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历象与武丁元年-商周历象与年代

摘要：武丁卜辞记载某年十二月己亥商王任命“小籍臣”，次日庚子王往“观籍”。依据相关文献记载可知，这是立春登观台并举行籍田礼的重要活动。根据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和立春干支等限制条件，可以认定此次“观籍”发生在武丁元年，即公元前1250年。这一结论印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武丁年表的正确性，证明了卜辞月食断代的可靠性，也为殷墟甲骨文断代提供了一个绝对年代支撑。

关键词：卜辞，观籍，武丁元年

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著《殷墟卜辞综述》，将有关“藉”的事例收集在第十六章“农业及其它”第四节“农作的过程”之“藉”字条下[1]，后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综类》、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均有“耤”字条收集耕藉卜辞[2]。“耤”字甲骨文写作一人以手执耒耜、以足踩踏之状（图1），陈梦家解释为耕藉，没有与藉田礼相联系。饶宗颐先生以卜辞有“乎藉生”（《合》904）、“乎藉于禀”（《合》9509），而《白虎通》载条风曰生、《国语·周语》载“廪于藉”等皆与立春有关，因而断定“藉”与藉田之礼有关[3]。饶说甚是，兹引典籍有关“藉田”与“御廪”的记载若干条补苴其说。

《说文》：“藉，帝藉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藉。”《史记·周本纪》：“宣王不修籍于千亩”。《正义》引应劭云：“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为天下先。”《礼记·祭义》：“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纮……躬执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纮……躬执耒。”《吕氏春秋·孟春纪》载：“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籍田”。高诱注：“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甲骨文“耤”字的写法非常符合“躬执耒”“躬耕”的情形，而《说文》假“借”字为说，与字形不符，似为后起之义。

籍田所产物品，特供于宗庙祭祀，有专门的收藏仓库曰“御廪”。《周礼·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藉，以时入之，以共齍盛。”《礼记·祭义》、《孟子·滕文公》、《诗·载芟》毛传等皆载天子诸侯亲耕，以供宗庙粢盛。《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杜预注：“御廪，公所亲耕以奉粢盛之仓也。”《晋书·天文志上》：“天廪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以供飨祀；《春秋》所谓御廪，此之象也。”《说苑·反质》：“魏文侯御廪灾……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廪者，寡人宝之所藏也。’”《周礼·廪人》：“大祭祀则供其接盛”。郑玄注：“大祭祀之谷，藉田之收藏于神仓者也，不以给小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季秋纪》：“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仓。”高诱注：“于仓受谷，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谓之神仓。”《国语·周语》“廪于藉”，韦昭注：“廪，御廪也，一名神仓……谓为廪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也。”总之御廪是专门收藏“藉田”所产祭祀品的神仓，故知卜辞“乎藉于禀”必与藉田礼有关。

我们不能肯定所有带“耤”字的卜辞都与藉田礼有关，但有一类自称为“观籍”的卜辞应与藉田礼有关。甲骨文“观籍”二字楷写作“雚耤”。“雚”字陈梦家释作“萑”同“獲”[4]，不妥。《殷墟卜辞综类》收集15条“王观”卜辞，包括3条含有“观籍”二字的卜辞[5]《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收集4条“雚耤”卜辞并楷写作“观耤”[6]，列如下：

己亥卜，贞：命吴小籍臣。己亥卜……观籍。（《合》5603）

己亥卜，贞：王往观耤，延往？（《合》9501）

庚子卜，贞：王其观耤，唯往？十二月。（《合》9500）

弜耤丧观，其受又年？（《合》28200）

《类纂》前三条（《合》5603、9501、9500）与《综类》三条相同。此外还有一条卜辞与“观籍”有关：

己亥卜，［贞］：命吴［小］耤臣。（《合》5604）

根据甲骨文分期的研究成果，以上除“弜耤丧观，其受又年？”为第三期廪辛康丁卜辞之外，余四条均为第一期武丁卜辞。这四条卜辞的人名、事类、书体、日期等密切相关，其贞卜活动都在某年的十二月己亥、庚子两日，且与一位名叫（俗作“吴”）的“小籍臣”有关，记载了商王武丁举行的一次“观籍”活动，我们不妨称之为“观籍”卜辞。笔者曾经缀合其中两片：《甲骨文合集》9500与5604片（图1）[7]，证明此次占卜“观籍”有如下过程：

图1　“观籍”卜辞

（1）己亥日任命“吴”担任“小籍臣”。

（2）己亥日提前卜问是否王往“观籍”，用否定问句“延往？”

（3）庚子日临行卜问是否王其“观籍”，用肯定问句“唯往？”

该卜辞于肯定问句之后记载时间在十二月，表明占卜过程结束，止于庚子日，则“观籍”活动当在十二月庚子日进行。为了“观籍”，商王特地于前一日任命一位“小籍臣”，可见兹事体大，非同小可。另有卜辞记载这位名叫“吴”（）的“小籍臣”曾经多次“省㐭”[8]，如：“庚子卜命吴省㐭”（《合》33237）；“己丑卜命吴省㐭”［《小屯南地甲骨》（以下简称屯南）204］；“己酉卜贞命吴省在南㐭，十月”（《合》9638）。“省㐭”即“省廪”，省察籍田之御廪也，《国语》“廪于藉”近是。“省廪”当是“小籍臣”的职司。

“观籍”可分为“观”和“籍”两个部分来理解：“观”指登观台以望云物，即所谓观象授时；“籍”即典籍所谓“籍田”之礼。关于“观”礼，《左传·僖公五年》载：“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观台，台上构屋可以远观者也”；“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云物，气色灾变也。”孔颖达正义：“用此八节之日，必登观台，书其所见云物气色。若有云物变异，则是岁之妖祥，既见其事，后必有验，书之者，为豫备故也。视朔者，月朔之礼也。登台者，至日之礼也。公常以一日视朔，至日登台。但此朔即是至日，故视朔而遂登台也。”由此可知，登观台是分至启闭八节之礼。

在八节“观”礼中，只有立春节才与“籍田”礼有关，行“观”礼时须同时举行“籍田”礼，故称“观籍”。关于举行“籍田”礼的时节，《吕氏春秋·孟春纪》《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说文》：“元，始也。”段玉裁注引《九家易》曰：“元者，气之始也。”《春秋》公羊派创“大一统”之说，有“五始”之论。《北堂书钞》卷56《设官部》引《公羊传》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也。”《文选》卷47载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春秋》法五始之要。”李善注引胡广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春秋纬·元命苞》云：“黄帝受图有五始。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9]“五始”之说还见于《谷梁传》隐公元年杨士勋疏、《左传》隐公元年孔颖达正义、《汉书·王褒传》颜师古注、王应麟《玉海》卷2、罗泌《路史·后纪五》等，内容并袭《公羊传》，兹不备引。

“五始”中的“政教之始”依据《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记载，为政者每月须发布当月的天文、气象、物候、祭祀与农事等有关政令，以指导国民的生产、生活和宗教活动。《逸周书·周月解》：“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是谓“周月”犹自用夏历寅正“敬授民时”“以纪于政”。由于天象、气候等以阳历年为周期，与阴历月无关，故节气与月份的对应是不固定的，例如立春既可能在十二月，也可能在正月、二月，故须设置闰月以调和阴阳历，使其回归正月。政令的发布一般称“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等，不称“正月”“二月”“三月”等，实际上是以节气所在月为标准的，因为节气属于阳历因素，与阴历月无关。周朝的政令采用夏历建寅之月为年始，是故立春月为“政教之始”。

“五始”中“气始”指“产气始萌”的冬至，它与“时始”（立春）是必定分开的，故不能做到“气始”与“时始”合一。又“王者”与“公”不能兼任，故“五始”之中只能做到“三始”合一。历法中另有一套“五始”，可以做到“四始”合一，《史记·天官书》载：“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索隐》：“谓立春日是去年四时之终卒，今年之始也。”《正义》：“谓正月旦，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云‘四始’。言以四时之日候岁吉凶也。”从历法角度而言，只有“正月朔旦立春”才符合“四始”合一的情形，依四分历“正月朔旦立春”的天象每七十六年发生一次，为颛顼历蔀首，俗称为“首日春”。通常情况下立春和朔日是分离的，所以“正月旦”一般为“三始”，如《汉书·鲍宣传》载某年“正月朔日蚀”，鲍宣上书曰：“今日食于三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犹‘朝’也。”《吕氏春秋》《月令》将孟春之月的“元日”和“元辰”分别开来，就是针对“岁首”（元旦）和“立春”分离而言的。籍田礼在孟春月的“元辰”举行，可知是日立春，须登观台以望云物，故称“观籍”。

从《国语》所载“籍田”礼的天象和物候条件，也可推知“观籍”须在立春日举行。《国语·周语上》：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坺，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廪于籍东南，锺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

虢文公所论立春天象及同时发生的土壤发动现象，《新唐书·历志》载僧一行《日度议》解此曰：“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营室……是以及于艮维，则山泽通气，阳精辟户，甲坼之萌见，而莩谷之际离。”这里的“及于艮维”即指立春日[10]。《吕氏春秋·孟春纪》《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关于土壤解冻现象，《国语》述之为“土气震发”“土乃脉发”“土膏其动”。对土壤现象的仔细观察，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但在古人看来，土壤解冻、蛰虫苏醒、植物萌芽等都是农神的职司，必须及时祭祀农神，才能求得丰年。

举行籍田礼的日期选在“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这些天象发生的时节。《周语》：“月在天驷……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韦昭注：“天驷，房星也。”《周礼·校人》：“春祭马祖，执驹。”郑玄注：“马祖，天驷也。《孝经说》曰‘房为龙马。’”则“辰马农祥”是农牧业共同祭祀的星神。关于“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的天象，韦昭注云：

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时之侯，故曰农祥也。底，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也。(www.xing528.com)

依岁差理论可以推知宣王时代（前828—前782年）的立春点约在营室十度，大致如一行《日度议》所说“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营室”。太阳日行一度，先立春九日太阳抵达营室初度，至第十日则到达立春点营室十度。房星旦中和日在营室，两者都是立春前后的天象，说明籍田礼必须在立春节气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代举行籍田礼的过程中，有一位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稷监之”，他大概相当于卜辞“观籍”中特地任命的“小籍臣”。

如上所论，“观籍”须在立春日举行，周代虢文公称“古者”如此，至秦汉天子籍田“乃择元辰”，仍然指立春，说明这一习俗，所从来久远，顽强保持千余年不变，上推至殷商应无问题。“观籍”卜辞记载在己亥日商王任命“小籍臣”，庚子日王往观籍，则殷人认定是年立春必在庚子。一般认为立春天象很难观测，而冬至天象则容易实测把握，如观测日出最南、白昼最短、晷影最长等，以冬至日为起点，利用节气的平均长度可以推知立春日期，如《淮南子·天文训》载：“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阳气冻解。”这样推算的节气称为“平气”，平气与实际节气“定气”相差一两天在古代是很正常的。我们姑且设定“观籍”卜辞的立春干支在己亥、庚子、辛丑三日内选定。

既然“观籍”卜辞为武丁卜辞，“观籍”须在立春日举行，那么以武丁时代为年代范围，以立春干支为约束条件，借助现代科学历表可以判断“观籍”卜辞的绝代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甲骨文五次月食的次序与年代，结合甲骨分期分类的成果，推断武丁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11]。准此，依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2]列出武丁时期立春干支表（表1）。

表1　武丁时期立春干支表

续表

搜索上表，可知符合“观籍”天象条件的年代有武丁元年（前1250年）己亥立春、武丁二十四年（前1227年）己亥立春、武丁四十七年（前1204年）庚子立春三个年份。这三个年份理论上均可供“观籍”卜辞作年代选择，我们优先选择武丁元年（前1250年），理由如下：

首先，王者即位首重观籍，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之，就是明证。依文献所载，元年观籍体现“三始”合一：立春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孟春月政教之始。武丁是商代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其即位之初不可能不举行观籍之礼。

其次，卜辞记载在王往观籍的前一天任命“小籍臣”，这暗示籍田之礼可能多年未行，故须重新任命专职官员主理之。或者新王即位，前朝旧臣废而不用，重新任命“小籍臣”，皆在情理之中。如果不在即位之初，循往年旧例，不必临时任命“小籍臣”。卜辞载“吴”（）获任“小籍臣”后曾多次“省廪”“省在南廪”，由《国语》“廪于藉”可知“省廪”当与籍田有关，说明“小籍臣”的职司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在行礼前临时任命。那么“吴”获任“小籍臣”的年代，极有可能在新王即位之初首次举行籍礼之时。

再次，查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得武丁元年的前冬至（前1251年）在甲寅，其后第四十五日干支为己亥，依《淮南子·天文训》距甲寅“四十六日”为庚子立春，符合“观籍”卜辞庚子“唯往”的记载。

“观籍”卜辞载明月份为“十二月”，查张培瑜历表该年立春月合朔丁亥（公历前1250年2月3日），实历己亥立春为十二月十三日（公历前1250年2月15日）[13]，殷历庚子立春为十二月十四日。按殷历立春当在武丁元年正月的前一月，则武丁在其父小乙去世的当年（前1251年）继承王位，“观籍”之后宣布改元。从历法的角度而言，一年有四时（四季），立春为四时之始，故殷历庚子立春在“历法年”中应属于武丁元年之孟春。

综上所述，依据殷墟“观籍”卜辞的立春干支，可推断商王武丁元年为公元前1250年。这一结论印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武丁年表的正确性，证明了卜辞月食断代的可靠性，也为殷墟甲骨文断代提供了一个绝对年代支撑。

（原载《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第48—52页）

[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32—533页。

[2]〔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67年，第27页；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第74页。

[3]饶宗颐：《四方风新义——时空定点与乐律的起源》，《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35页。

[5]〔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67年，第232页。

[6]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第658页；又见该书“耤”字条下，第74页。

[7]武家璧：《从卜辞“观籍”看殷历的建正问题》，《华学》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8]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第87页。

[9]〔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5页。

[10]武家璧：《曾侯乙墓漆书“日辰于维”天象考》，《江汉考古》2010年第3期。

[1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57页；张培瑜：《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12]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892—893页。

[13]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472、8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