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转向，即向言语分析的转向。语言本身所独具的媒介和实在的双面特征，使言语分析能够在对象世界和心理意识之间建构起直接的桥梁，既消除了形而上学的空洞思辨和烦琐的哲学病，又为哲学走向言语、知识和科学形成的人类生活实践语境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对此，哈贝马斯深有感触地讲道，“使我们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按其本质能够认识的唯一事实：语言”[17]。因此，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还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本质上都是将言语的研究注入哲学的思考中，在语用学的基础上寻求哲学的新观念。所以，语用学转向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运用言语分析的新视角研究课堂冲突，实际上就是将课堂本身视为一种社会言语场域去关照其内部复杂的冲突与互动过程。
不妨思考一下，课堂仅仅是知识授受的过程吗？它仅仅是黑匣子，呈现输入与输出结果的工具吗？又或者它恰好出现在人们教育的授权之中吗？如果不是，那么课堂带来的又是什么？它的价值在哪里？在这种思维之下，再来关注言语在课堂中的流变，我们就可以继续深入地关照课堂的教学、师生、课程乃至教育实现。实际上这种言语分析的视角正是对课堂研究视野的微观化，将过于宏观的课堂过程研究微观化、言语化的过程；是将过分强调“系统知识的传递和知识接受的价值，转变到承认现代社会的知识形态、知识生成和知识传播”，课堂本身“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变动性、复杂性和情境性”，“显性和明确的知识与隐性和缄默的知识，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后者甚至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创造意义”[18]。换句话说，言语视角下的课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以往很少被视为冲突的课堂现象其实大有问题。比如，动态课堂中的师生言语互动，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生活体验，学生（受教育者）体验着课堂中从服从、沉默到反抗、竞争、合作等的转变历程。同样，对于教师的权力，师生关系的冲突则可以从课程和公平的角度进行根源的探寻。这种追踪的结果，会使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透视课堂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课堂中的人的变化。(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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