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年代学讨论成果：商周历象与年代分析

“奏丘”卜辞中的贞人“扶”与自组“扶卜辞”中的贞人同为一人。过去曾把有“扶卜辞”的甲骨称为“扶片”，出土“扶卜辞”的甲骨坑称为“扶坑”[28]。董作宾先生因“扶卜辞”有称谓“父乙”“母庚”［《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2907］，认为应是武丁称呼其父小乙及小乙的法定配偶妣庚，将其时代初定为第一期武丁时期。但这类卜辞的字体、文法、事类、方国、人物等又与典型的武丁卜辞多不相同，故董先生最后改定为第四期文丁（卜辞称“文武丁”）时期，因文丁称呼其父武乙及配偶妣庚也叫“父乙”“母庚”；又因在历法、祀典等方面与第一期卜辞很相似，董先生因而提出“文武丁复古”来解释。在《〈殷墟文字乙编〉序》中董先生指出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在小屯宫殿宗庙区发现的特大型甲骨窖穴（YH127）中有一部分是“文武丁卜辞”，并提出新旧两派、旧派复古的说法[29]。岛邦男[30]、金祥恒[31]、许进雄[32]、严一萍[33]等坚持董说。此类卜辞先后被称为“文武丁卜辞”、“多子族”“王族”卜辞、“非王卜辞”以及自、子、午组卜辞等，前辈学者对其年代有过激烈的争论。

陈梦家先生从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提出按“贞人组”分类（分组）的方法，将董氏的“文武丁卜辞”分为自组、子组、午组，贞人扶属子自组。他把自组卜辞的称谓集中起来，发现有“父甲”“父庚”“父辛”“父乙”等实即武丁对其父辈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的称谓，而“武丁卜辞的断代是以所称诸父甲、庚、辛、乙为上代的四王为基础的”，这与“正统派的王室卜辞”宾组卜辞相同，由此推断自组是武丁时代卜辞（武丁晚期）[34]。他还特别重视以坑位系联卜辞的方法，如YE 16坑共出甲骨299片（《甲编》），是自组与宾组的混合；YH006坑共出甲骨276片（《乙编》），是自组与子组的混合，且有少数宾组卜辞；YB119坑共出甲骨237片（《乙编》），以自组为主，有宾组和子组的卜人；YH127坑共出甲骨17088片（《乙编》），此坑没有扶卜辞，大多数为宾组，还有子组、午组和少数其他卜辞等等[35]。这些共存关系为所谓的“文武丁卜辞”划归武丁时期提供了考古层位学证据。

1953年日本贝冢茂树、伊藤道治将“文武丁卜辞”分为“王族”和“多子族”卜辞，并定其年代为武丁时期[36]。受其影响李学勤先生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但将年代定在帝乙时代[37]，后改为武丁时代。陈梦家的观点后来得到考古层位和同版卜辞两个方面的证实。如邹衡从YH16、YH106等自组、子组与宾组同出及其共存陶器与层位关系，推断自组、子组、午组年代为殷墟文化第一期，相当于武丁时期[38]。1973年小屯南地科学发掘出土自组卜辞，肖楠认为属武丁晚期；刘一曼等认为含有自组卜辞地层的年代为小屯南地殷墟文化早期二段，属武丁前期[39]。郑振香、陈志达先生根据妇好墓的年代推断自组卜辞的年代为武丁早期[40]。在同版关系方面，饶宗颐、屈万里先生发现了宾、扶二贞人同版的现象[41]；姚孝遂先生揭示了子组和宾组共版的证据[42]；林沄先生找到“子卜辞”（子组、午组）与宾组、自组的同版关系等等，从而证实所谓的“文武丁卜辞”为第一期武丁卜辞，且为武丁早期[43]

关于武丁以前的卜辞也一直在寻找和探索之中。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分甲骨文为五期，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四王[44]。卜辞分类中有一类“自组大字扶类”卜辞，或者称为“宽扁”体扶卜辞，贞人只有扶一人[45]，这类“宽扁”的扶卜辞首先由胡厚宣先生分出，他认为可能是武丁以前盘庚、小辛、小乙之遗物[46]。李学勤先生认为压在小屯北地的各坑只出扶卜辞，没有武丁时期标志性的“父乙”“母庚”称谓，而有“阳甲”［《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乙）9075+9093］、“兄戊”（乙9071）称谓；丙组基址下各坑出宽扁扶卜辞，早于乙组基址下YH127的宾组卜辞，因此可能是武丁以前的卜辞[47]，此与胡厚宣先生的看法相类似。刘一曼等认为小屯南地T53（7）层下早于殷墟一期的灰坑H115出土一片卜骨（屯南2777）比自组卜甲年代要早，小屯早期殷墓YM331出土一片字骨（乙9099），它们的时代早于武丁时期[48]。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六章“武丁以前甲骨文字的探索”指出，YM331填土中出有字骨一片（乙9099），被其打破的YM362填土中出正反有字甲一片（乙9023—9024）、字骨一片（乙9100），墓葬填土中遗物的时代应早于墓葬（武丁或武丁前）本身；还有后岗字骨一片（乙9105），这些均为武丁以前的甲骨，其特点是文字笔画一般比较粗，书体笨拙，近于自组大字扶卜辞和郑州二里岗期的刻字牛骨[49]。

卜辞断代是以宾组为武丁卜辞作为标准和起点的，故武丁前卜辞必须具有早于宾组卜辞的特征。刘克甫先生认为自组大字类与宾组和花园庄卜辞不属于一个系统，言外之意是无法比较其早晚，故自组大字类卜辞并非殷墟最早的卜辞[50]。杨宝成先生列举了殷墟若干早于武丁时期的墓葬、灰坑、宫殿基址等，认为殷墟可能存在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甲骨文[51]。

黄天树先生把自组大字扶卜辞称为“自组肥笔类”，他在《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中指出自组肥笔类中父戊、兄戊见于同一版（《合》20017=乙169+407），说明兄戊和父戊应指同一时代不同的两个人，看不出自组肥笔类有早到武丁以前的迹象，其上限以定在武丁早期为宜，下限很可能延伸至武丁中期或中晚期之交[52]。

方述鑫先生对自组卜辞重新进行细致分类，并结合出土情况指出自组卜辞在武丁早期已出现，并延续到武丁晚期[53]。他把自组大字或宽扁扶卜辞称为“自组A群”，在《殷墟卜辞断代研究》中列举自组A群的出土地点和共存关系，认为看不出自组A群早于宾组和自组B群卜辞，说这种卜辞属于武丁以前，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他又列举小屯村北、村中和村南所出自组A群卜辞有父辛、父乙即小辛、小乙，以及小乙之配母庚，又有盘庚和阳甲，这些称谓说明自组A群卜辞只能属于武丁时代[54]。

彭裕商在《殷墟甲骨断代》列举自组大字类父乙、兄戊同版（《合》19943），父戊、父乙同版（《合》19946），父戊、兄戊同版（《合》20017），可见父戊、兄戊二者并非一人，由于有父乙的主要称谓，一般来说仍然是武丁时期的遗物。彭先生认为，小屯南地T53（4A）所出甲骨分类属于“自组小字类”，时代大致在武丁中期[55]。

有关学者对卜辞断代的研究成果多有综述[56]，上述关于自组大字类、肥笔类或宽扁体卜辞的时代，经过学术界讨论，基本否定了“文武丁”、帝乙及武丁以前诸说法，大多认同在武丁时期。此类卜辞与著名的卜人“扶”相联系，由于武丁在位59年，此人活动不大可能贯穿武丁全期，那么“扶”究竟是在武丁早期、中期或中晚期之际，还是晚期，学术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57]，仅凭旧有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似乎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我们采用天象断代方法，根据“奏丘”与“奏岳”卜辞包含的冬至干支，断定与卜人“扶”相关的两个紧密相连的冬至年代为武丁二十八年（前1223年）和武丁二十九年（前1222年），证明黄天树、彭裕商先生关于自组卜辞的年代为武丁中期的判断是正确的。

本文提到殷历中的冬至、月朔和干支日序，是以“奏丘”和“奏岳”卜辞的冬至干支为事实依据，以小屯南地自组卜辞记载的月份干支为边界条件，基于寅正月序和年终置闰的基本设定而合理拟定的，并非依据战国古六历之殷历中的历元和四分历法数推排。我们认为本文拟定的殷历符合武丁时代的实际情况，可作为将来重新复原《殷历谱》的一个重要支撑。

以往卜辞断代主要依据董作宾先生开创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进而发展到共存陶器分期、碳14测年和日月食断代等，本文提出的冬至干支断代法，开辟了卜辞天象断代的新途径。

（原载《殷都学刊》2015年第3期，第6—11页）

[1]胡厚宣：《甲骨文合集》第7册第20975片，中华书局，1999年，第2704页。

[2]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第5章“历法”，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3]武家璧：《史前太阳鸟纹与迎日活动》，《文物研究》第16辑，黄山书社，2009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81页。

[5]武家璧：《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中的冬至日出观象记录》，《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5年6月第25期。

[6]董作宾：《“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新考》，《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1集，第98—104页。

[7]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4《日至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又见《董作宾全集·乙编》第7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

[8]饶宗颐：《殷代日至考》，《大陆杂志》1952年第5卷第3期。

[9]张政娘：《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10]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影》，《科学史文集》第10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

[11]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

[12]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150页。

[13]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14]参见董作宾《殷历谱》后记所引唐兰信函。

[15]常正光：《殷历考辨》，《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

[16]张玉金：《说卜辞中的“至日”“即日”“戠日”》，《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4期；又见《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

[17]常玉芝：《卜辞日至说疑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又见宋镇豪、段志洪主编：《中国古文字大系——甲骨文献集成》卷32《天文历法》，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18]罗琨：《卜辞“至”日缕析》，《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罗琨：《“五百四旬七日”试析》，《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19]饶宗颐：《殷卜辞所见星象与参商、龙虎、二十八宿诸问题》，《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20]张鹤泉：《周代郊天之祭初探》，《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杨天宇：《关于周代郊天的地点、时间与用牲——与张鹤泉同志商榷》，《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朱溢：《从郊丘之争到天地分合之争——唐至北宋时期郊祀主神位的变化》，《汉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267—302页。

[21]肖楠：《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自组卜甲”——兼论“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6年第4期。

[22]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1页。

[2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42—343页；〔日〕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0—417页。(www.xing528.com)

[24]肖楠：《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组卜甲”——兼论“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6年第4期。

[25]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57页；张培瑜：《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26]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891—893页；《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第22—27页。

[27]武家璧：《从卜辞“观籍”看殷历的建正问题》，《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8]石璋如：《扶片的考古学分析》（上、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5年9月第56本第3分。

[29]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序》，《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

[30]〔日〕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31]金祥恒：《论贞人扶的分期问题》，《董作宾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刊》，台湾艺文印书馆，1978年。

[32]许进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台湾艺文印书馆，1979年，第62页。

[33]严一萍：《商周甲骨文总集》序，台湾艺文印书馆，1983年。

[3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58页。

[3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48—149页，第156、158页。

[36]〔日〕贝冢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研究的再检讨——以董氏的文武丁时代之卜辞为中心》，《东方学报》第23册，京都1953年；收入《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

[37]李学勤：《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38]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4、5期。

[39]肖楠：《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自组卜甲”——兼论“自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6年第4期；刘一曼、郭振禄、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40]郑振香、陈志达：《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考古》1981年第6期。

[41]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677页；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自序，台湾联经出版社，1984年，第8页。

[42]姚孝遂：《吉林大学所藏甲骨选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4期。

[43]林沄：《从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后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4]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年。

[45]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46]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要，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胡厚宣：《甲骨续存》序，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

[47]李学勤：《小屯丙组基址与扶卜辞》，《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48]刘一曼、郭振禄、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

[49]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28—331页。

[50]刘克甫：《关于自组大字类卜辞年代问题的探讨》，《考古》2001年第8期。

[51]杨宝成：《试论殷墟文化的年代分期》，《考古》2000年第4期。

[52]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17—20页、第22—23页。

[53]方述鑫：《自组卜辞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1辑，中华书局，2001年。

[54]方述鑫：《殷墟卜辞断代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62—163页。

[55]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8、51、78、81页。

[56]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宇信：《甲骨学研究一百年》，《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冯时：《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

[57]刘一曼、郭振禄、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