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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我校十年发展成果

时间:2023-09-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也就是说,浙大2006级新闻系的45名同学,是第一批经过大学一年多的探寻,深入体察自身所爱所长后才选择了这个专业的学生,也是第一批仅有两年时间进行系统的新闻专业学习的学生。思绪回到十年前,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仿佛是一场永远也做不完的青春之梦。地处杭州西北角的紫金港校区自2002年落成后,容纳了所有本科一、二年级的新生,是名副其实的浙大最年轻的校区。这些当年稚拙的新闻实践素材,现在不知是否还在。

浙江大学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我校十年发展成果

牟茜

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距离我们进入新闻系学习的那个夏天,正好十年。

2008年,是大事频发的一年。就如我那年在新闻编辑与评论课上的时评习作《“不折腾”里的平常心》所说,“走过了灾难的悲痛和奥运的盛况,经历了天灾的无奈和人祸的愤慨,临到末了还赶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整个国家“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的大学时光也在波澜不惊中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2006年,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招生改革,当年入学的我们成为大类招生模式培养的首届本科生。我于这年的9月进入人文科学试验班——0602班,开始接受各类通识教育和基础课程的洗礼,直到2008年大二的下学期,才选定新闻的专业方向。

也就是说,浙大2006级新闻系的45名同学,是第一批经过大学一年多的探寻,深入体察自身所爱所长后才选择了这个专业的学生,也是第一批仅有两年时间进行系统的新闻专业学习的学生。同学中大多是跟我一样来自人文科学试验班的,也有来自动物科学等理工科平台的,可谓文理兼备。事实证明,跟大学一开始就进入新闻专业的同系前辈相比,我们毕业后去往的职业领域,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教学尝试,也必将留下历史性的成长印记。都说“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而我们作为浙大2006级新闻系的学生,见证了新闻系60年来一个极具解读意义的历史剖面,也见证了中国媒体行业的大变革时代,的确该以呈现历史的敬畏和纪念青春的珍重,记录下我们的大学生活

思绪回到十年前,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仿佛是一场永远也做不完的青春之梦。

2006年的杭州之夏分外炎热,绿植尚在幼苗阶段的新校区紫金港校区,更是酷暑难耐。

地处杭州西北角的紫金港校区自2002年落成后,容纳了所有本科一、二年级的新生,是名副其实的浙大最年轻的校区。记得当时自己对紫金港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作为一个来自山城重庆,不会骑自行车的文科女生,在建成面积三千余亩的校园内,顶着40度的高温,只能靠步行往返宿舍、月牙楼等各处办理入学手续,内心腹诽这个新校区“大而无当”“缺乏历史感”“没文化”。那时一定不会想到,紫金港的两年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极为珍贵而独特的记忆。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迷茫和寻索的两年。大类招生教学制度下,我们几乎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修任何感兴趣的课程。每个人的课表和作息都不一样,每个人面前都有千万种可能性,没有既定的道路,也没有必须的范式,这是极大的自由,也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2006级人文科学试验班的女生都住在蓝田2舍寝室楼,四人一间。当时我的三位室友中,对面床的杭州姑娘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旁边床会朝鲜语延吉姑娘只比我们小一天,三人可以一起过生日,可以说是极为有缘。同寝室中年纪最小的金华姑娘小朱,比我们小了八个多月。刚开学时我们四人几乎是同进同出,未曾想最后却选择了四个不同的专业,因此只有选择了中文系的小朱和我一样在大三去了西溪校区,做了四年的室友。寝室安顿好的第一天下午,我就在三个小伙伴的耐心帮助下,在掌握“紫金港生存必备技能”的强大动力下,在克服了内心恐惧和结结实实摔了无数跤之后,掌握了此生最快学会的技能——骑自行车。

隔着时光的厚壁,现在来看初入校园的那天,仿佛是大学生活的一个隐喻:多少伙伴因为缘分而有幸同窗共读,也终将因为不同的志趣而走向各自的远方。但无论前路有多陌生,多漫长,我们也必须逼迫自己在一路跌跌撞撞中不断进步,不断成长。

很快,我们成为浙大历史上最复杂、最开放的选课系统的首批体验者。具体的选课指南已记不太清,总之我大一、大二的课表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甚至日语艺术美学、高等数学和计算机编程等学科,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社科“通识教育”。那两年,也是我人生中看书最多的两年。课不多的日子,我常常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或者图书馆旁的晓风书屋。看书全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闲书也好,专业书籍也罢,阅读都是享受,说“废寝忘食”也不为过。

我们的课外生活同样精彩。开学没几天,就是文化广场上著名的社团纳新“百团大战”。爱尝试也爱折腾的我拿到了校学生会宣传部、院学生会外联部、浙大电视台、社团联,还有好几个兴趣类社团的录取通知。但我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其实也就只有电视台和社团联。

在浙大电视台的经历,直接影响了我的专业选择。我先是在电视台做出镜记者,后来又开始做节目策划和栏目责编。还记得,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话剧《暗恋桃花源》的缔造者赖声川;第一次高频度集中报道,是大一上学期结束后,浙大历史上前无古人(到目前也没有来者)的冬季军训;第一次做策划和非线编辑,是给红十字会三农协会和绿之源三个学生社团拍摄纪录片。这些当年稚拙的新闻实践素材,现在不知是否还在。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和小舟在大二结束离开电视台之前一时兴起策划筹办的“金话筒杯”活动,现在已成为浙大电视台内部的传统项目(爆笑和犀利程度参考“央视内部春晚”),保持着常办常新的旺盛生命力。

小舟是我在电视台最好的朋友,后来新闻系的同班同学,如今我女儿的干妈。

是的,也是在电视台,我结识了多个一生的挚友,以及大学时代最志同道合的一帮人。电视台内部互称“台胞”,当年的“台胞”们,至今依旧联系密切。这些人中,有的至今仍活跃在传媒行业,有进入新华社总编室的,有成为优秀财经记者专访《原则》作者达利欧的,有在华策影视做制片人的,也有在哈佛大学攻读传播方向博士学位的。大部分的“台胞”,虽不再从事媒体相关工作,但仍是这个社会中对新闻、对媒介、对社会热点保有深切关注和敏感触觉的那群人。

这其实跟2006级新闻系同学的专业方向构成非常类似,跨越文理商工农医,仅凭对新闻的兴趣而组成的电视台“台胞”们,和后来真正接受新闻专业训练的班级同学们,有着相似的概率继续留在媒体行业,也算一种有趣的映照。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虽经历了地震的悲怆,股灾的颓丧,但鸟巢中响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一刻,仍然让人切实感到“这盛世如你所愿”的激荡。那一年暑假,我去小舟在青岛的家里玩,还一起作为“热心市民”给青岛奥帆赛遭遇赤潮的海域除海藻。现在想来,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作为“新闻人”深入社会的热情。

这个时候,2006级学生的专业方向都已尘埃落定。对面“学霸寝室”的四位女生,分别选择了经济、法律、社会学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分属四个学院。我的三位室友,分别选了金融、物流、中文专业。而我,在爸妈看来拿着前1%的绩点,“应该选金融或者法律”的建议下,选择了新闻。

新闻探梦,正式开启。

大二下学期,我开始进入新闻系学习,入门课程是李岩老师的大众传播通论和信息文化概论。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被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班训所感召,加入了UPA(竺可桢学院公共管理强化班)。

新闻传播学和公共管理学,我几乎同时开启了两门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训练,也因此开始了往返两个校区奔波上课的日子。据我了解,新闻学专业不少同学都有辅修专业甚至双专业。压缩至两年的专业课学习时间,加上两个专业的毕业学分要求,令大三瞬间变成了高三。

大三开始,新闻系等文科院系的同学,要搬到曾经的杭州大学所在地——西溪校区,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大学生活。我们那届学生的宿舍区是在校外的西溪北苑。女生住的北苑18幢,有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葭若楼”。但事实上,西溪两年的学习生活,离轻松诗意实在相去甚远。

田家炳书院的密集课程,葭若楼的挑灯夜读,无数习作论文的轮番轰炸,大小团队协作的集体讨论,学科竞赛的绞尽脑汁,新闻实践的校外奔波,构成了这一年的主旋律。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仅在大三上学期就有十余门课程的考试和论文,真是苦不堪言。

然而,在这“苦”中,一种求知、探索的深层次乐趣也让人着迷。

新闻采访与写作和专业采访与深度报道课上,沈爱国老师通过丰富鲜活的案例和大量的实操演练分析,让课堂仿佛成为真实的新闻现场。

原以为枯燥乏味的新闻道德与法规课,在汪凯老师的旁征博引下,变得引人入胜,而自己写下的那篇讨论网络表达自由的课程论文,到现在看仍具现实意义。

赵晶晶老师的跨文化传播课,以其多年旅美的切身感悟和不同角度的扎实细节,给了我们全球语境下的传播视野。

还有新闻传播热点问题研究,引发了我对“大众文化”“中产阶级”等词汇的探究兴趣,并延续至今。

还有新闻名著选读,课程论文所写的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到今天都是我最熟悉的新闻学著作之一。

还有广告学概论,我们小组分析报告中的全新品牌“ME&CITY”,到今天也走过了十年发展历程,而课程中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对我现在的工作也影响至深。

还有为大家奠定理论基础的传播学、新闻学概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等课程。

当然,还有让所有同学近乎“谈之色变”的中外新闻史和专业英语(授课老师何扬鸣以严苛“挂科”著称,他也是我后来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作为一个强调实践的专业,我们的新闻学习除了在田家炳书院,也延伸到了校外。最典型的莫过于徐忠民老师的新闻摄影课和摄影技术课。2009年的春夏时节,杭州的LOFT49、西溪湿地、河坊街、中山路、中天竺、小西天、西兴古镇等地,都留下了浙大2006级新闻系同学采风的身影。

摘录两张当年的摄影习作报告剪影:

《青春之影》,2009年3月10日摄于杭州LOFT49(www.xing528.com)

“墙边的玻璃倒映出屋顶上同学们拍照的身影。有的正拿起相机准备拍摄,有的背着书包准备上楼去寻找风景,有的还在伫立观望……玻璃墙里,是我们姿态各异、青春动感的身影。影子苍白单薄,稍纵即逝,而我们的青春却是绚烂丰满、实实在在的。虚的影像和实在的青春,强烈的对比,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表现效果。”

同学少年时,亦动亦静间,大三飞一般地过完了。

这是新闻探梦的一年,是忙碌充实的一年,也是最接近我对大学的想象的一年。

“同学少年时,我们都一起踏着并不宽阔的路往前走。背着包,拿着伞,深一脚、浅一脚,谁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谁都可能路遇泥泞坎坷。但是少年时的同学情,却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拉你一把,如此自然,无须理由。”

《同学少年时》,2009年3月24日摄于西溪湿地

人生中有很多重要时刻,我们身处其间往往浑然不觉。

我不会想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实践,却是新闻梦醒的开始。

大三暑假,我从中国香港交流回来,进入以“新闻推动进步”为办报理念的青年时报社实习,并被安排在以时评特稿见长的《评论周刊》,走上最受推崇的“深度调查记者”养成之路。

整个实习经历不可谓不圆满:

第一篇深度调查报道《2,500万集体资产“失踪”前后》就拿到“月度好稿”嘉奖令;

实习不到一个月,就开始观摩、参与校稿清样等编辑工作;

实习期间认识的另一个实习生苑苑,至今仍是我非常珍视的媒体圈好友;

作为“唯二”的实习生,我们组织筹备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见识了中国媒体评论界最负盛名的机构和人物。我记得沈爱国老师是那届大奖的评委之一,而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郁建兴老师是“引领青年的力量”系列访谈对象,当时的专家评委吴晓波、曹景行老师,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有过多次接触。

然而,我在其中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惑与茫然。

真实的新闻实践告诉我,如果未来要从事媒体工作,继续在新闻专业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深造意义不大,能带来的可能只是技术的纯熟而非认知的领先。我愈发感到,纸媒的下滑之势已不可避免,未来媒体生态可能会发生巨大变革。幸运的是,我的辅修专业恰巧是公共管理。

2010年7月4日,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毕业晚会海报前,我班部分同学合影(右四为本文作者)

大四,决定毕业去向的时候到了。我在主修、辅修两个专业排名均有保研资格的情况下,选择了通过UPA进行公共管理的跨专业保研。

进入大四,在海外访学一年的班主任易容老师回国,讲授新闻名家名作。写课程论文时我放弃研究新闻史上的成名大家,选择了剖析国内的新闻人柴静。易容老师喜欢跟学生打成一片,我们班里不少同学都去过她家,吃过她做的一手好菜。2010年3月,在班长陈小向的组织下,我们还一起去给汪凯老师庆祝乔迁之喜。

与易老师不同,我的毕业论文导师何扬鸣老师属于不苟言笑的“冰山”类型。我的毕业论文避开了那一年超级火爆的“校内网”社交网络服务选题,“自虐”地选择了极为冷门的新闻史方向——《申报》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探析,并以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报道为例。无数个埋在西溪图书馆民国馆故纸堆的日子,写就了跟新闻系道别的文章。那时候也并不知道这篇道别之作会成为百篇特优本科生毕业论文。

我现在在互联网行业,从事着与新闻不相关的工作。当初新闻学专业的同学大多也如此。

当年班里去过地震灾区采访,进过南方报系工作,最有“新闻人”气质的班长小向,刚从浙江日报社出来,进入了一家区块链创业媒体。

当年不少老师,对我们这届压缩得不能再压缩的专业课程安排颇有微词,认为如此培养出的学生基本功不扎实。如今我们的职业路径,不知是否算是老师们的先知。

当年在“评论大奖”中获得年度媒体奖之一的《东方早报》,已于2017年1月休刊,原有的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功能,转移到了澎湃新闻。还好《南方周末》和《新京报》还在。

变得太快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整个媒体环境和这个时代。

然而,我内心却深知,那些年的新闻学习,已经如同基因刻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不可抹去的背景色。

我后来无论是做战略规划,还是做市场品牌、政府公关或产业营销,任何一条线的工作,无不得益于我的新闻训练。研究生阶段课题登上《浙江日报》的时候,工作后写产业白皮书在《新闻联播》播出的时候,自己亲自上阵推广的产品植入CCTV-1综艺节目的时候,作为新闻人的肌肉记忆就会被唤醒。团队的小伙伴里,有新闻系背景的也一直占据稳定比例。

我身边的新闻系朋友,也大多如此。

小舟从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管理专业毕业后,在美国、加拿大都工作过,现在兼职搞了个公众号“多伦多吃货小分队”,像模像样。

越来越美的上海妮子姝铭同学,从SMG旗下的时尚栏目记者,华丽转身为给自己打工的时尚主播,粉丝众多,有声有色。

跟我一样留杭发展的小富同学,一直在国家电网从事品牌工作,经历项目无数,与浙大新闻系有诸多合作,一步一个脚印,越走越广。

更不用提那些一直坚守在媒体领域的同学,在浙报集团的、在澎湃新闻的、在果壳网的和在杂志社的等等。无论在哪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深切关注从来都不会改变。

前些日子,有两篇文章在我的朋友圈里刷过屏。一篇是《一篇稿子成就了这个人,也让他有机会离开这一行》,另一篇是《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

我当时写道:“媒体人出走媒体,寻求意义变得没有意义。难以想象十年前的自己也曾怀抱新闻理想。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行文至此,依然没有答案。但我相信某种理想会像种子一样,一直深埋在所有曾经、现在和未来,行走在新闻之路上的我们和你们心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新闻梦。

牟茜,浙江大学新闻学专业2006级本科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生,现供职于互联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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