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奏丘”之“丘”字，《甲骨文合集释文》释作“丘”，《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释作“山”，饶宗颐释作“火”[19]。按，释“丘”甚是，“丘”即“圜丘”，“奏丘日南”可与文献相印证。所谓“奏丘”就是冬至日奏乐于圜丘，举行祭祀天神的仪式，文献有诸多记载可以参证。与“圜丘”有关的早期记载有：
《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贾公彦疏：“案《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
《周礼》曰：“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注》曰：“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渊鉴类函》卷16《岁时部·冬至》所引，今本《周礼·大宗伯》无“于圜丘”三字）
《礼记·月令》：“孤竹之管，云和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渊鉴类函》卷16《岁时部·冬至》所引，今本《月令》无）
《易·通卦验》：“郑元（玄）注曰‘冬至，君臣俱就大司乐之官，临其肄，祭天圜丘之乐，以为祭事，莫大于此。’”又曰：“冬至之始，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纵乐五日，为迎日至之礼。”（《渊鉴类函》卷16引）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孔颖达疏：“（郑）玄谓‘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梁崔灵恩《三礼义宗》：“冬至日，祭天于圜丘，玉用苍壁，牲用玉色，乐用夹钟为宫乐，作六变。”（《渊鉴类函》卷16引）
《晋书·礼志上》：“冬至亲祀圜丘于南郊。”（又见《渊鉴类函》卷16引）
《周礼·大司乐》所说“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是对卜辞“奏丘日南”的最好说明。其他关于冬至祭天的早期记载，略举若干如下：(www.xing528.com)
《周礼·春官·神仕》：“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方物魅。”
《史记·封禅书》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也。”
《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颖达疏：“‘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谓鲁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
《礼记·明堂位》：“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弧韣，以祀帝于郊；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
《礼记·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鲁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后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
上引冬至祭天大多与“郊祀”有关。这里牵涉到经学史上的“郊丘之争”[20]：郑玄认为冬至圜丘祭天，与正月郊祀上帝是两种不同的祭祀，前者祭祀“昊天上帝”，后者郊祀“五帝”，两者相加有六位天神，故孔颖达疏：“郑氏以为天有六天，郊丘各异。”而王肃《圣证论》认为，“天体无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犹王城之内与京师，异名而同处”，是谓“郊丘合一”。郑玄与王肃之争参见《礼记·郊特牲》与《祭法》首节之孔颖达《疏》。
我们认为“郊丘之争”的关键在于冬至是否在正月，如果周历的正月就是冬至月，那么“郊丘合一”论就必定成立。早期历法的编制原理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历元和建正不同，有所谓“三正”说。《尚书大传》云：“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云：“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殷以斗建丑之月为正……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春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为正，殷人以十二月为正，夏人以十三月为正。”《〈历书〉索隐》：“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按：一说殷以建丑为正），而秦正建亥，汉初因之。”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标志夏商周三代政权更迭，是为“三正”。周历和鲁历都是正月建子的历法，称为“子正”，以冬至月（子月）为正月，夏至月（午月）为七月，故孟献子所说“正月日至”就是冬至。《礼记·明堂位》称“季夏六月”，则孟春必为正月，故《明堂位》的正月“祀帝于郊”，就是《杂记》的冬至“有事于上帝”。
《左传·桓公五年》孔颖达疏：“《明堂位》言正月郊者，盖春秋之末，鲁稍僣侈，见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如上文所考，周鲁历法的正月就是冬至月，因此冬至祭天就是正月郊祀，周天子称祭天，鲁侯称祀帝，其实并无本质区别。由此可知上古时期郊祀天神有三个特点：其一祭祀时间在冬至，其二是祭祀地点在“圜丘”，其三是祭祀方法“用乐舞”。这与卜辞“奏丘日南”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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