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历象与年代：葛简年代范围约束

历朔断年具有周期性，会出现多种选择，这就需要尽可能地提供其年代范围的约束条件，方可得到可靠结论。某个历朔数据，在一定的年代范围内可以得到唯一结论。年代范围限制得越明确、越狭窄，历朔断年就越准确可信。

新蔡葛陵楚墓发掘报告从墓葬层位、器物形制以及墓主世系等项，推断该墓属于战国中期，即楚声王以后，楚悼王末年或稍后。李学勤先生根据传世平夜君成鼎的形制判断，其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早[6]。从葛陵楚简记载祭祷先王的名号中，可以推断出更狭窄的限制条件。如葛简记载祭祷对象有两类先王，简文云：

赛祷于荆王以逾，训至文王以逾（甲三5）

荆王、文王以逾至文君（零301、150）

何琳仪先生释“以逾”犹“以降”，“训至”典籍作“驯致”[7]。前一类祭祷对象自“荆王以逾”至文王以前的先王，简文中只出现“荆王”。《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绎，僻在荆山。”以此知“荆山”就在“丹阳”；简文中的“荆王”当是楚人自称的“先王熊绎”。后一类祭祷对象自“文王以逾”的诸王中，简文出现的有文王、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等。

楚人在祭祀时对两类先王予以区别，可能与他们所居都城（宗庙）不在同一地点有关。简文云：

昔我先出自遣，宅兹沮漳以选迁处（甲三11、24）(www.xing528.com)

前者为楚先祖发源地，当指丹淅之会的丹阳；后者为“迁（都）处”，应即沮漳之会的江陵郢都。前一类祭祀自荆王始，祭祀对象是宗庙在丹阳的诸先王；后一类祭祀自文王始，则可能与楚文王“始都郢”有关，并且自文王以后都城（宗庙）一直在郢。楚文王迁都郢，得到文献记载的有力证明，如《史记·楚世家》《十二诸侯年表》载：“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后汉书·地理志》“江陵”下自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还有两次举祷时“册告”自文王迁都以来所有故去而宗庙在郢都的先王：

册告自文王以就圣（声）桓王（甲三137，甲三267）

这更加证明了文王“始都郢”的可靠性。

虽然文献并没有关于楚武王都郢的记载，但仍有学者根据对文献的不同理解，提出“楚武王都郢”说，如清人宋翔凤《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石泉《楚都何时迁郢》，考证楚武王晚年已自丹阳迁郢都[8]。此论为葛陵楚简证实为错误。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出清华简《楚居》载：“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郢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9]王红星据此推断石泉“武王都郢”说更为可信[10]。笔者认为从葛陵楚简“册告自文王”不难得出自楚文王始“宅兹沮漳”的结论，从清华楚简不难得出楚武王始迁郢都的结论，两者互相矛盾，必有一错。但葛陵楚简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不可能有错，这不得不令我们对清华简《楚居》篇的真实性产生警惕。

墓主平夜君“册告”的是自都郢以来的所有先王，而止于楚声王。楚声王为盗所杀，其子悼王即位；楚悼王死后，其子肃王即位。“册告”止于楚声王，这说明其时代在楚声王之后，而且必定在悼王之世。如果在肃王及其以后诸世，则悼王等必然出现在“册告”的先王系列之中。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因此“鄩郢之岁”八月朔丁巳或朔丙辰，只可能发生在楚悼王在位的二十一年中。总之，葛陵楚简的历朔断年，可以限定在唯一王世，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