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璟
20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经历了一场空前成功和空前失败的高考。
空前成功，因为语数外三门主科发挥极好，好到接近或达到满分。记得报纸上公布全省高考分数那天，按照排名密密麻麻印了好几版，考号前几位代表城市。我挑出那些杭州本地的考号，手指点着，一个一个数下来，杭州排名十一。至今，这仍是我人生排名最靠前的一次巅峰体验。若干年后，我还经常靠高考数学满分这件事情来树立“人设”。
空前失败，政治、历史两门强项，一门低空掠过及格线，一门干脆考了个不及格。回想起来，我这记性不大好的毛病，那时候就有潜伏，到了真刀真枪考基础知识点的时候，妥妥地阴沟里翻船。
还好，最后的总分还是能进我一直仰慕的杭州大学。就这样，带着自以为甩开爹妈、奔向自由的好奇心，我跨进了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认识了一群人生中最重要的挚友。
我常常回想，大学是什么？
是人生最后一段“无所事事”、可以专心念书的日子。
老杭大的文脉很有名，有夏承涛、姜亮夫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据说曾经和北大一时瑜亮。从中文系独立出来的新闻系青出于蓝，作为高考热门专业，集合了一群魅力与实力齐飞的老师，颜值与智商并存的同学。在那传统媒体强盛、媒体人“茂盛”的时代，四年大学，我们怀着理想而来，奔着情怀而去。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黄旦老师，似乎生就了一副做学术的风度和气派，洋洋洒洒，深入浅出，温文儒雅，治学严谨，标准的学者“人设”。据李君娜的回忆，这是唯一一门她无须靠我的笔记过关的课，“黄旦老师的书就是一开始很难背，每个字都有逻辑关系，但只要背下来，就全文都通了”。
另一位沈爱国老师，多年后被师弟、师妹们票选为最受欢迎的老师。其实早在20年前沈老师就已是“吸铁石”“定盘星”，讲起课来顾盼神飞、文采精华，各种段子的背后，是多年沉淀而来的实战经验，内化为学科常识，丰富而扎实，鲜活而灵动。
邵培仁、吴飞、俞虹、朱菁、邵志择……这些老师开启了一扇扇大门，启迪了我对新闻职业的全部向往。那些人气最旺的课是不用点名的，大学的意义并不在于“教书”，而是“点灯”。正如《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里所描述的，新闻“也许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不太一样的视角；也许触动了社会神经的某种痛觉；也许波动了大众内心深处的某根琴弦；也许点燃了寒冷小屋中一盏人性的灯。”
课余，看书、看片，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地看，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看，爱看什么就看什么，不求意义，不求高上。去图书馆一排一排找书，突然发现一本没有被借走的刚上架的畅销书，那种高兴程度，和群里发100块红包，我一个人抢到98块差不多；和室友一起深夜看恐怖片，无师自通学会了捂住脸从指缝里偷瞄的恐怖片观看指南，没有被片子的恐怖吓倒，却常常被身边人的尖叫吓倒。经历了12年的应试教育，进了大学才初步领略了“无用”的快乐，原来人也可以从“必须有为、必须有用、必须有益”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如龙应台所说，千山万水走到最后，我们最终的负责对象，还是“自己”二字。所以，不必为了符合他人对你的想象而活。观看、探究、思考、判断，过程即是意义，甚至追寻意义本身都太过刻意。显姓扬名、富贵有余之外，凡夫俗子，柴米油盐，乃至闲坐发呆、虚度光阴，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人生。有一位很爱辛弃疾的师兄给我解说过一句苏东坡的词，“此心安处是吾乡”，思想独立、精神明亮、心灵安适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大学是什么？是欢欢喜喜、蹦蹦跳跳、磕磕绊绊，正式跃入社会的预备期。
进学校没多久，寝室的第一次集体活动是去女同学家过夜，去看那场据说是20世纪最大的狮子座流星雨。凌晨顶着黑眼圈起床，顶着寒风上天台，八个人把她全家过冬的被子毯子都翻出来披在身上。可惜，一整晚阴云密布，对着世纪流星雨许愿的梦幻少女场景并没有发生，留存下来的记忆就是一群人在露天瑟瑟发抖，以及昏天黑地地补觉和逃课。(www.xing528.com)
大一进了《浙大学工报》编辑部，跟着1995级、1996级的学姐做三版。但刚谈恋爱的人真的很忙，编辑部几乎没去过两次，就连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太清楚，和另一位每晚都去编辑部自修聊天的同学（男）形成鲜明对比。回想起来，再选一次，我还是会——先谈恋爱！那种不管不顾一头扎进去的热情，人生大概也就那么一次。领悟便是，所谓“好”的衡量标准越来越多样化，成绩已经不是第一标准更不是唯一尺度。
大二暑假和班长林丹一起进了钱江晚报社文艺部实习，同学有去都市快报社的，有去浙江日报社的。一到中午时间，一群聒噪的大龄“熊孩子”就开始楼上楼下各报社间大串联，叽里呱啦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我一直遗憾自己的嗓门不够洪亮，以致不能成为单位春晚的优秀主持人，但在2000年夏天那个午休的大办公室里，我制造的噪音不亚于凌晨突然打鸣的公鸡。可我的指导老师们，只想在梦里寻觅人生的平静，并不想做闻鸡起舞的斗士。今天的公众号曾经拿来形容“90后”的一切负面词汇：自我、娇气、好逸恶劳、长不大，等等，放在当时的我身上，完全成立。
实习到后来，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一个个铅字，那种仪式感油然而生。那一段时光，终于开始领悟到必须靠谱。如果你迟到，你的采访对象也许就会消失不再接受访问；如果你采访不到好的内容，报纸上就会出现一篇质量低下的烂稿；如果你拖延，你的编辑就必须一直等你的稿子……职场上“独善其身”并不是什么贬义词，先修自身，再及其余。
今天看来，以往种种对我都意义非凡。从小到大，生活、读书在一个方圆不超过500米的范围。大学虽然还在本地，但好歹把方圆500米拓展到了方圆5公里，开始脱离爹妈的视线，独立生活（不考虑每个月的生活费和周末洗衣服务的话）。对于18岁的人来说，这已经算是“壮举”。作为一个很会读书的传统意义的标准好学生，进了大学，终于开始学着不要那么“好”。开始约会，开始逃课，开始和老师私下就作业讨价还价。大学教育给我的启迪是什么？做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师长说东我不敢往西的学生，或者做一个自己会看情况、能试错、下判断的人。这是大学四年给我的更重要的启迪。
感谢《我的大学》，让我和李君娜、金冉、曾维潇一起回忆了许许多多散落在记忆里的时光碎片。所谓同学，有的近在咫尺却因为懒惰而疏于问候，有的天南海北却时时在微信里相亲相爱。气味相投的朋友，不用多，有那么两三个就够了。
杭大四年，特别想写写那个被我戏称为“雅典李君娜”和“大猪”、互相欣赏20年的人。
毕业后进入解放日报社的那两年，基本上都是跟着李君娜混的——文艺部里她先混熟，引荐我，跟着同一个导师，号称“哼哈二将”，踏遍上海文娱界；饭桌上她热场，我捧哏，只有她在，我才能放松自如地碰杯子、讲段子、拍桌子，因为我知道桌上有一个永远会帮我兜底的人；版面上她先行，我紧随，由于她转正比我早，那篇刊登在文艺版头条、署名“记者李君娜 实习生韩璟”的大作，我出力、她赚工分，至今记忆犹新。
她是那个看我去租房子就要把自己的床分给我的人，是我离开上海时两人会像“傻子”一样在餐厅对坐流泪互道舍不得的人，是舌灿莲花、笑容甜美、把我亲妈哄得以为她才是亲生女儿的人，是可以一起出游、在海水里喊“救命”我的家属第一时间自发自觉游过去救援的人，是那个她结婚我不惜打破“劳模人设”缠着领导签字请假、飞过去捧场祝福外加做业余司仪的人。
因为她，我认识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人；因为她，我自己也变成一个还算不太乏味的人。
曾有人说，新闻人应该具有这样的特质，“是精神意义上永远的年轻人，是内心充满诗意的人，是认清生活真相却仍然热爱生活的人。”
回首20年，深深感恩我的母校。即使和曾经的职业理想分道而行，依然记得当年种下的理想主义者的种子，永远年轻，永远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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