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冉
今年是我上大学20周年。也就是说，我的大学四年是1998年至2002年，名副其实“跨世纪”的大学生。作为1980年前后出生的人，我们在童年时代时对于“21世纪”“下个世纪”“新世纪”的憧憬，是21世纪的当代孩子所无法理解的。
在我幼小的想象中，20世纪的冰雪到了21世纪就会立刻消融，这个世纪的问题，到了下个世纪就会瞬间瓦解，新世纪就等于新世界。当然，到了读大学的年纪，已经不会这么幼稚了。日子一天一天过，每一天似乎都和前一天相同，但变化也并非只在世纪末的一瞬间才会发生。
高考完，阴差阳错填报了杭州大学的志愿，报到的那天，校名怎么就变成浙江大学了？一开始要听小喇叭吆喝，到寝室楼下接电话，从哪天开始突然能在寝室里打长途电话了？BP机和小灵通流行了没多久，怎么就没有了？大一、大二时每周都能收到的信，什么时候开始变少的？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个前辈去世了，新闻系并入人文学院、金庸来当院长了，《都市快报》创刊了，OICQ流行了，寝室里出现电脑了，大家都有手机了……世纪之交，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陆续发生着。
借着给沈老师交作业的机会，我来怀念一下我的大学，怀念一下再也回不去的城市和日子。
我是从豫东一个小县城考上杭州大学的。在上大学之前，最远只去过省会郑州市。那时高铁还在遥远的未来。从我家到杭州，要坐1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报到的时候，和一个考进杭州大学计算机系的高中女同学同路，第一次知道有人是会晕火车的（她本人也第一次知道）。那个女生上车不久就开始反胃，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在呕吐和昏睡中交替度过。后来的四年，春运暑运我们常会结伴回家（她会吃药预防晕车），买过站票，见识过火车上的厕所里塞五个人这样匪夷所思的场景，也算是结下了轮子上的革命友谊。2018年7月底，高中毕业20周年的聚会上，我见到了大学毕业后就没见过的她，两人紧紧拥抱，一阵唏嘘。
在上大学之前，杭州于我，只活在白居易的诗里。“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那一句，我们汴州人也很熟悉。下了绿皮火车，出了嘈杂的杭州火车站，杭州才在脑海中转变为实体。
父母送我到校，我自告奋勇地领他们去报到的体育馆，却迷路穿行到了东横，转了向了。从此知道在江南，横平竖直的路少有，东西南北的认路法是行不通的。
后来在杭州度过四年，时不时会受到一些类似的文化冲击。有次全寝室一起去绰号“小狐狸”的室友家玩，每人都被分配了一些家务，我的任务是买葱。这还不简单！拎着两块钱的大葱，我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小狐狸”看了，一脸不可置信：“这哪里是葱，明明是大蒜！”哈？我表示想不通，明明大家说的都是普通话呀！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江南的气候，也是和北方截然不同的。在北方，热是暴晒艳阳，冷是凛冽寒风。而在杭州，梅雨季潮到褥子长霉，冬天冰冷的湿气又侵心蚀骨使人无处遁形。雨多，雪少，所以出梅的大晴天和偶尔的下雪天，适合逃课。
我家那边的自来水是地下水，温度很低，是不敢用冷水直接冲凉的。而在学校，浴室收费一次3元，可以换两串炸里脊，是笔不小的开销，故而我一年中有多半时间是在寝室楼的水房洗澡。水龙头是没有花洒的，只有一个水柱直冲下来，憋口气冲过去，水柱砸在身上，像个小小却有劲的拳头。广告班有个酷酷的短发女生，就连冬天也在楼道一头的水房洗澡，穿着男款的大短裤，端着脸盆哼着歌在楼道里来回走。
还有很多无关紧要的南北差异，比如读大学之前我只见过卷状的白色卫生纸，刚到杭州，就觉得一刀三色粉绿黄的美洁面巾纸好新奇呀。
但是，最大的冲击还是饮食差异了。近年常有所谓甜粽咸粽之争、元宵汤圆之争、各式月饼之争。在杭州上了四年大学的我，练就了一个兼收并蓄的胃，甘作“骑墙派”——美味当前，站队这种举动多么得不偿失！虽然远离故土，偶尔想念家里的烧饼、凉皮、荆芥凉面，但三食堂的蟹炒年糕、早餐的糍饭团、食堂旁边弄堂的炸里脊、寝室楼下小店的贡丸汤、知味观的鲜肉月饼、新丰小吃的鸡粒包、街头小摊的葱包烩、塘栖同学给的枇杷、慈溪同学带的杨梅、室友那儿抢来的笋干和山核桃，给味蕾带来的慰藉是新鲜、厚重、丰满的，也是后来我回到北方以后屡屡念及便勾起馋虫的。
大学毕业后离开杭州到北京读研，之后留京定居，我在长江以南生活的时间，就只有大学的四年了。我打江南走过，不是归人是过客。但这路过的风景，带着氤氲水气，带着油润绿意，在心底长存。
马一浮先生作词的浙江大学校歌里唱道：“惟学无际，际于天地……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然而，在大学阶段学了什么，我一概不记得了。隔壁班的邢同学说，当年班主任吴老师曾在黑板上写下TRUTH，说，你们未来工作的核心是“真相”。她当时“为之一振”。而这么有意义的场景，我完全没有一点印象了。对不起马先生的叮嘱，对不起吴老师的教诲。
记忆中残存的，都是课堂上尤其是非专业课堂上更接近娱乐的部分，只对那种“哇，有片子看”“这节课好轻松”的雀跃感历历在目，比如俞虹老师在主持人课上放奥普拉脱口秀专访迈克尔·杰克逊的节目，胡晓云老师在广告策划课上放戛纳广告节的获奖作品，徐忠民老师在美学课上放悠扬的纳西古乐，徐敏老师在“大众传播与社会性别”课上放茱莉亚·罗伯茨的《永不妥协》，张卫中老师在大四没几个学生上的“中国文化概论”课上放了半个学期的1987版《红楼梦》，毕玲蔷老师在外国文学课上读卡夫卡和拜伦，并发出尼采式鄙夷的呐喊：“我孤独，你配吗？”哲学老师带我们去爬保俶山葛岭找抱朴道院的教学方法，……现在想来，我系的课堂真可谓丰富多彩。
老师们的颜值和气质俱佳，以沈爱国老师为代表的帅，以朱菁老师为代表的美，使人赏心悦目，如沐春风。其他老师亦各有风采气度。(www.xing528.com)
大学时，班级更多是名义上的概念，寝室才是活动的基本单位。大一新生报到的那天，大家陆续到寝室里，待在自己的床铺上，挂着羞怯的笑，偶尔聊两句。直到傍晚时分，丹丹摆出材料，教大家用空心塑料棒折五角星，气氛立即融融，一体感油然而生——“气场丹”的组织协调能力由此众目共睹，之后从班长到条线“名记”，乃至跨界教育，无一不大放异彩。
大一时我们寝室的人一起去过西塘。那时的古镇十分清净，有好吃的麦芽塌饼。大家还一起去杭州的同学家看碟：在“小狐狸”家看《大白鲨》《深海圆疑》，在璟璟家看《史上最大作弊战争》《催眠》；我们还一起尝试看过狮子座流星雨。后来集体活动渐少，有人谈恋爱谈得意乱情迷，有人看小说看得昏天黑地，但同居一室，卧谈会、熄灯后的杀人游戏、听“伊甸园信箱”里万峰骂人，这样的群体性节目是没人缺席的。叽叽喳喳，七嘴八舌，黑暗中碰撞着噪声，流淌着欢乐。
很多时候大家两个一组、三个一群地开展活动。在《还珠格格》播出的时间，挂着电视的三食堂就成为娜娜和“小狐狸”准时赶赴的“胜地”。学校的其他“还珠拥趸”也从各个角落涌向那里，像是要共襄什么盛举。
我和邱邱曾经一起打工。那时《都市快报》初创，找人贴宣传海报，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去应聘，然后流窜于杭城各小区，趁人不注意就在公告栏、楼道口贴上一张，因形迹可疑还曾被正义的大妈围追堵截。那时还没人知道这份报纸以后会有多大的影响。
前几天去普吉岛参加娜娜浪漫的婚礼，4幢219室的8个女生又一次重聚。从一起折五角星的那天至今，20年过去，我们这些花儿，都没有老，都还在开，并为曾陪伴彼此开放而感到幸运。
寝室之外，并肩战斗过的有系报的同事。大概是在金庸“大侠”来做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挥毫题写了“新闻与传播”的报名，小报以此为契机改版，我跟对面寝室的曹歆开始做专题版的编辑记者。当时儒雅的黄旦博士从美国访学归来不久，任副系主任，我们俩去做了他的专访，并攒了一版“走近黄旦”的专题。同寝室的娜娜做另一个版的责编，完好地保存了这张1999年11月30日的报纸，今日翻出，我跟曹歆回头再看，竟不觉得当年的提问很没有水平，不禁为年轻时（我17岁，曹歆19岁）的业务能力暗自得意。系报的小团队还曾经冒着微雨彻夜在西湖边游荡，谁的青春时代不曾搞过行为艺术呢？
大三下学期开始准备考研，“西一”教学楼三层的一个小教室，只有几排座位，总没有课，就成了我固定的自修教室。还有经管学院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物理系的一个男生，每天就是这么四个人，各自看书，或趴桌睡觉。临近期末，我跟经管学院的两个不知不觉有了只言片语的对话，物理系的男生仍然沉默。突然有一天，那男生买了整个西瓜拿到教室里说：“大家一起吃吧！”攒了大半个学期的无声默契，化成这一刻会意的笑容。
还有10幢416室的兄弟们，“童羊”“阿花”“大熊”、师弟楼巍……喜欢摄影的“阿良”把他们闪光的青春定格在了胶片上。
大学时代的朋友们啊，有的友谊历久弥坚，有的已经散落天涯。不管怎样，正像歌儿里唱的，“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使我的回忆绚丽多彩。
记忆像损失了大半的拼图，只剩下一些碎片无处安放。
暂且在这里记下这些碎片：4幢大妈“莫文蔚”；每月60元补助和南门可以取10元现钞的ATM机；我斥巨资220元购入的心头大爱松下CD机；广播里的陈丹、石磊、小涛、谷勇华；班级西湖划船时朱同学的落水；录音“乐小虫”的演出做广播新闻作业；校园风采大赛上的“牙箍黑妹”；“一·二九”大合唱《让世界充满爱》；铺着石渣的操场和绑在鞋子外的四轮滚轴；体育馆的跳舞机；去图书馆四楼看《灵异第六感》和《燃情岁月》；军训的投稿和半夜拉练去军营打靶；暗房课和浴室旁边的冲印店；北门外的录像厅；永谦的高晓松、老狼、朴树、叶蓓和达达；考研完去网吧刷夜看《流星花园》；在丹丹电脑上看《幽灵公主》；2362信箱和毕业前撕掉的一大袋信；离校前一晚看男生打夜场篮球，数学系某同学骨折的鼻梁；在东站和“小狐狸”分别后止不住的悲伤……
毕业后去清华读研，换了专业，领略了另一种校园：一种更朴素的、务实的、有正气的校园，然后熬夜做论文，焦虑地求职，紧张地答辩。相比起来，大学本科的四年，是散漫的，无忧无虑的，飘着满园的桂花香的。遍寻物料作怀旧线索时，我找到了2002年在《都市快报》刚刚工作十天的职场新人“小狐狸”写来的信，里面说“我怀念我一无是处却不担一点责任的学生生活”，少年不识愁滋味，这才是大学生活能那般美好的真谛吧。
转行以后，我再没有真正从事过新闻工作。刚上大学时对战地记者的崇敬、对深度调查的向往、对媒体行业的憧憬早已褪色，手锈笔霉，更没有铸就可以担道义的铁肩，只是被时代裹挟着向前，做一份平淡的营生，应付家庭琐事，在闲暇看一朵花、一只虫，过自己的小日子。但我仍会像关注娘家人一样默默留心媒体动向，祈祷昔日同窗在那日益严峻的媒体新生态中杀出新天，安然无恙。
如今，手机拍摄如呼吸般自然，拍照发朋友圈不费吹灰之力，它们成为我们的“外挂”大脑，使生活的一切有迹可循。关于影像资料寥寥的当年，我有时候会想，经过年月发酵的记忆是可靠的吗？这些事曾经真实地在我的人生中发生过吗？
想起我的大学，感觉自己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金冉，浙江大学新闻系新闻学专业1998级本科生，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现供职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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