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与权力：福柯、布迪厄观点的现象阐释

什么是权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丹尼斯·休姆·朗（Dennis Hume Wrong）则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些解释虽然着眼点各不相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力的特性，即：权力是一种力量，借助这种力量可以或可能产生某种特定的预期局面和结果。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最早将权力与言语直接联系起来分析。他将言语的概念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对言语与制度化的过程进行了社会性的分析，带来了历史性的影响。在福柯看来，言语本身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以知识形态表现的言语产品。这些产品体系往往打着“真理”的旗号，标榜“中立”和“客观”，在整个社会领域中扩散和传播开来。知识的形成及知识言语产品的产生，在不同时代是根据当时当地社会力量结构的基本需要所决定的。

第二，政治家所说出或写出的言语或言谈，或者各种与政治相关的言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政治性的言语本身往往以“社会正义”或“共识”的名义，求取社会大众的信任，从而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其制度化、法制化或规则化。这些“正当化”的“合理”过程，就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依据，成为统治者赖以建立其统治的正当理由。因此，政治论述不只是包括政治家所说的言语，更重要的是包括已经被正当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社会制度。

第三，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各种言语，即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通用的各种日常语言。这种言语除了保证日常的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竞争和协调，自然地蕴含着话语所固有的那种力量和紧张关系。

由此，在福柯眼里，所有的言语都被打上了权力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支配生命的权力”，是一种“符号暴力”。他说：“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它的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8]这种暴力有一种特殊的工具理性：它实施的过程中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方式来进行的，被统治者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被剥夺者协助剥夺者剥夺自己，被阉割者协助阉割者阉割自己。言语行为本身成为制度化的反映，成为那潜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真正的控制着生活的力量（power）——权力。不论是显性的（visible）、刚性的（hard）权力，还是隐性的（invisible）、柔性的（soft）制度权力，对日常生活乃至人的身体与生命本身的控制都是彻底的，于是言语成了权力的“代言人”。(www.xing528.com)

无独有偶，另一位思想家也将言语与权力的关系做了系统化的研究，并将其推向了极致。这个人是与福柯同时代的皮埃尔·布迪厄。他像福柯一样用否定的眼光审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提出了教育即为一种符号暴力的观点。

布迪厄在《再生产》中直接提出：“每一种实施符号暴力的能力，即强加一些意义，并通过掩饰那些成为其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以合法的名义强加这些意义的能力，在这些权力关系当中加进了自己的，即纯符号的力量。”他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突出地通过言语表现出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改变着言语，言语的变化也改变着社会生活。各种趋向特定政治目的和控制形式的言语，变成越来越有力的统治工具，“言语的暴力”已经成为扭曲人生的最严重因素，因此，“社会学家的真正任务是描述控制词语的斗争的逻辑……社会学家对他必须使用的语词应该抱有疑问”。这就是说，社会学不仅应批判地审视语言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而且因为所有的语言都对社会生活有控制作用，所以社会学也要反思自己的语言，要批判地反省自己的语言是怎样介入社会、参与生活的。

布迪厄把自己的社会学称为“反观社会学”，一方面，从社会行为或实践活动出发，超越主观同客观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摧毁语言中心论的旗帜下重新审视社会生活；而另一方面，则把研究社会生活的这些原则同样贯彻到对社会学理论的自身反思中，在开展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不断反思社会学语言的偏失或误区。而涉及教育，他则更加坦白地讲：“从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的意义上说，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9]“社会统治阶级通过教育系统的分流，掌握着整个社会结构变动的方向，也控制着社会各个领域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图式。”[10]

与福柯不同的是，布迪厄不仅研究了这种言语的暴力，而且把福柯的制度化过程进一步细化，将不平等的过程通过文化的角度阐释出来，对社会不平等和教育公平的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他认为，“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作用，而是一种政治的表达”，“无论是通过倾向、客体、系统的形式，还是通过机构的形式，文化都体现着权力关系。而且，许多发达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建构了相对自主的、为了区分而进行斗争的舞台。知识分子——专业化的文化生产者与传播者——在建构这些舞台及其机构化的等级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11]。以语言为例，在正当化的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官方语言。任何官方语言的通行，都必须靠社会和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系统成了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官方语言的通行实际上又是官方意识形态和精神统治发挥作用的过程，因而，意识形态和教育相辅相成，促进了相互的再生产，用布迪厄的话说，“使用官方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确认和默认制定官方语言的政治单位进行社会统治的正当性”[12]。所以，实际上，文化再生产也就是语言象征性权力的再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