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教育知识编码理论在语言与编码领域的应用

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将言语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知识的层面上，使得教育分析的社会学视角由宏观走入微观。他通过引进“分类”与“构架”概念和教育知识编码类型来分析课程、教学和评价这三种信息系统的内在结构及潜藏于其后的权力关系，使得教育知识与教育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更为明晰。

伯恩斯坦的兴趣点在于人们在使用语言方式上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通过统计分析，他发现中产阶级孩子的语言中含有系统性、逻辑性、文学性和文化的修养性四个主要特征，他称之为精密性符码（codes）。而工人阶级孩子的语言中则没有这四个特征，他称之为限制性符码。这个发现的结果就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尤其是贫困儿童和富裕儿童之间的差异，会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发展不同的符码，或者说是说话的形式，并且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学校学习和生活。在他看来，教育知识的传递是通过课程、教学和评价三种信息系统得到实现的。教育知识编码之内以及之间的差异，界限保持程度的力度和性质的变化等，这些都是由知识的分类和构架来决定的。他认为，“‘分类’和‘组织’的性质影响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控制教育知识的传播和被传递知识的形态。这样，权力和社会控制的原则是通过教育知识代码来实现的，通过这种代码，进入和影响意识”[13]。伯恩斯坦将知识分类为两种课程：一种是结合课程。这种课程坚守等级制，知识通过一系列明显分离的学科来加以组织，这种课程通过课程的分化来培养不同阶层的人，从而维持社会现状。另一种是整合课程。它的分类力度明显较弱，学科间分化不太严格，教师权威减弱，学生自主权扩大，师生关系较为平等。这也即是说，不同的教育知识编码中，师生关系的形态不同。

伯恩斯坦的观点从言语的社会化和学校文化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学校教育不平等及下层阶级子女入学难的文化诱因，从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着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在学校一般都是“差等生”。

福柯的权力理论告诉我们，知识在社会中要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控制。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都源于这个社会中的权威、规则、等级和学科系统。因此，一种文化必然产生出一种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正是这种认识方式导致相应的话语被生产出来。如在每种文化中都有关于言语的真伪、正误、合理与不合理的准则，这些准则正是权力的产物。因此，任何言语，包括教育的言语，都是社会中权力关系的产物。这种思想在我们研究课堂冲突现象的言语实质时将被深入运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探讨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主体之间冲突的言语秘密，以引起对师生关系的重新解读；另一方面是研究课程言语的产生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的言语冲突问题。(www.xing528.com)

布迪厄的观点有力地刺激了对课堂过程冲突的研究，对于课堂冲突的源起和黑匣子解密是至关重要的学说。伯恩斯坦则提醒教育者、受教育者的角色转换是相对于教育知识编码的结构变化而言的。总之，透过他们的研究，我们从另一面看到了现行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文化结构、教育结构的功能，在实现课堂冲突时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所有这些都是以压制而不是以释放人类的潜能为基础的，都是以压制而不是以解放个性为结果的。因此，课堂冲突的研究，必须要对现行学校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实质予以揭露和批判，必须释放人类的潜能，解放人的个性。实际上，课堂冲突的背后也许正是缘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存在吧。

教育是人的认识活动，通过言语互动实现语言的沟通和意义的理解，因此，“语言—言语的实质不是语言形式的抽象系统，不是孤立的独白式言说，不是心理—生理活动，而是一个社会事件，在言说中实现的言语互动”。

“实际上，权力意味着关系，一组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等级的、协调的关系。甚至更精确地说，权力意味着由个体实施并影响个体的关系整体，这些关系指导个体的行为并构建其可能的结局。”[14]课堂场域中的冲突，源自教师与学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力场域，在这个权力场域中“所有人都被捕获了：那些权力实施者和权力被接受者都被捕获了”[15]。课堂交往是具有互动性的人类社会行为。课堂这一场所既非真空的密室，亦非游离于社会的存在[16]，总是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研究这一言语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育行为。如果说生活的本质及存在的价值在言语中体现，它是“存在之家”，那么在教育活动中，我们在诉说言语的同时言语也在诉说着师生之间的故事，研究着通过言语的师生的共同存在。可以说，这是我们用言语研究师生冲突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