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新闻系建系60周年，致富之路与美色征服

曾唯潇

时间给所有的过往都打上了坐标。

2018年，我的母校浙江大学的新闻系建系60周年。

而今年的7月19日，是我38岁的生日。

19年前，我从浙江南端的小海岛出发，坐了8个小时的大巴，到了西溪校区的门口。那一年我正好19岁。

感觉岁月在冥冥之中劈了非常均匀的一刀，堪堪把我截至目前的人生分成了两段。

写到这里，感觉自己要开始写“我的前半生”了。然而事实上，我想写的是“致青春”，但好像也并没有洋气到哪里去。

呃，其实我的青春记忆已经模糊了。让一个生了两个娃、记忆力堪比鱼类的人去回忆19年前的日子，真是痛苦啊。

但尝试让自己在鸡飞狗跳的中年生活里沉静下来，回想在母校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脸上还是忍不住会露出久违的少女般的微笑。

1999年入学的我们，对于学校的名称，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那时候人们还习惯称呼西溪校区杭州大学，尤其是出租车司机。

只要一听到“杭大”，我就非要倔强地辩解一句：“我们是浙大，浙大1998年四校合并了，侬晓得吗？”

等到毕业工作了以后，大家开始习惯说浙大西溪校区了，我却不由得要补充一句：“就是原来的老杭大。”只有接受了从杭州大学到浙江大学的一脉相承，才能体现我们新闻系的文化自信。

2015年，新闻系曾经在隐居西湖杨梅岭会所举办了一次聚会，毕业多年的我，在那个灯火阑珊的夜晚，见到了许多原来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师兄、师姐、师弟和师妹。那一刻，内心的归属是清晰而坚定的。

今年，我经常带娃去紫金港玩耍，孩子在大草坪上奔跑着问我：“妈妈，妈妈，这就是你的学校吗？”

我总是骄傲地回答：“正是，正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个校区都是我浙大。

很奇怪，十几年前我们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裕，可能是钱都花在了“刀口”上，想起那些年吃过的食物，饶是现在见多识广了，也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对的，“刀口”其实就是口腹之欲。

大一的时候，西溪路还没有改造拓宽，窄窄的街巷一到晚上就摆出了热闹的夜市。冬天的时候灯影憧憧，人影绰绰。买一碗热乎乎的黑芝麻糊，就可以高高兴兴地逛一路，全然不顾吃相。

校园里，食堂有好几个，最远的在北门。虽然从北门到南门的路程并不远，但吸引力似乎也不足以让我多走那么三五步。倒是北门外的胖子烧饼，薄的脆，厚的韧，隔三岔五，我就要过去买两个“续命”。还有马塍路的“外婆家”，那时候还是一家普通的面店，不普通的是，它有一道18块钱的骨头煲，味道和分量都堪称“业界良心”。

隔壁寝室的小林说，第二食堂过道里的炸里脊就足够好吃了。想不通大家为啥要舍近求远，兴师动众地去远处觅食。李双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句话后来成为我们追求更好生活（食物）的标准口号。

人的记忆很有意思，感觉几乎都“断片”了，但是一回想，有些人第一次见面的定格，即使放大N倍也还是很清晰。沈爱国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纵然过去了十几年，沈老师身着一袭黑色风衣走上讲台的那一刻，好像就在眼前：衣袂飘飘，回眸一笑，帅出天际。那天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课，什么“猛男救困男”，什么“人分三种人”，同学们风吹麦浪一般地笑倒一大片。

还有温文尔雅的邵志择老师、粗犷美系的徐忠民老师……为什么我对男老师的印象都如此深刻？可能是当年无处安放的荷尔蒙严重影响了记忆的留存吧。我们系女老师个个温婉优雅，气质和颜值俱佳。尤其是我们的班主任易容老师，十几年后还像我们入学那年一般热情洋溢，既有严谨的学者气质，又有孩子般的纯真善良。

对了，还有个性鲜明的何扬鸣老师，在印象中他对穿着不大在意。因为他力挺百事可乐的品牌宣传，我和“死党”林小佩在上课时，破天荒地抢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然后在桌面上郑重其事地摆放了两瓶红到耀眼的可口可乐，以此表达我们的品牌忠诚。(www.xing528.com)

这种“我有我的立场”的做法，现在想想，还是蛮有我系风采的。

我系最大的福利，除了老师养眼，还有致富秘方。

我是从大二开始到报社实习的，大部分同学应该都和我差不多。到了报社，就真正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记得我所在的钱江晚报社，每写一个头条100元，一个边条60元，一个“豆腐块”30元，整版300元到400元不等。发奋的时候，熬个通宵，可以写三四个整版，一个月能赚四千块钱的稿费。要知道，那可是2000年前后，10万块钱就可以在城西买套房。可惜，那些一平方米一平方米的钱，都被“一夜暴富”的我们挥霍到吃喝玩乐上了。

因此，仗着这条致富之路，我们新闻系在众多文科专业里，优越感十足。

但其实，谁写谁知道，写稿的日子是多令人焦虑。

单说采访，我印象中有一次去吴山采访一个下岗女工。去的时候骑了半天的自行车，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不见了，我愣是走路回到了西溪校区，横跨了杭州城。虽然如此，体力的苦都不以为苦。刚实习的时候，因为采访不充分，稿子写得不尽如人意，彻夜修改的时候，才是心累。

我的拖延症，可能就是在长达数年的实习期间被慢慢治愈的。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一篇报道不能按时交差，是有可能“开天窗”的，而天窗这种东西，是我新闻系人决不能忍的。

作为一个各方面都平平的人，我的青春乏善可陈。但是再普通的姑娘也会有真爱，而我的真爱们，有70%来自我的大学。

我所在的131寝室，虽然没有像隔壁的129网红寝室“从少女到妈妈，一年固定聚一发”那么感人，但微信群名“一生一世”取“131室”之谐音，我们在里面偶尔回忆，偶尔晒娃，偶尔斗嘴，偶尔互吹，做一群塑料姐妹花，也是很来劲的。

还有开学第一天收拾好床铺就串门到我寝室、带着我去吃棒冰的糜利萍，毕业后同居数年、换着花样喂我、并成功改变了我海鲜过敏体质的小林。我们仨后来都在34岁生了娃，因而组了一个微信群，名叫“老来得子”。

怎么大家都是用吃来征服我的呢？

不、不、不，还有用美色征服我的林小佩。在观察了我一个月之后，她送了我一套贝克汉姆的海报，一举将我拿下，成为我铁得不能再铁的“死党”。两个人勾肩搭背去图书馆看周星驰的《回魂夜》，去之前以为是喜剧，回来后瑟瑟发抖地合睡在一张70厘米宽的上铺，一宿没合眼。我俩跟踪在“世纪之光”雕塑前面约会的同学，为避免被发现，匍匐在草地上，半天不动弹。

哎，什么叫“回忆杀”？就是一回忆便发现，原来这些碎片都没有消失，而是悬浮在大脑回路的深处，一闪一闪发着光。

还有完全因为“臭味相投”而一见倾心的学姐李君娜。记得我和她生命中的第一次交会，是我苦心编撰了一个如何感冒的理由，请假不去参加她任副部长的社团活动，结果收到回复短信：“你这编理由细致入微的风格，和我一模一样。”从此我们便成了一对“话不用说出口，就知道彼此想什么”的铁闺蜜。

2018年7月底，我去普吉参加了君娜的婚礼，心情十分复杂，仪式中居然忍不住红了眼眶。她说，所有的等待，都有美好的意义。

你们就是我大学生活里最美好的意义。

1999年，入学后的第一堂大课，是彼时担任系主任的黄旦老师给我们上的。后不多时，他就去了复旦大学。

我曾经一度很向往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一次吃饭时碰到吴晓波，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我说：“浙大，但是我很羡慕你毕业于复旦。”

他沉默了一下说：“马云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杭师大。”

我羞愧无比。

回家之后我思考了很多。我的母校教会了我看似无学、实则包罗万象的职业技能，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的十几年里，在杭州乃至更宽广的媒体圈里，她给予和造就了一个大家族式的包容与联通。在浙大新闻系就读的七年，是我此生中最坚实、最显耀的一段路程。它给了我来处，亦决定了我的去处。

曾唯潇，浙江大学新闻学专业1999级本科生，2003级硕士生，现供职于政府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