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开办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愿诗和远方碾压一切苟且

应晶辉

今年是浙江大学新闻系建系60周年。我毕业已经十年了，仍感觉一事无成。在校时，总是吐槽我校各种毛病，离开后却常常想念。时间越久，对母校的感怀便越多。

我是一个在小城镇长大的孩子，所见所想都有局限。在浙大的四年，我的视野和心胸，第一次实现了质的飞跃。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们，带来无限的文化融合；“文理工医艺”课程汇聚，想学什么知识，尽可自由选择。

在西方哲学老师的启蒙下，我走进浩瀚的哲学世界。课堂上，老师畅快淋漓地讲着，坐在第一排的我，充分体验到老师的“放浪形骸”。下课后，泡在图书馆里，研究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薄薄的书页翻了一整天，感受到一种虽然模糊却极其强烈的冲击。

别人都说学乐器要从小开始。而我在大二那年，才选了小提琴课。优雅的老师说，同学们，这辈子你们都不可能成为小提琴家了，因为一年的课程之于音乐家的意义，不过是厚厚的书籍扉页上的几行字而已。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音乐的距离会异乎寻常的接近。好多个夜晚，我站在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和东教学楼之间（因为我的室友已经不堪其扰，将我逐出宿舍），激情澎湃地拉着我的《小星星》，发出锯木头似的狂躁之音。我终于知道，音乐并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它可以属于我，它，是我的心境。

我还学了一年日语。老师的发音非常动听。如何形容呢？就是略带磁性而又一尘不染，走路、做事、说话，从来都是徐徐而就，从容笃定。朴素的装扮，温柔的声线，使得我毫不费力地连续两个学期考了全班第一。清晨的启真湖畔，雾霭蒙蒙，我和白鹭还有跳跃的小鱼儿一同晨读，那时光美得不敢回忆。

2006年，我和一群素不相识的同学，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暑期交流。我们走遍了加拿大，一起上全英文的课，一起迷茫听不懂。带队的老师，心血来潮给我们做回锅肉大餐，让我第一次尝到“郫县豆瓣”这一世间美味。老师特别节俭，白馒头和绿豆汤可以吃一周；在烈日底下暴走数小时，就为了省几元车费；带我们去“一元店”挑选纪念品……我们都超“嫌弃”他，也超爱他。回国后，我曾去老师家里串门。那是一间只有几十平方米的老房子，我终于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擅长精打细算了。

在西溪，我终于开始正儿八经地学新闻了。阴森森的图书馆，吱嘎吱嘎的木楼梯，积满灰尘的旧报纸，组成了我记忆的碎片。新闻评论课，我交了一篇关于演员和导演性交易的评论文章，被易老师骂得狗血淋头，我却丝毫没有悔改之心。毕业后和易老师在网上相遇，依然聊得尽兴欢畅。跟着忠民老师跑街摄影，照片拍得很差，西瓜吃得特爽，虽没有摄出别人的灵魂，但自己的灵魂（和胃口）得到了提升。

大三因为准备出国，于是开始发力念书。“夏天喂蚊虫，冬天冻成狗”的自习室，可还记得我这条好汉？通过努力学习，我考了第三学年的全专业第一，拿到了国家奖学金。系里说一等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不得兼得，但我还是拿到了八千块。2007年的八千块啊，可以算是一笔小横财了，本来说要孝敬爹娘，结果全数请客花光。(www.xing528.com)

西溪的草地，跟紫金港没法比。或者，西溪有草地吗？我只记得我们曾在仲夏夜弹着吉他唱歌。吉他太好听了，我也唱得独一无二。这个校园里，有人接吻，有人裸奔，有人创作灵感犹如泉涌。除了不记事的童年，在浙大的四年，恐怕是我人生中最自由散漫的时光了。用我们的方言讲，我就像一头放山的野猪，撒欢儿地疯跑，肆无忌惮，毫不畏惧。这其实才是大学给予我的最珍贵的留恋。

朱淼华老师，圆头圆脑，红光满面，经常穿十元一件的同款T恤。他的西方艺术史课，堂堂爆满，我从来都没能选上，每次都是旁听。有好几次，我都是从紫金港骑车赶到玉泉校区去听，到的时候已经没座，只好站在最后一排。老师的贫困潦倒，众所周知。十平方米的筒子楼里，四面墙上放满书和CD，一席窄窄的床，一张小小的桌，一个人笑看风云。多少年过去，我至今仍很疑惑：物质在精神面前，真的可以如此不堪一击吗？还是，财务之自由和思想之无瑕，永远不可兼得？

2010年，我在美国，听闻朱老师在课堂上中风倒地的消息，看到新闻里老师躺在担架上虚弱的神情，心中十分悲痛。我和朱老师的通信也因此中断。当时的我忙于恋爱，忙于生计，未曾加以找寻。后来，我常常流连于美国的美术馆。每一次看到老师当年曾分享指点过的画作，都会思绪万千。这一幅幅的色彩笔墨，历史、宗教、哲学、情爱的互相交错，是我内心不可侵犯的净土，也是我了解世界、探问人生最原始的方式。

老师说“爱，是温柔的怜悯”，是怜悯不是同情，是温柔不是悲切。看画时，我心里涌动的就是“温柔的怜悯”。

愿诗和远方碾压生活的苟且。

愿强大的精神战胜一切虚荣。

愿爱永恒。

应晶辉，浙江大学新闻学专业2004级本科生，现旅居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