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全部出土于花园庄村东第三号灰坑（H3）中，整理者根据地层关系和共存陶器等，推断其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一期晚段（武丁早期）[29]。我们以“甲子冬至”、武丁早期为两项约束条件，利用《夏商周断代工程》推荐的武丁年表（前1250—前1192年在位），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内搜索[30]，将武丁时期的冬至干支列如下表（表2）。
表2 商王武丁时期冬至干支表
为便于观察，将武丁时期的冬至干支制作成散点图，其中“六十干支”用编号代替，以甲子为0，乙丑为2，丙寅为3……（图2）。
图2 武丁时期冬至干支散点图（甲子=0）
从表2和图1可以看出，只有武丁二年（前1249年）“冬至甲子”严格符合“至南”卜辞的天象条件。另有两年［武丁二十五年（前1226年）、武丁四十八年（前1203年）］“冬至乙丑”与“冬至甲子”仅相差一天，理论上也有较大的可能性，分别属于武丁中期和晚期。其他年份的冬至干支与“至南”卜辞要求的天象相差三天以上，似可排除。
在上述三个年代中作适当选择，我们认为花东“至南”卜辞的绝对年代应该是武丁二年，公元前1249年。因为在历法上“甲子冬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起算点，武丁即位之初恰巧碰上了这一难得的天象，必定非常重视，因此提前二十天即作出预告，以甲日为旬首在二旬、三旬之后进行实测确定，观测结果确证“日出至南”在三旬之后——“甲子冬至”。如此吉祥的天象，为武丁即位的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天命支撑。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武丁中晚期，其统治已经非常稳固，未必能引起商王的高度重视，能否提前预告、届时实测就不能肯定了。再者，武丁在即位之初就已对冬至日进行了实测确定，其后根据已经掌握的回归年长度推定以后的冬至日期、届时举行相应的祭祀和庆祝活动就可以了，不必再行实测。“奏丘”卜辞就是这类庆祝活动的一个例子。
总而言之，花东“至南”卜辞记载了一次非常罕见的天文观测活动，是目前已知最早测定冬至日的记载，为研究上古历法由“观象授时”向“推步制历”演进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这在天文历法史乃至整个科学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原载《殷都学刊》2014年第1期，第9—14页。收入本书有删改）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1页。
[2]刘一曼、郭鹏：《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3]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4]陈美东：《古历新探》第2章“冬至时刻的测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5]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5章“历法”，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6]〔英〕米歇尔·霍金斯主编，江晓原等译：《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7]《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江晓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观测遗迹功能讨论》，《考古》2006年第11期。
[8]武家璧、何驽：《陶寺大型建筑Ⅱ FJT1的天文年代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4年第8期；武家璧、陈美东、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功能与年代》，《中国科学G辑：物理学》2008年第38卷第9期。
[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第6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武家璧：《含山玉版上的天文准线》，《东南文化》2006年第2期。
[10]武家璧、朔知：《试论霍山戴家院西周圜丘遗迹》，《东南文化》2008年第3期。
[11]武家璧：《论秦简“日夕分”为地平方位数据》，《文物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董作宾：《“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新考》，《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1集，第98—104页。(www.xing528.com)
[13]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所引，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第376页。
[14]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4《日至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又见《董作宾全集·乙编》第7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
[15]饶宗颐：《殷代日至考》，《大陆杂志》1952年第5卷第3期。
[16]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17]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影》，《科学史文集》第10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18]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
[19]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150页。
[20]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21]参见董作宾《殷历谱》后记所引唐兰信函。
[22]常正光：《殷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
[23]张玉金：《说卜辞中的“至日”“即日”“戠日”》，《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4期；又见《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24]常玉芝：《卜辞日至说疑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又见宋镇豪、段志洪主编：《中国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献集成》卷32《天文历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25]罗琨：《卜辞“至”日缕析》，《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罗琨：《“五百四旬七日”试析》，《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26]胡厚宣：《甲骨文合集》第7册第20975片，中华书局，1999年，第2704页。
[2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57页。
[28]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891—892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前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0]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第22—2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