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历象与年代：探讨祀于天室与廷告于天的差异

如前所考，《天亡簋》“祀于天室”当在中岳嵩山的太室山举行，是一次重大的封禅或祭天活动。那么武王在“登豳之阜”返于周的过程中是否举行过祭天活动？文献没有记载，甚至连“登豳之阜”的具体时间也找不到蛛丝马迹，但《逸周书·世俘》详细记载了伐纣胜利后武王告祭上帝和祖先的活动。

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慓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入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

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入燎于周庙。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告于周庙。

《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武成》：

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据上引，这次“告天宗上帝”“祀于天位”的具体日期在伐纣之后的四月辛亥，前一日庚戌“燎于周庙”，后一日壬子复“格庙”，因之此次告祭的地点应在周庙的廷院中。“告天”之祭有列祖（自太王至伯邑考）配享，越五日乙卯再“告庙”。先“告天”后“告祖”，表明这是一次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但这是伐纣胜利后举行的献俘告捷的典礼，不是常规的“时祭”，因此与“冬至祭天”没有关系。

这次告祭活动得到铜器铭文的印证。西周初期《何尊》铭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宅兹中国”就是武王欲“定天保，依天室”之“度邑”。《何尊》铭文把武王“告天”以及“登豳之阜”返周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武王在“告天”时已经提出“宅兹中国”的愿望，故此在“登豳之阜”后因“未定天保”而夜不成寐。这也表明《天亡簋》的“祀于天室”与《何尊》的“廷告于天”不是同一事件。略加分析，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区别：

（1）祭祀地点不同：“祀于天室”的地点在中岳太室山，“廷告于天”的地点在周庙。(www.xing528.com)

（2）祭祀目的不同：“廷告于天”的目的，是通过献鼎、献俘向上帝报告克殷的捷报。“祀于天室”的目的是“讫殷王祀”，即终止殷王祭天的权利。《逸周书·世俘》及《史记·周本纪》载牧野之战后，武王入殷都“即位于社”“立于社南”，尹佚申讨纣王罪状，武王宣布“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这是一次社祭，规格较低，武王宣布“革殷之命”，但没有绝殷之祀。

（3）祭祀配享的对象不同：《天亡簋》记载“祀天”的对象为“上帝”，配祭者仅有文王。《世俘》记载“告天”的对象为“天宗上帝”，配享的对象为列祖：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等。

（4）后续祭祀不同：《世俘》记载“告天”祭祀五天之后，又举行了告祭祖先的“告庙”之祭。而冬至祭天与祭祖是完全分离的，如《礼记·杂记》所载：“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

（5）祭祀时节不同：“告天”因战胜而告捷，不拘时节；而通常祭天，一般在冬至日举行。

（6）祭祀日期不同：《世俘》《武成》记载武王“告天”在辛亥、壬子、癸丑三日；《天亡簋》记载武王“祀天”在乙亥、丙子、丁丑三日。

总之，武王在世时举行过两次盛大的祭天活动：一次是伐纣胜利后在周庙举行的“告天”祭祀活动，另一次是在中岳太室山举行的冬至“祀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