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冬至祭天，文献典籍有很多记载，兹就汉以前早期文献所记，略举如下：
《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
《周礼·春官·神仕》：“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魅。”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注》：“‘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周礼》曰：“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注》曰：“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渊鉴类函》卷16《岁时部·冬至》所引，今本《周礼·大宗伯》无“于圜丘”三字）
《礼记·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鲁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后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
《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颖达《疏》：“‘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谓鲁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
《礼记·月令》：“孤竹之管，云和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渊鉴类函》卷16《岁时部·冬至》所引，今本《月令》无）
《史记·封禅书》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也。”(www.xing528.com)
《易·通卦验》：“郑元（玄）注曰‘冬至，君臣俱就大司乐之官，临其肄，祭天圜丘之乐，以为祭事，莫大于此。’”又曰：“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渊鉴类函》卷16引）
殷墟甲骨文中有一例“奏丘日南”卜辞（《合》20975）[18]，“日南”就是《左传》僖公五年、昭公二十年记载的“日南至”即冬至，“奏丘”就是奏乐于圜丘，可见冬至祭天的习惯，早在商代就已盛行。据上所引，冬至祭天具有祭于圜丘、奏乐、降神等特点，《天亡簋》与此非常符合：
（1）圜丘：《周礼·大司乐》贾公彦《疏》“案《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左·昭四》载“太室”与“四岳”“三涂”“荆山”等自然山丘并列，可见“太室”也是一个自然山丘，与太庙无关。
（2）奏乐：铭文“衣（殷）祀”，《说文》“殷，作乐之盛称殷”。《易·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王弼《注》“用此殷盛之乐荐祭上帝也”。李学勤先生解“丕显王乍眚，丕肆王乍庸”为“作笙”“作镛”[19]，就是奏笙籥与编钟，这与冬至祭天首重奏乐的情形非常符合，是《天亡簋》铭研究的一大发明。
（3）降神：《天亡簋》铭前后有两个“降”字。前者曰“王祀于天室，降”，指天神降到天室所设之“天位”。《楚辞·九歌》“灵皇皇兮既降”。《诗·嵩高》曰“惟岳降神”，太室山本是天神下降之所。铭文谓武王及助祭者“天亡”，从降神的情况来判断，确认是已去世的周文王正在“事饎上帝”，这表明上帝已经接受周朝的祭祀，周人已经在天室“讫殷王祀”。《诗·商颂·玄鸟》载“武丁孙子”“大糦（饎）是承”，至此已为周文王取代殷先王“事饎上帝”的位置。《诗·文王》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抵自此次祭天以后开始。
后一个“降”字出现在“王飨大宜，王降亡勋爵复觵（觥）”句中，是谓王在飨礼（分享祭肉）中下堂而赐酒。《礼记·祭统》“祭之日一献，君降”。《楚辞·大招》“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帝王世纪》曰“夷王即位，诸侯来朝，王降与抗礼，诸侯德之（《太平御览》卷85）”《礼记·郊特牲》“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是皆谓君降堂而与臣分庭抗礼。本铭谓助祭有功名曰“亡”者，在飨宴中因其勋劳得到武王降堂亲赐酒一爵，复又赐酒一觥的奖赏。
此外，铭文称此次祭天为“大豊（礼）”，亦与冬至祭天有关。“大豊”旧释为“大豐”因称“大丰簋”，孙诒让释“大豊”（《古籀余论》卷中），学者多从之。铭称“大豊（礼）”“衣（殷）祀”即文献所说之“大祭”“殷祭”。《尔雅·释祭》“禘，大祭也”。《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周礼·大宗伯》贾公彦《疏》引）。《礼记·祭法》郑玄《注》：“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书·洛诰》：“肇称殷礼，祀于新邑。”《礼记·曾子问》：“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孔颖达《疏》：“殷，大也……大祭，故谓之殷祭也。”故冬至禘祭昊天上帝可称“大祭”“殷祭”，亦即铭文所称之“大礼”“殷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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