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言语失衡：教科书分析与改革措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多元文化潮流和女性主义学说的影响扩大化，教科书的性别问题开始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关注。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些研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结论却惊人的一致：教科书中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男性文化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即是说，在教科书中以男性的言说方式呈现出的内容远远多于女性。

早期对教科书性别言语失衡的研究，主要是人类学、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通过选择教科书样本，分析其中的故事性课文及插图，考察男女角色出现的数量与质量，并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希望改变由此带来的女性性别认同以及社会地位等的影响。著名的是凯莉和妮赫兰关于男女学校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二者在对美国的学校教育进行了一番调查后指出：学校教育助长了美国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学校用人与权威形态、学习内容、人员隔离、教科书、个别辅导及指导过程，使得女性的次级地位被再制了。就教科书而言，她们发现女性极少出现在教科书上，出现在教科书上的女性大部分限于家庭生活方面。女性出现在教科书上的比例，随学校等级而减少，即小学出现较多，中等以上学校的教科书中愈来愈少。插图上也包括女性，但她们都不是主角，只是背景的形象。由此，她们得出结论：这种教科书的叙述否认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强调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将强化两性间的不平等，合法化公共生活和学校制度中女性的次级地位。教科书也合理化了劳力中的职业分化，即女性只适合于某些职业的角色，如养育方面的，消极的和依赖的角色等[10]。另外，Denmark等人对五个国家（法国、西班牙、苏联、罗马尼亚、瑞典）的教科书进行的交叉文化研究也证实了这点。他们发现除瑞典外，其他国家的教科书中都是女性角色少于男性。除了文学教科书以外，研究者也考察了历史、外语、音乐、科学、数学等教科书，发现其中也广泛存在着这一现象。

事实上，不仅如此，基本上所有的研究结论都非常一致。研究者将女性在教科书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归结为四个方面：①省略，对女性的角色和活动略而不谈，比如不提女性对历史的贡献；②忽视，即使提及女性，但出现的次数较少，频率较低；③刻板，认为女性的主要活动是在家务方面；④歪曲女性是次等的，被动的，缺乏智慧、能力、冒险性和创造性[11]。

在我国，过去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男尊女卑思想十分严重。直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国外自由平等思潮不断涌入，这一观念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也还远不能达到完全杜绝男尊女卑现象的程度。反映到教科书上，男女之间，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在叙说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近年来，随着女权运动、女性主义研究视角在教育学、文学等领域的持续发酵，在性别研究方面的探讨越来越多，部分学者也开始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开始关注到教学和教科书的性别倾向问题。概述学者们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共识：

首先，从男女性别出现的频次来看，男性远远超过女性。我国台湾地区的黄政杰、欧用生、陈伯璋等学院派研究者，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小学的《社会》《生活与伦理》等教科书的考察，提出台湾地区小学教科书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意识形态，男性出现的频次远远超过女性；而同期，台湾地区妇女新知基金会中的民间研究者，对台湾地区小学至高中的教科书的部分科目进行了抽样调查，研究结果也非常相似——也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

其次，从男女性别言说的性质来看，对能力超群的女性的刻画更为刻板和负面化。史静寰教授通过对现行中小学课本和相关教学材料中依然存在的性别陈规与刻板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从性别的角度对教学材料和教学行为进行反思[12]。以我国现有教材为例，教材中呈现的男性的知识能力形象往往是知识渊博、能力超群的，而女性则多为无知、孤陋寡闻；在性格形象方面，男性多为吃苦耐劳、勇敢坚强、正直善良、团结友爱，女性则多为吝啬贪婪、心胸狭隘等。这即是说，教科书将人类的较多优点“赋予”了男性，而将人类的较多阴暗面“分配”给了女性。这样，课程便通过由系列化文本所组成的整套课本的“累积效应”，而在实际上“宣示”着男强女弱、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异观念。以下这段文字来自小学语文教材，且被多家出版社引用，课文原名为《羚羊木雕》。

案例：《羚羊木雕》爸爸、妈妈片段

“爸爸不是说给我了吗？”我小声地说。

“我知道给你了，可是现在它在哪儿？”妈妈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我发现事情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把它收起来了。”

“放在哪儿了？拿来我看看。”妈妈好像看出我在撒谎。因为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低着头不敢看她。

“要说实话……是不是拿出去卖啦？”妈妈变得十分严厉。

“没有卖……我送人了。”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www.xing528.com)

“送给谁了？告诉我。”妈妈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送给万芳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现在就去把它要回来！”妈妈坚定地说，“那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随便送人呢？要不我和你一起去！”

“不！”我哭着喊了起来。

爸爸走了进来，听妈妈讲完事情的经过，他静静地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对我说：“小朋友之间不是不可以送东西，但是，要看什么样的东西。这样贵重的东西不像一块点心、一盒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爸爸的声音一直很平静，不过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段文字中的主人公“我”面对送人礼物这件事的内心挣扎是通过与父母之间的对话传达出来的。而很明显，母亲在这件事中充当的是“坏妈妈”的角色，因为她“变得十分严厉”，而且态度坚定地表示“那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随便送人呢？要不我和你一起去！”这与后文提到的父亲的角色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静静地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对我”讲道理，虽然没有母亲那么严厉，但是身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很显然，最终起作用的是父亲，而且从教育方式上看，母亲严厉又无方法，蛮干、态度不好，跟温文尔雅的父亲比起来，她在做思想工作方面就显得非常欠缺文化和教育意识。同样在这篇文章中，还出现了一个奶奶的角色，也比较引人深思：

案例：《羚羊木雕》爸爸、妈妈、奶奶片段

不知什么时候，奶奶站在门口。她小声说：“算了吧，下次记住就行啦，孩子们也要讲个信用……送给别人的东西怎么好意思再要回来呢！”

妈妈忍不住喊起来：“您总是惯着他，您知道那是多么贵重的东西呀！”

爸爸不说话，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地抽烟。

此处奶奶的话不多，而且“小声”，但是她的话引起了妈妈的抗议——“忍不住喊起来”，这短短的几句话却饱含深意。比如潜台词可能就包括在家中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妈妈更有权威；另外，爸爸仍然是一个话不多的角色，但是他默认了孩子妈妈的行为。另外，三者在面对同一问题的态度上，父母偏向严格，而奶奶偏向疼爱和保护自己的孙子。这实际也是传统性别意识的反应——女性长辈对待孙辈更温和，而父母辈则要更严厉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教科书的语言表达上，国内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国外有研究者提出，教科书中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比如在通称人的时候，书中都用“he”或者“man”，而不提“she”；而一些常用词语诸如“mankind”和“policeman”尽管在词义上是中性的，但在构词上仍偏重体现男性气质（masculinity）。但是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形容祖国、家乡以及党等概念的时候，我们更愿意使用“她”“母亲”“妈妈”等词汇，这方面的性别言语似乎更偏重于女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