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中是否有关于冬至的记载，以往学术界有争论。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出土一片刻于龟背甲下边的卜辞云：“裒，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在六月”。该卜辞属于自组卜辞（董作宾甲骨第四期“文武丁卜辞”）。此片收入《殷墟文字乙编》（第15片）。早在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就指出这是“日至”的重要例证，所记“五百四旬七日”是卜辞的最高记日数字，“合于四分历一年半之岁实”，以此推知商人能够准确测出冬至和夏至[12]。《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太阳回归年近似周期的一种表示，唐兰先生以为“《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语盖与殷武丁时辞中纪日法相同”[13]。董先生著《殷历谱》专门编有《日至谱》，列举“《龟》1.22.1十《续》1.44.6”（《合》13740牛胛骨）和“《乙》15”（《合》20843龟背甲）两版卜辞，分别指明为武丁日至和文武丁日至[14]。
50年代饶宗颐先生撰《殷代日至考》，增补若干条“至日”卜辞，申说其事[15]。七八十年代张政烺[16]、萧良琼[17]以及温少峰、袁庭栋先生[18]等都主张殷人已知二至。姚孝遂、肖丁在《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说“‘至日’有可能即‘日至’，商代于日月之运行，已有较为详细而深入之观测，应已具有‘日至’之观念，并能加以预测”[19]。国外学者李约瑟、薮内清、哈特纳等都认为我国殷商时代已能测定分至[20]。
然而自董作宾撰《殷历谱》，唐兰先生即批评其《日至谱》第一例（牛胛骨）“记某人之至”，第二例（龟背甲）为“残辞”，建议作者“不妨缺此一谱”[21]。80年代初常正光发表《殷历考辨》[22]一文，对商代已知冬夏二至的观点提出疑问。张玉金《说卜辞中的“至日”“即日”“戠日”》指出甲骨文中的“至日”是指到某个日子，不是“日至”（冬至、夏至）[23]。常玉芝查阅所能见到的全部殷墟甲骨卜辞，搜集到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带有“至”字的卜辞275版，逐一研究后否定了殷人已知二至的说法[24]。然而罗琨先生则得出相反的结论[25]。
如果说我们对卜辞中的“至日”及“日至”是否表示冬夏至尚存疑虑，那对“日南”或“至南”表示夏至就没有必要怀疑了。殷墟甲骨文中有一例“奏丘”卜辞（《合》20975），可与“至南”卜辞（花东290）记述的冬至日出相印证，其辞云[26]：(www.xing528.com)
壬午卜，扶，奏丘日南，雨？
其中“日南”就是“日南至”，即冬至。卜辞大意为：贞人扶在壬午这一天占卜，问道：举行奏丘仪式，迎接太阳南至，会下雨吗？贞人“扶”与自组“扶卜辞”中的贞人同为一人，属于武丁时期。“奏丘”卜辞与“至南”卜辞同样关注冬至那天是否下雨，道理是显然的，因为如果下雨就无法看到日出景观，“奏丘”仪式也就难以举行。
所谓“奏丘”就是冬至日奏乐于圜丘，举行祭祀天神的仪式。如《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又如《礼记·月令》：“孤竹之管，云和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上之圜丘奏之”（《渊鉴类函》卷16《岁时部·冬至》所引，今本《月令》无）。上引冬至日“于圜丘奏之”，是对卜辞“奏丘日南”最好的说明。以上所举“至南”和“奏丘”卜辞，不仅证明商代已经能够确定冬至日期，而且表明其方法是利用日出方位来实测确定的，关于商代是否有“日至”的争论，至此已基本可以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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