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娜
1998年，我18岁，第一次出远门——从宁波去杭州读大学。陪我一起坐火车的，是我的母亲。火车上，我们还遇到另一个送女儿来宁波读大学的外地母亲，她将去杭州转乘列车回云南。
那是绿皮车的年代，一切都是慢悠悠的，慢到有足够的时间来走神。趴在车窗上，火车徐徐驶出，有风来，车外的每一帧景象被慢慢地抛在了身后……
20年后的此刻，当我打下这些字的时候，正在普吉。毕业多年，大学寝室8人齐聚在美丽的异国海岛。对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再远的出行，不过是一张机票的事；而相处的每一刻，手机就能轻松记录，微信就能轻松分享。但在车、马、邮件都不快的20年前，属于大学的拼图，却分散地记录在我们的脑海里。每一次的畅聊，如果谁想不起什么了，总有人帮着搜索出记忆的碎片，再一片片地拼凑还原出旧时光。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就在1998年的夏天之前，那里还是杭州大学。对于1998年入学的我们来说，新浙大和老杭大，像是任督二脉，都得打通。
报到那天，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校广播台正在播放小田和正的《突如其来的爱情》。我的寝室在4幢219室。如今，4幢早已不在，但当年却是西溪校区规模最大的一幢女生宿舍。每到饭点，宿舍门口附近站满了男生——他们往往是来等住在4幢的女友一起吃饭的。哪个男生是常来的，哪个男生又是常帮忙打水、拎水的，一目了然。
我在寝室里见到的第一个同学，是韩璟。那天下午，她突然进来，认了一下自己的床铺，打了个招呼，又很快跑出去了，她家就在学校附近。那天的她，穿着烟青色的T恤，白色裤子，长长的头发随意扎成马尾搭在后面，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身形纤细，好看得很。再到后来，我知道她是我们班高考分数最高的，总分在杭州排名文科前十一。而且，还是班里“唯二”高考数学满分的同学（另一个正好是我，这成了我们后来可以互相吹嘘的资本）。最难得的是，完全没有美女包袱的她，不仅智商一流，情商也一流，话风幽默，善于自黑。后来她结婚生女，更是妥妥的“黑娃”段子手。20年前的第一眼就确认过，她完全符合我理想中对女生的美好设想。从相识开始，她也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和我顶头睡的金冉，是16岁的少年大学生。父母都是兰考中学的老师，她是龙凤胎里的姐姐。她的记忆力惊人，是我们寝室的“搜索引擎”，20年前的某时某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去问她一般准能有收获。后来，她用硬实力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她一直揶揄自己有“社交恐惧症”，但明明她的人缘是最好的，大概和她很少计较的性格有关。
沈丽，表面娇嗲，内心强大阳光，怎么损她也不会翻友谊的小船。她艺术天分高，会写会画，会做菜会品酒，江湖人称“小狐狸”。
班长林丹是温州人，性格直率做事麻利，她有两大爱好：吃和读书。不上课的冬天，她就买上一堆火腿肠，穿着大红色的睡衣，趴在厚厚的被窝里一边啃火腿肠，一边看宿舍楼下出租屋借阅的口袋言情书，一目十行，催人奋进。大学四年，她博览群书，很快就借无可借。据她本人称，她是先看完了图书馆里的阿加莎，才转战口袋书的。到了大四，她买了台电脑搬进宿舍，每天沉溺于“模拟人生”的游戏和韩剧《蓝色生死恋》中。
下铺的顾杨丽是和我同寝室时间最长的同学。除了本科四年，我们还是研究生时期的同宿舍同学。无论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或是现在，她有一个坚持20年不动摇的主题：“我好像又胖了！”她是嘉善人，我们寝室大一时第一次集体出游，去的就是嘉善的西塘古镇，她父母热情招待了我们。
邱芳和唐晓慧大学时总在一起，邱芳安静沉稳，晓慧可爱率真。毕业后，她们分别回到了自己家乡所在的《萧山日报》和《余杭晨报》，成为各自报社的业务骨干。大二时有一回，我找晓慧说点事，一直找到4幢的浴室。那时，宿舍楼里的浴室都很简单，除了水龙头，没有任何遮挡。我刚进去，还没开口，晓慧就惊呼：“你拍我洗澡干吗？！”原来，我脖子上还挂着摄影课用的凤凰牌机械相机。那会儿，我们最喜欢上的课就是摄影课，其次是暗房课（依然是摄影课）。我大学时最喜欢的一张黑白照片，是我坐在学校花坛边的一张侧影，是邱芳无意中拍的，也是她在暗房里当作业洗出来的。
不止是自己的寝室同学，其他同学中个性分明的也很多。课堂上，只要“问题”少女陈亮发言提问，基本上就是老师“头大”、同学欢乐的时刻。男生之中，网瘾少年王增军总是夜间出没网吧，也因此有了“夜游”的美名。生日在三月八日的“妇女之友”童阳，是一对龙凤胎里的弟弟，大学时经常很认真地对我们说：“我姐姐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那时的我们，像脑残粉一样，欣赏着上一届的“四大美女”学姐，觉得真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也像挑剔的评委，品评下一届的“三大美女”学妹。因为学校里的各种机缘，我也认识不少师兄、师姐、师弟、师妹，还和个别灵魂特别有趣的人，比如1999级的学妹曾唯潇，令人一见如故，再见倾心。还有1999级的天才诗人楼巍，充满诗情，大学时叫我“女神”，结婚后叫我“大姐”。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这或许是最好的状态吧。
大学时，系里流传着四大帅哥教授之说。虽说有多个版本，但最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版本是：沈爱国、徐忠民、邵志择、潘向光。其中，论“流量明星”，非沈爱国老师莫属。看他的课就知道：逃课的人少，打瞌睡的人更少。
他教我们新闻写作，第一堂课就让我们批判性地记住了《猛男救困男》的新闻标题，这个标题指向一则关于公安民警救助被困在电梯中的男子的社会新闻。偶尔，他也会岔开话题，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上正在流传一种很不靠谱的说法：“人分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这句话给我们不少女生留下了考博的心理阴影，以至于我在大四考研那会儿，就明确了一点：我的未来，硕士将是我的终极学历追求。虽然我明明知道“人分三种人”只是一句玩笑话。
新闻系的老师，回想起来都熟悉而亲切：本科时的班主任吴飞老师，教我们新闻编辑，我印象中的他一直笑呵呵，几乎没有板脸训人的时候。也是在他的课上，点名时，我和另一个同学毫无默契地帮另一个逃课的同学，一起高声喊了“到”。声音还是一前一后，当场就暴露了，但似乎也没有受到惩戒。(www.xing528.com)
教新闻史的何扬鸣老师比较严肃，他的卷子也是最难考的，不管别人考得好不好，反正我只是勉强及格。严谨低调的黄旦老师，他写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字，也是我背过的逻辑最严密的教科书，没有之一。我们大三时，他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教主持人概论的俞虹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跟我们说小崔（崔永元）和小白（白岩松）等主持人的故事，后来她去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我工作后，曾经在电视台某综艺节目的研讨会上碰到她，她和敬一丹在一起。
在新闻系上的所有课中，最重量级的，是金庸先生给我们上的一堂课。大二上学期，1999年10月26日，田家炳书院309教室，受邀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给新闻系上课。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下了“欢迎大师兄”的字样，好不容易成了金庸“学生”兼“小师妹”的我们，早早坐在了下面。尽管消息并没有公开，但闻风而来的外系学生也陆续赶来，将教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时年75岁的金庸先生思维清晰，表达流畅，他没有说他笔下的江湖和人物，而是给我们扎扎实实地上了一堂“新闻思想课”。作为昔日《东南日报》的记者编辑和《明报》的创办人，资深报人金庸说：“新闻媒介是保卫政权的强有力工具，党和国家对其要有控制……在一定自由上对媒介进行正确导向，才能使中国新闻界迅速发展壮大。”
当年听了这些话，有点失望。毕竟，当时的我们，更想要一个恣意江湖的“大侠”金庸，而非一个“絮叨”甚至“无趣”的老报人金庸。一直到工作多年后，再来回味这堂课，才从当时的失望里回甘，也更理解了“金大侠”的“智慧”。
金庸写的是出世的江湖，而他本人却是入世大家，文章内外人情世故皆通达。他搭建起一个瑰丽的江湖，让平凡的我们暂时躲避现实世界。但他的江湖里，又处处是现实世界的影子：侠之责，爱之苦，欲之累，莫不如是。回到新闻的世界，亦是如此。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这是金庸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而当时我们系报《新闻与传播》的报名，也是金庸题的词。
几乎每一个浙大人都知道，竺可桢老校长给大家留下两个问题：你来浙大做什么？离开浙大以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学时，西溪校区图书馆入口大厅的墙上，就写着这两个问题。
有趣的是，后来的浙大BBS论坛上有这两个问题的“标准答案”：你来浙大做什么？——混；离开浙大以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混混。
当然，这只是一个段子。
反观自己的大学，“混”却是常态：逃过很多课，上课也是一言不合就打瞌睡，就连四年的课堂笔记都没有好好记全过，全靠韩璟同学的笔记过关。以至于后来我对自己的字已经无感，只有看着她的笔迹，才能背得进去。即便这样，大三那年还“混”到了该学年所有科目考试的班级总分第一名。
临时抱佛脚的考试能混，但做记者的能力却没法混。如今回头看，无论是在系报《新闻与传播》担任责编，还是在校报《求是青年》担任责编，以及每一次寒暑假在报社实习，我对待每一篇文章，倒没有一次是不认真的。大概潜意识里，我就是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所以不敢怠慢。但成为记者，也只是职业技能的学习罢了，并不是真的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直到很多年之后，穿过时间的迷雾，我才恍然大悟。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遇到的人大有关系——你遇到有趣的人，你也会变得有趣一点；你遇到豁达的人，你也会宽和一些；你遇到热爱生活的人，你也会积极一些；哪怕你只是遇到些好看的脸，你都会觉得世界因此美丽了一些。
而这些，不就是我在这所大学获得的最大收获吗？
在这里，包括大大小小的报社实习在内，我遇到了良师，遇到了挚友，遇到了太多的智者，遇到了太多有趣的人，遇到了比爱都稀罕的了解，也遇到了距离刚刚好但永远都在你后方的扶持。18岁开始，在最美好的时间相遇，然后一路前行，彼此欣赏，互相修剪岁月的枝丫，最终变成更好的我们。
1998年的那辆绿皮列车，慢悠悠地朝着未来出发。那一刻的我，甚至有点沮丧：在此之前，我梦想的是另一所学府。而后来的我，却充满了“小确幸”：即便人生再重来一次，我还是会按照现在的路径重新再走上一遍。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轨迹，都是命运的神迹。我爱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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