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个第一次-浙江大学开办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

胡双

离开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那满是青草香的大门，已经第15年。离开自己的家乡杭州，也已经第16年。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系统、沉心静气地回忆大学时光。当爱国老师发来约稿的微信时，我在义不容辞间，却忽然有些踌躇——一下子似乎什么也记不起来，搜肠刮肚一番，却又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但一种熟悉的气味和朦胧的光影，却似乎一直在眼前升腾：那是一种青草香，浓郁地弥漫在蝉声里；那是一股肥皂香，淡淡地飘荡在笑声里；那是一袭油墨香，悠悠地飘忽在姑娘半湿的发梢间；那是一盘小炒的油火香，暖暖地扑鼻在誓言和壮志间……每次回杭州，路过天目山路的校门，经过文三路的北门，走进西溪或玉泉校区，每次见到同学，拨通电话，都会有这种升腾反应。

一切记忆，似乎总是最初的那一下令人印象最深。索性我就从最初的记忆开始搜寻，看看这些气味和光影能否越来越清晰。

第一次写下“新闻系”三个字，是在填写我的保送志愿单的那个清晨。我和父亲已经枯坐了大半个夜晚，晨光熹微。作为一名保送生，我原则上可以填写浙江大学任何一个专业并且确定会被接收。父亲想劝说我再考虑考虑，因为我执意要填写他认为就业面最窄的新闻系，更选择了专业方向更为特殊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我从小就想做电视，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当时身体素质欠佳的我，看着电视上奥运会的转播，看着国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幕，热泪盈眶。想要亲历这个大时刻的冲动，居然在这么幼小的心灵里油然而生。身体不好的我，想要参加奥运会完全没可能，但场边的摄像机让当时的我十分着迷。只要有大事发生就一定会有电视在——我要做电视。

我童年的最大快乐、想象力最初的萌发、所有美梦的源头，似乎都来自电视魔盒里的光影和剧情（“魔盒”这个词，我似乎是后来在朱菁老师的电视新闻课上第一次听到的）。于是在之后的小学和中学的求学路上，我一直在担任组织文体活动和宣传工作的班干部，方向极其明确地走着。不清楚父亲是否知道我的心路历程，他只是觉得，如果毕业进不了广播电视台，能干什么呢？但父亲一向支持我的选择。记得是早上八点半，我把“新闻系广播电视专业”几个字一笔一画地写在了第一志愿上。第二和第三志愿记不清了，可能三个志愿填的是同一个专业，以此铭誓；也可能填了其他两个专业，以权衡老爹的意见。不管怎样，那一刻是我人生迄今为止最果断最清楚自己要什么的时刻。

第一次走进校门，是到校报到的日子。记得校门似乎半开着，迎面走来一位靓丽的长发师姐，穿着碎花的长裙，婀娜地走出校门，打车而去。当时我就觉得选对了校区！来到寝室，已经有两位室友先到了。一位内向，名叫俊华，理了个小平头——这也成了日后他的绰号；另一位外向，名叫冠中，热情地自我介绍并且嘘寒问暖——当时不知道，他日后将成为每晚寝室熄灯后的“卧聊会”主持人。

记得床铺是根据学号顺序排列的。我们刚刚安顿好，一对年轻的父母拎着大包小包来到寝室，风风火火，身后跟着一个特别瘦的男孩子，戴着一副特别黑的墨镜，戴着似乎比头还大的帽子，一手握着冰棍儿，一手插口袋。他叫振华，住在靠窗的上铺，年龄比我们都小，但脑子极其聪明。不过，谁也没想到，他日后的鼾声会那么如雷贯耳。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日后每个清晨他的床上都会多出一堆东西，从纸团到毛巾，从胶带纸到充电器，甚至还有手工剪刀——不管我们扔上去多少东西，他的鼾声从来雷打不动。就这样，502寝室的广电新闻专业“四大才子”算是悉数到齐了。501寝室还有“八大金刚”，这个放在后话。

同班同学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小教室里。忘记了具体在哪个教学楼，只记得阳光晒进窗子，个个脸上都是金光。尤其是一位名叫徐帆的男同学，戴着当时特别时髦的框架眼镜，在白色T恤外穿了件奥兰多魔术队的篮球背心，长得特别像小号的演员邵兵。班主任吴红雨老师是那么年轻，后来才知道她刚刚研究生毕业。她开始逐一点名，并宣布最初指定的班干部都是谁。但听到最后，也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更别提进入班委了，这让一直担任学生干部的我还有些“失落”。一结束我就去找了吴老师，吴老师也正在纳闷怎么班里多出了几个人，后来发现是因为保送生档案还未发送到院系，因此连班主任都不知道还有我们的存在。

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女生也同样没有被点到。她也是保送生，不过不是来自浙江省，而是从北国哈尔滨远道而来。当时不知道，她未来竟成为我的女友，我会差点成为哈尔滨的女婿，在这之后的八年，我们会改变彼此的人生。

我请班里全体男生吃的第一顿大餐，发生在开学后的第一周。我随口一说“请大家吃饭”，没想到11个男生全部响应。当时我饭卡余额快要见底，但仍打肿脸充胖子地和兄弟们走进男生宿舍楼门前的食堂三楼。当时点了一整桌子菜，总共花了75元巨款。记得那么清楚，主要是因为当时饭卡里刚好只剩七十五元两角。

慢慢地，我和501寝室的诸位兄弟也渐渐熟络起来。让我记下这“八大金刚”：朱贤勇、王亮、徐帆、徐寒、林秀贝、潘毅、史一方、沈亮。加上我们502寝室的胡冠中、陈振华、胡俊华，这些兄弟，不管天南海北，直到今天仍彼此联系着。在迎新晚会上，频小波、徐帆和我翻演了何炅当年成名的小品《如此推销》，我演卖鞋垫的，徐帆和频小波演主持人，记得当时演出效果特别好，赢得了阵阵掌声。小品里我用的道具手机，是郭男的诺基亚8850全金属滑盖手机，可是当年最高档的，上场前我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给摔了。(www.xing528.com)

我参加的第一个社团是校广播电台。当时的我幼稚又傻气，因为没有成为班干部，就一心要在“学校”范围大干一场，以显示自己的能力。西溪广播电台似乎是我不假思索地做出的第一选择。当时没有校电视台，要有，我肯定第一个去报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如愿被录取。校广播电台位于图书馆的顶层，我每次上楼都会路过竺可桢校长的头像和警语，于是就感觉那里更加神圣。那儿像另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大家庭，家庭成员中一半以上都是新闻系的同胞，赵瑜、王倩、王申、周新、褚可非等师兄师姐，个个多才多艺，都是我们的前辈和学习榜样。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欧美流行音乐节目，名字忘了，如果没记错是在周三傍晚播出，和王申一起主持录制。记得第一期播出的时候，我走遍了校园里每一处广播喇叭，记下了最好和最差的收听位置。我当时还特别“跳脚”，想找有关部门修修老迈的喇叭。广播电台的锻炼机会是宝贵的，不仅仅是学以致用，更是提前学习、用以致学。还有重要的一点，广播站的播音室是有空调的，一个黄白色的奥克斯牌空调，应该有1.5匹以上，成了我们这群人夏天的福音。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日子是那么快乐和单纯，有过特别多的故事，尤其是在同系的同学们之间，那些故事无法一一尽数。我在大二时有机会成为浙江广播电台音乐调频的主持人，也与这段经历息息相关。

新闻系的老师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有风度，其次是个性鲜明。记得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新闻基础知识”，邵志择老师总是儒雅地推一推眼镜，如同琼瑶剧的男主角。胡晓云老师的广告课，总是单刀直入，干净利索，很有力量。她还经常给同学们上台阐述观点的机会，在她的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可乐只是一罐糖水，它的价值在于营销。李岩老师是我毕业论文的导师，是地道的北方人。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爽朗，但眼神里也保有着一份南方人的温婉。说起沈爱国老师，还未上他的课，就已经听到了他的传说，亲临他的课堂，很少有人逃课。他讲课从来不空洞乏味，常常让我们心潮澎湃。记忆中，爱国老师斜靠在讲台上，在重点的地方着重地一挥手，好像一位媒介“大佬”，集指点江山的豪气与挥斥方遒的霸气于一身。直到今天，爱国老师仍是很多男生的榜样，更是女生的偶像。我一心想成为主持人，而第一次真正接触这个专业，是大二上了俞虹老师的广播课和普通话课以后。这位普通话无比好听、风度极其优雅的老师，给了我很多指导和鼓励。当时并不知道，我之后的职业道路、学业机缘乃至我的人生方向，都将与这位老师密不可分。

新闻系，决定了我的人生。

还有太多的第一次，无法穷尽。而我的人生，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第一次间被渐渐确定。记忆已不够清晰，估计还掺杂了很多臆想的记忆。但有一点越来越确定，这四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决定性的。田家炳书院的课桌，世纪之光下的青草气，图书馆四楼的录像租赁室，女生食堂的大块红烧肉……一草一木，一楼一角，一人一事，都造就着今天的我和我们，暗藏着通向未来的魔力，更有一丝一想起就令人汪然欲涕的乡思。只想回去，重新经历这一个又一个的第一次，把没有珍惜的补上，把值得珍惜的记忆，把那些没有好好听的课重新听一遍，把所有值得读的书静静读一遍。

记得大一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八点多，我们寝室的门被轻轻敲开，一个戴着眼镜、穿着灰色夹克的小伙子站在门前。他说，他是我们的师兄，毕业几年了，当年就住在502寝室，今天特别想回来看看。记得他环顾了一眼寝室，然后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了许久，不知何时离开。

14年后，我们回校纪念毕业十周年的那天，12个男生回到宿舍楼，想要再看一眼501和502寝室，但宿管大婶儿没有让我们上去，特别遗憾。

新闻系是我们第一次上的大学，新闻系更是我们唯一的青春。

胡双，浙江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999级本科生，现任中央电视台制片人、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