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王在位的年数，有多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封禅书》总结有二、三、四、六、七年等说法[27]：
案：武王在位之年，无经典明文可据。此（《封禅书》）作二年，《汉书·律历志》作八年，并为西伯十一年，故《广弘明集》载陶隐居《年纪》称周武王治十一年也。而《诗·豳风谱疏》谓郑氏以武王疾瘳后二年崩，是在位四年，《疏》又引王肃云伐纣后六年崩，《周书·明堂解》、《竹书纪年》及《周纪集解》引皇甫谧并云六年，《管子·小问篇》作七年，《淮南子·要略训》作三年，《路史·发挥·梦龄篇》注合武王嗣西伯为七年，所说不同。后儒多从《管子》，如《稽古录》、《外纪》、《通志》等，俱是七年。余谓当依《周书》为近。
以上诸说以武王伐纣后六年或七年而崩的说法较早，且独立来源的证据较多，列如下：
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牧）野。”“（武王）十七年，命王世子诵于东宫。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逸周书·明堂解》：“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
《诗经·豳风谱》孔颖达《疏》引王肃《金縢》注云：“《礼记》云‘武王九十三而终’是为伐纣后六年而崩也。”
《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
《管子·小问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
按《竹书纪年》及“皇甫谧曰”，从武王伐纣年起算“六年而崩”，包括伐纣年在内。“七年崩”实际上是“六年崩”的另一说法，据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在岁末的冬十二月崩，当年有闰月则是“六年十二月崩”，当闰而未闰就变成了“七年正月崩”。关于武王死时的年龄也可以这样看待，《礼记·文王世子》载“武王九十三而终”就是以闰年计算的结果，另一说终年九十四岁，则可能源自失闰的影响。
我们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武王伐纣年（前1046年）为基准（元年），其后第六年（前1041年），实际天象正好为“乙亥冬至”，与《天亡簋》“乙亥大礼”互相印证。查张培瑜历表，本年冬至月朔戊辰4，乙亥11为八日冬至[28]。又本年实历闰4月[29]，故《周历》有闰月则符合武王伐纣“六年崩”，无闰月则符合“七年崩”。
关于月序，《逸周书·周月解》“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是说周朝虽然改正易朔，宣布周历正月建子，但实际在授民时、巡狩、祭享等重要活动中犹自采用夏历。因此当时实际行用“正月建寅”（夏历同于今农历）的历法，其月序以冬至月为十一月。武王死于冬十二月，在冬至后一月，即武王举行祭天大礼之后返回周朝而崩。《天亡簋》记载“乙亥大礼”并未涉及武王崩，其制作时间当在冬至之后至武王崩之前，即公元前1041年农历（有闰）的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传世本《尚书·金縢》首句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史记·鲁世家》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殆因武王患疾长期未愈，故《度邑解》言武王“久忧劳问”，但并未明言武王因此疾而崩。何况《金縢》有言曰“王翼日乃瘳”。此事今本《竹书纪年》载“（武王）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又载武王十七年冬十二月陟（崩），可知《金縢》之疾并未导致武王死亡。清华简《金縢》首句言“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此“三年”与《竹书纪年》载十二年伐殷、十四年有疾相合。以武王八、九十高龄“有疾弗豫”实属常态，唯《史记·封禅书》言“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与诸本不同，实属孤证可疑。
综上所述，“乙亥冬至”的天象年代有三个，依据文献记载并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之武王伐纣年，可作唯一选择：《天亡簋》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前1041年。这年十二月武王崩，次年（前1040年）成王嗣立。此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之成王元年（前1042年）不合，聊以为“一家之言”云耳。《逸周书·明堂解》明言“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据此则成王元年或在周公居摄之后，容俟另文考之。
（原载《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43—454页）
[1]孙稚雏：《天亡簋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0年。
[2]孙诒让：《古籀余论·大丰敦》卷中，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
[3]吴大澂：《愙斋集古录释文剩稿》（下册），台联国风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22页；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2页。
[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大丰簋》，科学出版社，1957年；郭沫若：《大丰簋韵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5]孙作云：《说天亡簋为武王灭商以前的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又见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又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黄盛璋：《大丰
铭制作的时代、地点与史实》，《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李学勤：《“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6]孙常叙：《〈天亡
〉问字疑年》，《吉林师大学报》1963年第1期。
[7]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2、235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12页。
[8]〔日〕伊藤道治：《周武王と雒邑——尊铭と〈逸周书〉度邑》，《内田吟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集》，（东京）同朋舍，1978年，第48—49页。(www.xing528.com)
[9]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
[10]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11]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
[12]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3]叶正渤：《〈逸周书·度邑〉“依天室”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14]王晖：《论周代天神性质与山岳崇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5]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97—98页。
[16]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2—173页、第539页、第546页、第830—831页。
[17]武家璧：《周初“宅兹中国”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八）——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
[18]胡厚宣：《甲骨文合集》第7册第20975片，中华书局，1999年，第2704页。
[19]李学勤：《“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0]殷涤非：《试论“大丰
”的年代》，《文物》1960年第5期。
[21]孙作云：《说天亡簋为武王灭商以前的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孙作云：《再论“天亡簋”二三事》，《文物》1960年第5期。
[22]孙常叙：《〈天亡
〉问字疑年》，《吉林师大学报》1963年第1期。
[23]唐兰：《朕簋》，《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黄盛璋：《大丰
铭制作的时代、地点与史实》，《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
[24]于省吾：《关于“天亡簋”铭文的几点论证》，《考古》1960年第8期。
[25]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895—896页。
[26]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第72、83页。
[27]〔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封禅书》，中华书局，1981年，第798—799页。
[28]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第40页。
[29]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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