿性功能，特别是能够适应学习能力低下的学生[20]。我国学者曾天山在研究新教科书插图的时候，对学习能力低下的学生对于插图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关注。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纲多本”的教材编写制度的引导下，各地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在审查之后都相继投入使用，插图编绘开始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势头。比如，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在插图设计上很有特色，插图全部为彩色，数量很多，内容丰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初中语文课本中，文学插图达46幅，约占插图总数的1/3。这对于学习能力稍差的学生而言具有积极的意义。(www.xing528.com)
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比如有学者统计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中共有37幅插图，约占课文总篇目的1/4，但是这些插图在实际教学中帮助不大，究其原因是质量不佳。张计兰在对教科书的统计中发现，教科书对生理性弱势群体的关注反倒很强。但事实上，这个结论却并没让人感觉兴奋，因为在她所涉及的弱势群体中，将儿童这一庞大的学生群体给弱化了。她的统计结果显示，生理性弱势群体主要集中在儿童、老人、残疾人身上，尤其是儿童占到41％之多。不少强者都是以儿童形象呈现于教科书的，给学生展示了一个个弱者转向强者的鲜活的例子，并且几乎在每册书中都能找到，如《怀素写字》中的怀素，《他得到的红圈圈最多》中的邓小平，《少年王勃》中的王勃，《梅兰芳学艺》中的梅兰芳，《孙中山破陋习》中的孙中山，《微笑着承受一切》中的桑兰，《装满昆虫的衣袋》中的法布尔等[21]。但是由于学校教育层面多是以儿童为主，教科书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儿童人物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阅读的需要。老人在教科书中出现的频率居中，仅占24％，而且这里呈现的老人多是智者或教育者的形象，这样的处理反而显不出弱势的所在。另外，涉及的残疾人则更少，仅有6人，分别是盲婆婆、小英、桑兰、阿炳、海伦、残疾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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