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与阐释：言语教育与权力之争！

学校是言语生产与栖居的场所之一。社会专断权势推动言语活动的生产，言语又加强了权势，权势言语的活动生产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权势是知识生产的原动力。知识生产系统推出的观念、价值、意义渗透到全社会，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心灵与行动，于是言语就构成文化霸权的一种表现。“学校的功能就变成了传递无意识，或者更精确地说，学校制造具有无意识的个体，这些无意识形式构成他们的文化。经由学校功能的非常逻辑，它修改了它传递文化的内容和精神，并且这些是学校的表现功能以传送集体遗产进入个体的共同无意识。”[37]

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尝试将支配阶级的文化专断[38]灌输到儿童身上，它的结果有三个：其一，有利于处于支配阶级的儿童，发现教育是容易理解的，显示出天才与卓越，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其二，支配阶级的文化被显示为比较高级的，称为挑选和考察人们的方式；其三，一种“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行为借着这种蓄意的欺骗被强加给较低阶级的儿童身上。以我国古代的教育为例。在古代的教育中，言语不仅是教育的工具、手段，更通过社会人才选拔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内容和最终目的之中。鲁迅先生的经典之作——《孔乙己》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www.xing528.com)

孔乙己用四书五经中的所谓“圣言”为自己辩解，连偷书也说成“窃书不能算偷”，这些性格化的言语活动极能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实际上课文多次描写他满口“之乎者也”，这种最简单的形象实际就是我国古代言语教育包括教育语言的典型，这些文言成为支配阶级的文化反映，而孔乙己本身则属于最典型的被“符号暴力”征服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社会言语霸权的影响：妄图通过言语活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确切地说，是古代封建意识用自己的言语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权力所在。在教育历史的长河里，言语通过正式的教育所传达出来的是霸权，是一种对人物阶级的定论和对人的思想的影响。在实际课堂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文化互动体现在各个层面。首先，从主体的角度看，教师和学生都将各自的经验带入课堂场域，尤其是教师，将个体的阅读经验、人生经历、教育教学的经验、知识经验等都经由“个体魅力”代入不同的教学情境之中，虽然我们强调在教学中，必须以学习者的发展为核心，但是很明显，教师的文化经验更为丰富；其次，从社会角度看，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代言者，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对教师的身份有所要求，这个要求是对社会未来的保护，更是从教育发展人的角度去挑选教育者，以影响受教育者。因此，教师所教学的内容必须是精选的社会经典文化，经由师生互动、传承并发展。也就是说，在课堂场域中，文化是有选择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世界的，文化选择是教育必须要做的；其三，从课程的角度看，教育中的文本选择虽然是既定的文化内容，但是在教学中需要人的参与，因此言语的文化分配是带有偶然性的，这种偶然性与教材内容的必然性有机结合；其四，言语中文化分配是多向度的。文化分配的过程即场域中师生互动的过程，文化伴随其中，因此文化分配的方向随互动的方向而定，虽然教师常常以“话语霸权”的形象在课堂场域中出现，但是仍然不影响这种互动的多元多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