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新闻教育60周年纪念文集：拾忆幸运时光

顾杨丽

小时候写作文，总喜欢用“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开头，直到要写一篇回忆20年前大学岁月的文章，才恍然体会到所谓“时光飞逝”是如此真切。于是，借着与老友重聚畅聊，与爱人深夜共叙，一起翻起旧物、旧照，我开始拾忆起20年前的点点滴滴，一种甜蜜的味道在思绪中蔓延。

说来，我与新闻系的缘分，或许是一份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本硕博求学11年，两份校园报刊的负责人，一位爱人，与新闻系的渊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我就读新闻系，就是一场偶然的缘分。1998年高考还是实行估分制，即在不知道自己考分的情况下盲填志愿，因此，填志愿简直就是人生的“豪赌”。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媒体人如星光般闪耀，在电视中成长的我对白岩松、杨澜有着莫名的崇拜。我坚定了自己选择新闻专业的决心，但是报哪个学校，我和父母却有不同意见。他们力主我报考复旦大学，离家近、学校名气大，但是能否进新闻系却不一定，而我宁愿选择更稳妥的杭州大学新闻专业。最后，我抛了一枚1996年版的一元硬币，如我所愿报考了杭州大学新闻专业。人生的轨迹，便就此定下！回想一切的缘起，竟然是那么的奇妙。

1998年，浙江大学处于四校合并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拉着行李箱去学校报到，在校门口“浙江大学”四个金色大字被红色的绸布盖着，如同娇羞的新娘一般。我们发到手的学生证、校徽上，都已经写着“浙江大学”。一开学，我们便见证了潘校长、张书记在开学典礼上正式宣布浙江大学成立的一幕。我当时心潮澎湃，犹如见证大新闻一般，更是觉得自己选择新闻专业是无比正确的决定。我们能记录历史时刻，我们更可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种专业的热情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虽然四校合并给新闻这样的文科专业带来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但是我们确实幸运地赶上了新闻系教师的“黄金时代”。金庸先生是我们人文学院的院长，学院党委书记是张梦新老师，系党总支书记是张英华老师，一批德高望重的学院和系领导支撑起了我们这个系。当时很多课程的任课老师就是教材的作者，邵培仁老师的《传播学概论》、黄旦老师的《新闻学概论》……一批最优秀的学者直接给我们授课，学者的风范感染着我们；新闻系的四大青年才俊：吴飞、沈爱国、邵志择、潘向光，支撑起我们对“新闻编辑”“新闻采写”“新闻伦理”“广告概论”的基本认知，也撑起了我们的专业入门课和职业理想；新闻系美女老师们的课又丰富了我们的学理，拓宽了我们的知识面：徐敏老师的“社会学”、胡晓云老师的“广告创意”、朱菁老师的“电视新闻”、李岩老师的“广播新闻”、俞虹老师的“节目主持人概论”、毕玲蔷老师的“中外新闻史”……多年之后，各位老师可以说是我当之无愧的“良师益友”。

20世纪90年代，正逢纸媒的“黄金时代”，1999年《都市快报》创刊，之后快速成长为杭州市场上一份销量超过80万份的都市报领军者。国内纸媒更有《南方周末》无法复制的辉煌，多年之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99年《南方周末》那篇新年致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新闻专业持续大热，当时，我们一个新闻学本科班有51名同学。选择新闻专业的正确性，在我们入学的第二年又一次得到印证。1999年5月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轰炸，新华社邵云环，《光明日报》许杏虎、朱颖两位驻地记者殉职。以未来新闻人自居的我们，按捺不住激愤的情绪，那一夜，学校通宵供电，我们彻夜不眠地完成了大横幅的创作，清晨几乎全校的大学生一起走上杭州街头，开始了一次难忘的、合法的学生游行。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新闻专业学习和校园报纸的实践工作中。

当时校园里有两份学生报纸《杭大青年报》和《杭大学工报》，4幢219寝室的八位美女，都热情地参与了两份报纸的工作。寝室的两大美女班花韩璟和君娜，加入了《杭大学工报》编创团队，人脸识别超强的金冉、写得一手好字的沈丽、强势的美女班长林丹也在《杭大学工报》工作。而相对平凡的我和邱芳、唐晓慧，在团委机关报《杭大青年报》工作。在篮球场边上的小平房里，我们认识了1997级的陈炜、徐捷、陆勇锋等一批优秀的学长，一起参与校园新闻的采写、评论工作。

不久，秉承“求是创新”的校训，《杭大青年报》更名为《求是青年》。作为学校的团委机关报，每月一刊，从4个版扩展到8个版，我们忙碌地穿梭在四大校区的各个角落。在报社实践一年后，我成为《求是青年》的副主编，和同班的顾大炜同学一起负责报纸的日常策划、采写、审稿、编辑等工作。

校园恋情是我重拾大学记忆的重点，请允许我开启一路“撒糖”的回忆。2000年的春天，就在《求是青年》报社里，我遇到了生命中那个“对的人”。若干年后，回忆起当时的第一次见面，郭伟龙都能娓娓道来：那天，小平房里我的站位、我那天毛衣的颜色以及我那一脸正经严肃的神情……，而我却难为情地摇摇头，无奈地表示，我都忘了……他说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给我们的相遇打上了“一见钟情”的标签。

郭伟龙是1999级广告班的，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他怎么认识我的呢？因为他在一个跟新闻班混合的寝室里，常常听1999级的陈文、费栋说起《求是青年》里有一个“母老虎”。当他以一个广告人的身份加入报社，正值报社开始进行市场化尝试，准备拉广告赞助之时。那一年招新，徐庆把他吸纳到报社的团队中来。当然，他也没有想到，他会是那个驯服“母老虎”的“英雄”。

那年5月，春暖花开，我们在操场一圈又一圈地漫步，探讨着报社的市场化开拓之路。我们在图书馆“偶遇”，在田家炳自修教室里不断“邂逅”，就这样，我这个慢热的人，终于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阳光、帅气、有想法的小学弟，其实不止是在跟我谈工作。5月28日，《求是青年》报社聚餐，他帮我挡了两杯酒，在大家喝得有点多的时候，他突然带着一大束红玫瑰出现在我和众人面前……(www.xing528.com)

对于这位小学弟，我的内心一开始是拒绝的。寝室里的诸位都打赌他追不到我，可惜，我有点不争气，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心就沦陷了，而且无法自拔。这之后，无论是4幢楼下、一食堂、三食堂，还是田家炳、东横、教学主楼，还有那世纪之光的草坪上、小树林里，总之，在西溪校区的各个角落，多了一对甜得发腻的小情侣。从一开始的羞涩扭捏，到一束束的玫瑰百合、一大串的气球，从每天帮我们寝室打四壶开水，到坚持陪我晚自修，我们手牵手漫步校园，遥望星空，畅谈古今。

一年后，《求是青年》报社搬到了东横，我也成为《求是青年》报社的第一任社长，而他是副社长。报社的广告风生水起，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活动经费，报纸的印量也不断上升。

由于报社工作、学习和恋爱的多重忙碌，我不小心成了室友嘴里“有异性没人性”的那个傻妞，跟寝室、跟班级同学都有一定程度的游离。现在想来，应该自我检讨一下。那时“爱在杭大”也是西溪的标签之一，校园里情侣出双入对，也是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啊。

大四时，寝室同学多数都开始了考研的征程，我也是其中之一。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我们几个人霸占了自修教室的固定座位，郭伟龙也是一名每天附赠不间断热水的陪读。也许是“红袖添香好读书”，我竟然考出了409分的高分。后来，我们寝室里，金冉考上了清华，韩璟考上了复旦，我和君娜考上了本校，219室也不愧为“学霸寝室”了。

在研究生阶段，学业相对轻松，我被研工部老师召唤去主编《浙大研究生报》，成为该报第四任主编。当时报社办公室位于玉泉校区永歉学生中心，我们参与了学校各种大型活动的报道，比如每年的登攀节、研究生会活动、就业讲座等，同时我还担任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忙得不亦乐乎。而郭伟龙则被15幢研究生寝室的美女们唤作“龙哥”，他时常出现在我左右，总是给我提供各种“后勤保障”。他时而化身我们寝室的外卖小哥，时而又骑着自行车来玉泉校区接我，偶尔还客串一下校园活动报道的幕后策划。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受我的影响，成为《东方早报》浙江记者站的一名记者。

恋爱长跑六年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从校园情侣到夫妻的角色转换。我也成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一名教师。

2009年的春天，我已经怀了兜兜，怀孕四个多月。之前报名参加博士入学考试，但是我心里挺没底的，考试当天早上，我还想放弃。龙哥说，他和宝宝陪我一起去考试。于是，我和肚子里的兜兜在紫金港的教室里奋笔疾书，他在教室外的草坪上晒着太阳，美美地睡了一觉。至今说起，我是博士，他是学士，他会不会自卑？他可是很自信的：如果没有他的陪伴，怎么会有我这个博士？！也许是他和宝宝带给我好运气，我竟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大学的传播学博士。吴飞老师也成为我的本科班主任、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的“一贯制”恩师。

剖宫产下兜兜还没满月，我便来到浙大报到，开始了多重身份兼具的、辛苦的博士攻读征程。然而现在想来，似乎也并没有那么苦了。而此时，4幢已被拆掉，校园里的景物都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四年后，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没有兴奋、没有离愁，只与老公一起小小庆祝了一下。浙大，为我漫长的求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总是觉得时间的脚步越来越快，还来不及感慨，一转眼，女儿都上小学四年级了，我们结婚12年，恋爱18年，我大学入学已整整20年了。

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四年博士，我把11年的青春留在了浙大，把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和回忆留在了浙大。特别感恩吴老师、沈老师和各位良师益友，感谢219寝室的姐妹们，感谢校园媒体的同事，感谢浙大校园里每一个相逢过的朋友和师长，感谢西溪校区的一景一物，赐予我宝贵的大学回忆。

拾忆当年的时光，我是如此幸运，褪去的是苦涩与辛酸，留下的皆是幸福和甜蜜。

顾杨丽，浙江大学新闻学专业1998级本科生，2002级新闻学硕士，2009级传播学博士，现供职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