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我的大学

俞淑远

和许多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读完本科，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求职大军中寻求更好、更高的发展，我毅然北上攻读硕士学位。然而，每当提起我的大学，脱口而出的依然是浙江大学。我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浙江大学新闻系“嫡系部队”的一名新闻战士。虽然，毕业后我并未从事新闻工作。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每一寸土地都是日新月异的，我求学的2000年至2006年，变化更是翻天覆地。2003年4月，中国遭遇了“非典”，那是一件令我至今想来仍不免扼腕痛心的大事。它对中国新闻界的影响，也好似平地惊雷，由此中国建立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它对我的震动，更如电照风行。当时，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记者王志专访临危受命的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客观告知北京“非典”疫情，一句“军中无戏言”，用企盼已久的真实信息，安抚了恐慌至极的中国人民；王志还采访了一直说真话却无人理会的钟南山，回答了“非典”究竟是什么，威力有多大，传染渠道是什么，应该如何预防等问题，从医学角度平复了中国人民忐忑的内心；《新闻调查》记者柴静走进“非典”疫区，带来了《非典阻击战》，用电视镜头展现了医院的“非典”病房的真实情况。

其实，200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才刚刚开播，但是电视镜头所独有的影响力，为全国人民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新闻真相。记者们不畏强权、不惧艰险、不顾安危的敬业精神，也给新闻系的学生们上了一堂最好的新闻专业课。

记得那时，在新闻学概论课上，主导的新闻学理论是“社会责任说”。走进“非典”疫区的记者们，用惊心动魄、铿锵有力又效果非凡的新闻报道实践，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才是新闻学的“社会责任说”。那一刻的我，对所学的新闻专业无比敬仰。于是，2004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我怀抱着崇高的新闻理想，来到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专业继续学习。(www.xing528.com)

然而，两年后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时，我离开了挚爱的新闻行业。那时的我，沮丧至极。离开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新闻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责任说”已然被“商业化”“娱乐化”和“收视率”全面取代。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录制现场，我在面对“死磕”三天，终于被我“追求真相的精神感动”，从云南赶来参加节目录制的新闻当事人，思考这一期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时，突然开始彷徨和疑惑，因为那些为了追求收视率和节目收益的新闻内容已经变了味。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离开了求学六年的新闻专业，放弃了耀眼如灯塔的新闻理想，我时常陷入无尽的悔恨、遗憾和自责之中。如今进入而立之年，心绪也渐渐平复。这一次我接到母校沈爱国老师的征稿启事，回想在校时光和此后走过的职场道路，不禁感慨万分。我终于明白，我依然是浙江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因为在那里，老师们教给我们最重要的追求，就是坚持探求事情的真相。那份“新闻人”特有的理想和执着，依然流淌在我的血液之中，支撑、指引着我勇敢地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正如梁漱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所言。

俞淑远，浙江大学新闻学专业2000级本科生，现供职于海关总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